清朝兴起史-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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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七大恨”（3）
第七恨为明朝责令建州退还哈达，恢复其国，褊袒叶赫，此事前已论述，谈不上什么恨。
总之，努尔哈赤所谓明帝欺人太甚的“七大恨”，只有第三恨伐木之争，明朝全无道理，第一恨杀父、祖之仇，明朝应负其责，但不是无故蓄意杀害，而是“误杀”，并且明朝还承认其过，有所抚恤和封赏，其他五恨，理由都不充分，根据比较薄弱，都难成立。
“七大恨”的具体仇恨，固有很多不尽准确之处，但努尔哈赤利用这七件事来说明的主要论点，来表达女真——满族对明朝政府暴政的愤怒，却不是没有根据的。“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个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是明朝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这是千真万确的，是为两百多年双方交往的历史反复证实了的。明朝的所有皇帝，哪怕是沉湎酒色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昏君万历帝，都自命为承奉天命的真命天子，要女真尊他为“天皇帝”。辽东文武官将，也是高不可攀，贱视“诸夷”，称努尔哈赤为“奴儿哈赤”、“奴酋”，称建州为“东夷”，称蒙古为“西虏”，一切少数民族都是“蛮夷”，都是低贱之人，对之任意欺凌，百般盘剥。查收贡品，辽东边将“验其方物，貂皮纯黑马肥大者，始令入贡，否则拒之”。明将还勒令入贡女真献纳珍珠豹皮等土特名产。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例于日晡时开市，买卖未毕，遽即驱逐胡人，所赍几尽遗失”，实为公开抢夺。至于双方来往，那更是一在天上，一在地下，贵贱悬殊。前面曾经提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对于一个明朝小小的游击胡大受，努尔哈赤就尊称为“游府老爷”，求他将“老亦可赤忠顺情由奏与朝廷”。就是这个游击，第二年又命差人持书，宣示建州守法，不许攻打朝鲜，其《宣谕文》有下述言语： 以尔与朝鲜构怨，“故差官余希元前来宣谕”，“尔达子若不量而妄动，则所欲如缘木求鱼，所为如以肉投虎。况皇灵震叠，敌国议后，一举足间，而他日之大祸判矣”，尔“当敬恭承命，体领至意，传谕各众头目，自此以后，务要各守封疆，永遵禁约”，否则，“圣天子在上，顺抚逆剿……毋贻后悔”。一则大模大样地叫什么“宣谕”，二则既贱称为达子，还要加个犬旁，视如禽兽，三则勒令遵守国法，服从命令，否则大军征剿，从内容到形式，自事情到称呼，皆令人难以忍受，辱人太甚了。这只是小小游击的所作所为，至于威镇东北的辽东总兵官征虏将军，辽东巡抚，中央兵部尚书，以至“天皇帝”，其贱视女真的恶劣程度，更是不说自明。
对于这种被视如禽兽的极端低贱的恶劣待遇，女真无不痛心疾首，十分愤恨。《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一载，皇太极致书辽东巡抚袁崇焕说：“我两国之所以构兵者，先因尔驻辽东、广宁各官，尊尔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犹如神人，俾天生诸国之君不得自主，不堪凌辱，遂告于天，兴师征讨。”
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领兵出关，攻城略地，发布木刻揭榜的“七大恨”文，告诉汉民说：
金国汗谕官军人等知悉： 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欺凌，千态莫状。木刻榜文原件藏北京大学，转引自孟森： 《明清史论著集刊》，《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
《满文老档》还具体地总括了明满交往中，明朝官将侮辱女真族的情形：
昔日，太平时期，女真与尼堪（明国）贸易往来之时，不仅明国官员之妻子，就连小人之妻子，也禁止女真看到，藐视女真诸大臣，欺侮凌辱，用拳殴打，不许站在门口。明国的小官、无职之人，到达女真地方时，随便进入诸见勒、大臣之家，同起同坐，恭敬设宴款待。这三段材料，深刻地、科学地、有力地谴责了明朝昏君贪官劣将自比天高，贱视凌辱女真的横暴行为，尤其是榜文所说，明朝“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止”，真是十分准确，异常生动，感人肺腑。
明朝君臣之可恶，还在于他们制定的对待女真“分而治之”的方针，“七大恨”反映了努尔哈赤及整个女真族的另一主要目标，就是反对明朝破坏统一女真的事业。“七大恨”的第二、四、五、六、七恨，虽然不够准确，根据薄弱，但它所讲的，都是明朝政府干涉女真事务，破坏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正义事业。明代两百多年的历史证明，女真只有克服涣散分裂状况，联合起来，统一起来，才能强大，不怕他族侵袭，摆脱明朝贪官劣将的盘剥，抵制明朝政府执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生产才能大发展，民族才能迅速发展、进步。而这正是明朝政府所担心的事，它一定要执行“犬牙相制”、“以夷制夷”的分而治之政策，为此不惜重金收买，巧言相骗，调兵遣将，武力镇压。从董山到王杲，从仰加奴、逞加奴到纳林布禄和布寨，以及对努尔哈赤的多方刁难甚至准备兴师问罪，都是一个目的，不许女真各部统一起来。分则弱，为明所喜，合则强，为明所惧，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努尔哈赤就是要用“七大恨”来表达他和全体女真坚决反对明朝政府的欺凌，坚决反对明朝阻碍女真统一目的，他要维护女真的正当权益，他要当统一女真各部的强大的女真国汗，仅此而已，并没有与明为敌，取而代之，入主中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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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七大恨”（4）
“七大恨”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目标，是正义的，是合理合情的，女真就是应该统一起来，这是时代的潮流，民族的希望，应予以充分肯定，应当支持的，它对激励女真奋发图强，英勇冲杀，艰苦创业，反抗明朝政府的压迫，起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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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萨尔浒之战（1）
一、 腐朽明朝欲灭建州
天命三年（1618，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征明，十五日抵抚顺。虽然抚顺只有守兵一千余人，城池也不坚固，但努尔哈赤并不挥军强攻，而是采用了诱骗之计。前一日，他遣人于抚顺马市传说：“明日有三千达子来做大市”，次日寅时，果来叩市，“诱哄商人军民出城贸易”，随即“乘隙突入”，轻取抚顺，降游击李永芳，接着又取东州、马根单等城堡台五百余，掠人畜三十万，编降民千户。二十一日，击败辽东总兵官张承胤、副将颇廷相来援之兵一万，杀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等官五十余员，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
败报至京，“朝野震惊”。除了立即遣兵数千出关，加强防御以外，明廷决定调兵四方，大举征剿，议兵十万，议饷三百万，起用杨镐为经略，李如柏为总兵官，克期进取。明朝政府这次发兵，并不仅仅是为了打退建州的进犯，将其逐回旧地，护卫辽阳、沈阳，保证辽东安全，而是欲图诛戮“元凶”，彻底消灭建州。
建州攻下抚顺不久，同年闰四月，明辽东巡抚李维翰立即移咨朝鲜“申严防备”，待机合剿。咨文说：“今照建酋奴儿哈赤，猥以属夷，无端生事，计袭抚顺，公行叛逆，罪大恶极，法当诛讨。”六月，李维翰又移咨朝鲜驻兵义州，“遥为声援”，强调指出：“看得奴酋逆天犯顺，罪在不赦，业蒙皇上大奋赫怒之威，慨发三百万帑金，调摹十数万精兵，特遣经略专主征讨。彼幺麽小丑。曾足膏吾铁钺哉？”
征虏将军、辽东总兵官李如柏，讲得更加明白。他移咨朝鲜说：
盖夷人之性，大类犬羊，负义忘恩，无所顾忌。近如建州夷人奴儿哈赤，数十年来受我天朝豢养之恩，许开市通贡，养成富强。及羽翼甫成，遂生心背叛，袭破我城堡，戕害我将士，此乃王法所必诛，天讨所不赦者也。今已有明旨，选精兵百万，勇将千员，分路并进，务擒元恶，枭首藁街，献之九庙，灭此而后朝食也。吴晗： 《李朝实录史料》第2994页。
既说依法必诛，罪不容赦，又说要生擒努尔哈赤，枭首藁街，献与九庙，这样的处置，与四十四年前将其外祖王杲押解京师，献俘阙下，磔杀示众，完全一样。
如果说这些咨文都只讲到对“元恶”的惩治，那么，明帝批准颁发的赏格，包括的范围就更广了。
万历四十六年（1618）十二月，经略杨镐奏上“擒奴赏格”，兵部尚书黄嘉善覆奏，万历帝批准，颁示天下及海西、朝鲜。“赏格”规定：
有能擒斩奴儿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世袭。擒斩奴酋八大总管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世袭。擒斩奴酋中军、前锋暨领兵大头目者，赏银七百两，升指挥佥事世袭。擒斩奴酋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者，赏银六百两，升正千户世袭。以上应赏功级，皆自军卒言之。……北关金、白两酋，擒斩奴酋，即给与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其朝鲜擒斩，照中国例一体升赏。……《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八。
“八大总管”，是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即“贵营捌兔（代善）、忙谷太（莽古尔泰）、阿卜太（阿巴泰），黄太住（皇太极），把布亥（巴布海）、羊羔儿太、汤哥太（汤古岱）、堵堵（杜度）”，“十二亲属伯叔弟侄”，指阿敏等人。中军韦都为额亦都，前锋阿堵为阿敦，书记大海是达海，女婿火胡里为何和里。《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四十七，转引自《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满洲篇四。这个“赏格”，既悬赏擒杀努尔哈赤，又要诛其子孙叔伯弟侄，已经是全家全族问斩了，还要屠杀其女婿、大将，连书记也未漏掉，所有大小头目都在劫难逃，这与一人犯罪，株连九族，十分近似。不仅如此，建州的一般女真，也要遭殃，因为赏格规定，叶赫金台石，布扬古（白羊古）贝勒，如果杀了努尔哈赤，他们就取代了其龙虎将军之位，就得到了建州敕书，占了建州地区。简而言之，大军征剿，既要将努尔哈赤家族斩尽杀绝，又要把整个建州（实即整个满族）全部消灭，这就是明廷发动萨尔浒之战的目的。
经过十个月的紧张筹备，兵、将、粮、马、甲、炮大体备办完毕，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后金天命四年）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在辽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誓师讨敌。议定兵分四路，北路为开原铁岭路，以原任辽东总兵官马林为主将，下辖管开原副总兵事游击麻岩等官将，监军为开原兵备道佥事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