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兴起史-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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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为开原铁岭路，以原任辽东总兵官马林为主将，下辖管开原副总兵事游击麻岩等官将，监军为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岫岩通判董尔砺赞理，共两万余人，从靖安堡出边，由北进攻赫图阿拉，叶赫出兵两千相助。西路为抚顺路，以山海总兵官杜松为主将，保定总兵王宣及原任总兵赵梦麟为副，分巡兵备副使张铨监军，按察司经历左之似赞理，官兵两万余，由抚顺关出，从西进攻。南路为清河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管辽阳副总兵事参将贺世贤等随从，分守兵备参议阎鸣泰监军，推官郑之范赞理，兵两万余，从鸦骨关出边，由南进攻。东路为宽奠路，以总兵刘铤为主将，海盖兵备副使康应乾监军，同知黄宗周赞理，兵一万余，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领兵一万三千余从征，由亮马佃出边，从东进攻。四路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叶赫兵，共十万零三千五百余人，号称四十七万。杨镐宣布军令十四款，当场斩杀抚顺逃亡的指挥白云龙，枭首示众，密令各总兵自二月二十一日依限出边，“务期尽灭贼”。
第四节萨尔浒之战（2）
明神宗朱翊钧
十万大军，千员上将，枪炮数万，四路合击，真是军威雄武，声震山岳，看来小小建州难敌天朝，将遭灭族灭种之灾了。可是，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出师之前，明朝政府的腐朽，已经决定了明军必然惨败的命运。
以至高无上的皇帝明神宗朱翊钧而言，此人不文不武，因循苟且，晏处深宫，沉湎酒色，厌理国务，二十多年不上朝，开创了懒君的记录，并且他还爱财如命，广括公私财帛，仅以祸国殃民的矿税一项，每年就额外征银五百余万两，纳入内库。朱翊钧骄奢淫，挥金如土，营建三殿，仅采楠木、杉木于川、贵、湖广，就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御用袍服，岁费数十万。册立太子，只是采办珠宝一项，就下诏取银两千四百万两，而每年，“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其子福王就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多达四百万亩。这样的昏君懒帝，怎能富国强兵，怎能处理消灭新兴后金强国的军机要务。
君如此，相又如何？此时明朝政府的中枢——内阁，正由著名庸臣方从哲独理阁政。此人才具平庸，柔懦媚上，“顺帝意”，“呢群小”，既无治政用兵之才，又缺乏匡时救弊奋发图强之志，也无识人任贤之眼，凡事敷衍塞责，苟且度日，当然也担当不起击败强敌巩固边疆的重任。
君昏相庸，政务必然废弛。官多缺员，六部堂上官只有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给事中、御史按制应有一百五六十员，可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无掌印之官，十三道亦止五人，一身兼数职。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官，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真是“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万历年间，本来已是民贫国穷，矛盾激化，人心思乱，贪婪的明神宗还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遣派豪横太监，分赴各省，开矿收税，大兴“矿税之祸”。这批矿监税吏，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到处“树黄旗，揭圣旨”，“吮人之血，吸人之髓，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甚至“伐冢毁屋，刳孕妇，溺婴儿”，致使全国“公私骚然，脂膏殚竭”，“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一、三百七十六；《明史》卷二百三十七，《冯应京传》。朱翊钧的暴行，激起军民公愤。从东北的辽河平原，到西南的云贵高原，自长城内外，到南海之滨，由边疆“夷寨”，到京畿重地，民变锋火到处燃烧，十余年间，大的“民变”多达数十起。
就全国而言，赋重役烦，国库空虚，军政废弛，兵变频仍，民穷财尽，人心思乱，而首当建州其冲的辽东，危机更为严重。要打仗，必须有兵，而且必须有精兵，有得到辽民支持的精兵。但是，此时辽东，既无精兵，更无受到人民拥护的好兵。辽镇马步官军原额九万四千六百九十三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实少二万二千人，除老弱病残，“其精壮不过二万有奇”。士兵之所以逃亡和衰疾残弱，主要在于官将的科派掊克。万历中期，兵科都给事中侯先春“阅视辽东”以后，上奏极言辽镇元气大损，总的是：
今辽虏患频仍，民生涂炭，权归武弁，利饱囊中。狐假虎以噬人，狗续貂而蠹国。钱粮冒破，行伍空虚，民脂竭于科求，马力疲于私役，法令不行，将不用命，民不见德，远迩离心。《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二十八，侯先春： 《安边二十四议疏》。
他还具体地叙述了官将勒索士卒的详细情节：
迩来私役百端，科索万状。即如镇静之夷马，开原之貉皮，清河、抚顺、宽奠、阳之人参皮张松果等类，无论其把持夷市，压买商贾，而牧放夷马，治料参斤，以至搬运百货，约用军士不止千名也。其采取木植，而清河等堡之军，昼夜皆居塞外。烧炒铁斤，而宽奠等城之军，终岁不得宁家。盖州之布帛，长奠之金银，海州之海参……如此之类，难以枚举，凡可谋利生财，无非军士取办，其包赔之苦，服役之劳，盖万万不可言也。如春发银五钱，秋收参一斤。（笔者按，人参一斤，市价为十两银左右。）春发银一厘或一卵，夏索鸡一支。……又以弓矢衣物鞍辔皮张等类，势给各军，而厚收其利，皮袄一则，索银七钱或五、六钱，皮裤一则，索银四钱或三钱五分。披肩段一块，长不满尺，阔不及半，则索银一钱。……夫辽左之军，惟家丁选锋月粮一两二钱耳，更叠科克，所余几何。逼之以不得不从之威，而挟之以不敢不扣之势，何怪乎营军之家十九之为悬罄也。既疲其力，又夺其财，则安望其出死力抗强虏哉。侯先春： 《安边二十四议疏》。
既是弱军，难御强敌，又是暴军，鱼肉人民。侯先春尖锐指出：
大将军遣各将领，提兵屯驻各城堡，近者一月，远者两三月，或更番往返，岁以为常。每丁军阶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一家倾竭，蚕食别室，稍不如意，尽行毁虏。马蹄经过，鸡犬一空，弓刀悬门，人皆丧魄。且领卒将官，尽是婪秽之辈，非惟不知禁戢，又身先导之，被害者安所控诉乎。其丁军未必御虏，而先遭一强虏也。民谣有云： 若遭大虏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盖深苦之也。侯先春： 《安边二十四议疏》。
第四节萨尔浒之战（3）
辽东本已民穷财尽，兵戈时起，又加上矿税太监高淮的骄横跋扈，掊克万端，更闹得天怒人怨，难以聊生。高淮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到辽东，至三十六年（1608）被辽东军民赶走，祸害辽民十年。他带领家丁数百，“自前屯起，辽阳、镇江、金、复、海、盖一带，大小城堡，无不迂回遍历，但有百金上下之家，尽行搜括，得银不下十数万，闾阎一空”《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三十六，朱赓： 《论辽东税监高淮揭》。。他“扣除军士月粮”，散发羸马给军，“收好马之价十倍”，又将“布鞭香袋米面诸货”，“无不派勒各营及民间”，勒收高价。《明史》卷三百零五，《高淮传》。当时辽东军民编了一首民谣，刻画高淮的贪婪和狠毒：“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六十七，宋一韩： 《直陈辽左受病之原疏》。这种“生命戕于鞭敲，脂膏竭于咀吮，十室九空”，“辽民极困”，“痛心饮血”的局面，怎能使军民一致，齐心抗敌！
君昏相庸，国穷民贫，赋重役烦，官将掊克，民不聊生，本已决定出师必败，再加上主持征伐的经略，任用非人，更加速了明军的覆灭。由部会推，经帝任命的经略杨镐，原任“经略朝鲜军务”要职，万历二十五年（1597）率兵四万，围攻岛山，倭将行长领兵来救，镐大惧，狼狈先奔，敌军追击，明兵大败，死亡两万余人，“辎重多丧失”。时人评述说： 此战，“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明史》卷二百五十九，《杨镐传》。。这个杨镐，还不知羞耻，隐瞒败状，“诡以捷闻”，为帝褒美，遭人揭发后，神宗震怒，欲令处死，后免死罢任。这样一个贪生怕死丧师辱国讳败冒功的劣材，竟被文武百官捧为克敌制胜安邦定国的大帅，从一个闲官，提升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荣任辽东经略，怎能不贻误军机。
领兵冲杀的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将官，多系“婪秽之辈”，爱财如命，畏敌如虎，尤其是对新兴建州的八旗劲旅，更是久闻威名，谈虎色变。早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努尔哈赤还只是辖领建州女真的一部之长时，号称骁勇善战的明朝副总兵李如梅，就对建州兵的精锐感到恐惧，他郑重其事地警告朝鲜国王说：“此贼精兵七千，而带甲者三千，此贼七千，足当倭奴十万。……虽以十人来犯境土，即报辽东而求救。西北虽有达子，皆不如此贼，须勿忽。”吴晗： 《李朝实录史料》第2476页。以区区十人之数，就敢进犯边境，致使拥兵上千的各城游击、参将，仓皇上告总镇，乞求援兵，可见建州兵之精壮，锐不可当，也充分反映出辽东边将的胆怯畏敌思想。随着建州的迅速扩展，明将对八旗军更是异常畏惧。比如，历任宜府、延绥、大同总兵官的麻承恩，是将门之后，早年“更历诸镇，以勇力闻”，万历四十年（1612）辽事紧急，以原官入辽，听辽东巡抚、镇守总兵官调遣。这位专任“援辽”的总兵官，当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抚顺失陷，辽东总兵官张承胤率兵往援时，竟率本部藉口“调防清河”而匆匆逃走，致使张承胤兵败被杀，全军覆没。七月，八旗军攻清河，麻承恩又以开原檄调为名，领军离阵，“致清河将吏一时陷没”。
万历四十六年六月，江西道御史薛贞上奏说：“近者杨镐疏中言，调到援兵，皆伏地哀号，不愿出关。又传塘报帖言，钻刺将领，见奴氛孔亟，都哭而求调。臣闻之不胜愤懑。”《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一。堂堂七尺之躯，以上阵厮杀斩人首级为专任的援辽将官、士卒，竟然伏地痛哭，乞求改调，不敢出关迎战，如此的畏敌如虎、贪生怯战，实为罕见，难怪御史“闻之不胜愤懑”了。
赋重役烦，国穷民贫，君昏相庸，帅劣将怯，士气不振，人心思乱，这样腐败的明朝政府，怎能与新兴后金相争，这样松弛胆小的弱军，怎能打败兵精马壮的八旗劲旅，萨尔浒之战，只能以明军的惨败而告终。
二、 新兴后金大败明军
萨尔浒，位于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今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天命四年（1619，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初二日，八旗军大败明西路杜松军于此，随即击破明北路、东路军，史称“萨尔浒之战”。
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会集四路官将，告天誓师，欲于二十一日分路出击，因十六日天降大雪，跋涉不前，改于二十五日兴师，定于三月初二日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