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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我是妓女吸毒者-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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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中心的材料放在我的挎包里。可是我如果继续这么混下去,甚至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一份《花花公子)杂志,坐地铁去上学。我是为戴特莱夫买的,他
很喜欢这份杂志,但我也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花花公子)这份杂志——说
真的,现在看来真不可理解,但在当时,在我们看来,这份杂志所展示的是一幅干净世界的
画面。正常的性生活,漂亮的姑娘,毫无问题。没有同性恋,没有无赖,小伙子们用烟斗抽
烟,开着赛车,腰缠万贯。姑娘们与他们睡觉,因为她们高兴这样做。有一次戴特莱夫对我
说,这些都是编的,是荒谬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阅读这份杂志。
    那天早上,在地铁里,我从这份杂志上读到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我没有全弄明白,因
为我完全处在恍惚状态中——我早上刚注射了一针毒品——可是我被故事描述的气氛所吸
引。故事发生在很远的某地,那里天空湛蓝,骄阳似火。当我读到那个漂亮的姑娘焦急不安
地等待她的男友从办公室归来时,我泪水盈眶,并且一直哭到地铁到站。
    课堂上,我不停地想入非非。我很想与戴特莱夫一道走得远远的,远远的。下午我们在
地铁动物园站时,我把所想的告诉了他。他对我说他有一个叔叔和婶婶在加拿大。他们住在
一个大湖旁边,四周只有树木田野,他们肯定会留我们住下的。但是他说在走以前,我最好
是完成我的学业。他先走,去找工作——在加拿大,这不成问题——这样,等我去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住上漂亮的木房子。即使他买不了,也可以租一幢。
    我对他说,我也很想完成学业。再说,我在班上学得也不错。今后不能再开玩笑,我要
专心学习,拿一个好的毕业证书。
    戴特莱夫与一个顾客先走了。我留在那儿。突然两个家伙从我身后冒出来:“你在这儿
干什么?”我立刻明白了:是便衣警察。我不怕警察:因为至今他们还没有找过我的麻烦。
几个月以前,我与其他年龄跟我相仿的女孩们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警察天天在那儿查巡。
但是他们只注意带着瓶子或香烟条的东柏林的人。这些人是警察追踪的目标。
    我很沉着,回答悦:“我等朋友。”
    其中一个便衣警察说:“你在拉客吧?”
    我说:“不,你想到哪儿去了!你看我像那号女人吗?”
    他们问我的年龄:“14岁。”接着又想查看我的身份证。我提醒他们注意,16岁才发
给身份证。
    看上去像个警长的便衣命令我把我的塑料包交给他。他从包里搜出的第一件东西是勺
子。他问我这是干什么用的。
    我回答:“吃酸奶。”
    但是紧接着他发现了注射器和剩下的东西,他们把我带到警察局。我不怕。我知道他们
不可能把一个14岁的少年投进监狱。
    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屋里,恰好在警长办公室的旁边。我甚至不打算扔掉藏在我的牛仔裤
小口袋里的可卡因。我连扔掉可卡因的力气都没有。一个女警察来了,给我脱衣服——全被
脱光了,包括裤权和胸罩——满身搜查,最后在牛仔裤里发现了可卡因。
    一个警察用打字机打了份详细的报告,又把副本放进一个大文件柜里。这下可好,我算
是被定为吸毒者了。但是,警察们待我还和气,他们对所有的吸毒者都重复着这样的话:
“怎么样,小姑娘,你干吗要这样呢?你才14岁。一个年轻姑娘,又可爱,可惜已经毁了
一半……”
    我不得不把我妈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他们通知了她。
    我妈下班后五点半来到了这儿,精疲力尽。她与警察交谈——警察总是那些现成话。
“唉,孩子们,”她说,“我真不知道拿他们该怎么办。我曾试图帮助她戒毒,但她不愿意
停下来。”
    这是什么话!“她不愿意戒毒”!我妈完全站在了警察一边。她什么也不明白,也不了
解我,更不知道海洛因。我当然想戒毒。但那又怎么样呢?这我倒很想让她给解释一下。
    从警察局出来后,她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还到哪儿游荡来着?——在地铁动
物园站吗?——你很清楚,你不应该去那儿。”——“我在那儿等戴特莱夫。我这点权利大
概还是有的吧?”
    她命令我:“不准再见这个不想工作的无赖、怪人。”接着她又问:“你去拉客了
吗?”
    我把她臭骂了一顿:“你疯了?你再说一遍试试看。谁让你提这种事?你把我当成妓女
啦?”
    她不再吭声。但是,打那以后,我的自由受到限制。我母亲冰冷的样子给我印象极深。
我害怕她撒手不管我了,的确,她不想再帮我了。可她又是怎样帮助我的呢,就会教训我:
“不准再去地铁动物园站。”“不准再去见那个无赖戴特莱夫。”
    她把我领回家。我第二天一早可卡因没有了。清晨,她从床上把我拖起来,盯着我:
“瞧你的眼睛,孩子,一点儿神都没有。你好像一脸的焦虑和失望。”
    当我母亲一去上班,我就赶快照镜子,我第一次看到自己毒瘾发作后的神情。我的眼睛
只剩下瞳孔了,又黑又阴沉。实际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感到热,擦了把脸。我又感到冷,就
跳进盛着滚水的澡盆里,我不敢出来,外面太冷了,我不停地往盆里添热水。我必须度过这
段时间,坚持到中午。早晨,在地铁动物园站什么也找不到,一个顾客也拉不到,也没有人
给你注射一针毒品。早上谁也不会有可卡因。总之,能卖给你毒品的人越来越少,阿克赛尔
和贝尔恩德到处钻营想办法:他们也越来越难弄到所需的毒品了。甚至戴特莱夫也常常无能
为力。至于其他人,即使有,他们情愿扔进水沟里也不愿意给你。
    毒瘾折磨得我越来越难受。我挣扎着爬出澡盆,在屋子里翻腾,想搜出一点儿钱来。客
厅门锁着:一声敲门声,进来的是我母亲的男朋友,他以为我在砸他的唱片。很久以来,我
就学会了用一块弯板撬锁的技巧。客厅里一分钱都没有。我突然想起我妈收集的全新的5马
克的票子,她放在一个啤酒盒里,搁在厨房的碗柜上。
    那盒子真沉。我拿着手都发抖。因为我的毒瘾犯了,再说我想到这是偷我妈的钱。我第
一次这么干,我总认为这么干太可耻了。但是,我和其他吸毒者一样,毒瘾上来忍受不了。
例如戴特莱夫的朋友贝尔恩德几乎把他父母的东西都卖光了——电视、电咖啡壶、电动刀。
一切可以卖的他都拿去卖了买可卡因。我至今只卖过我的手饰和唱片。
    5马克的钱票在盒子里滚动。四分之一克海洛因的价钱刚刚降下来:从45马克降到35
马克。我计算着:我需要七张票子,由于我接客时,每个客人一般都给我40马克,除了买
海洛因,我还剩5马克,这样我每天可以放回一张票子到盒里。只需要一个星期,我就能把
这些钱全部还清,我妈也不会发觉。接着,我带着7张5马克的票子溜出家门,来到柏林技
术大学餐馆——早上只有在那里才能搞到海洛因。
    由于我母亲每天晚上检查我的胳膊,我就在手上注射。老是在一个地方打针,那地方出
现了一块硬皮,我对我妈说那是一块伤口,总也愈合不了。但她终于还是发现了一处新鲜的
针眼。我承认了:“刚打了一针。我只是偶尔打一针;很少打,这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我妈狠狠揍了我一顿。我也不反抗。再说,我对此无所谓。总之,她把我当成坏透顶的
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训我的机会。她本能地找到了这种好办法。由于一个吸毒者只有在
堕落到底再也不行时,才准备认真地去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或者去自杀,或者去寻找哪
怕是仅有的一点微小希望来自我解脱,来戒毒。显然在当时,我远远不能懂得这点。
    我妈又找到了另一线希望。她送我去外婆和表兄家里度了一个月的假,可能以后经常会
这样做。外婆住在汉森乡下。我既高兴又优虑:我怎么能与戴特莱夫和注射品分得开呢?但
是我只得服从。然而我获准最后一夜与戴特莱夫呆在一起。
    柏林的最后一夜使我的精神振作了一点儿。与戴特莱夫过了一夜之后,我对他说:“我
们俩总是在一块儿。我想利用度假的四个星期彻底戒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希望你也
这么做。我返回来时,我俩都变成新人,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戴特莱夫同意了。他说他也下了同样的决心,正准备告诉我。我已经知道怎样搞到戒毒
药,过两天,他就开始找工作,不再在街上游荡了。
    第二天,在动身去外婆家开始新生活之前,我打了一针上等的毒品。到达那几时,我的
毒瘾还未发作,因为情况不太一样。在农场田野这种环境中,我的身体有种陌生的感觉。一
切都刺激着我,我的小表兄想爬到我的膝盖上来,后来我发现乡下的厕所很有意思。
    第二天一早,毒瘾的综合症状全在我身上出现了。我溜到屋外,逃进森林里,鸟的叫声
敲打着我的每一根神经,一只兔子也吓了我一跳。我爬到一座观望架上去抽烟。可我连把烟
抽完的劲儿都没有。如果我能死在这儿该多好啊!过了一会儿,我终于拖着身子回到屋里,
倒在床上。我对外婆说我得了流感。她同情我,但对我这副可怜相,她并不怎么担忧。
    我床头上有一幅张贴画: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握着一只注射器。下面有一句话:“瞧,这
就是下场。都是好奇所致。”我的表妹告诉我这幅画是学校里的人给她的。我不知道我妈已
经把我的事告诉外婆了,我盯着注射器,我只看得见它——其它的,文字和那只手都看不
见。我想象那支针管里灌满了上等的可卡因。注射器仿佛离开了画面,朝我走来。我盯着那
支可恶的注射器看了好几个小时,我几乎成了疯子。
    我表妹来看过我几次。她故意装着没有看到我的那副模样。她想让我听流行歌曲,她以
为那大概能让我轻松一些。想起来,外婆家那样关心照顾我,真叫人感动。
    戒毒的第一天显得那么漫长,没完没了。我不住地叹息。我梦见一个我在柏林见过的家
伙。老是梦见他,他全身裸露。他的脚烂了。他的双脚全黑了,几乎瘫了,快走不动路。他
发出一种恶臭,令人不敢接近,哪怕隔着两米远也难以忍受。人们叫他去医院就医,他只是
笑笑,像具死尸。实际上,他在等死。这个家伙的影子老是缠着我,眼前总是浮现他的影
子,除非我眼前冒出注射器,或处于毒瘾半发作的痛苦中时。一切又像第一次那样:我大汗
淋淋,发出恶臭,呕吐。
    第二天早上,我坚持不住了。我拖着身子走到村里的电话亭,给我妈妈打电话。我伤心
地哭泣着,央求她让我回柏林。
    我妈显得很冷淡:“哦,不行了吗?可你不是说你只是偶尔吸一点毒吗?那就不应该有
那么严重。”
    我投降了。但她只同意通过快件给我寄点安眠药。我知道在邻近的一个小城里可以找到
海洛因——那是我第一次在这里时知道的——可我没有力气走到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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