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堂-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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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在蓬勃发展、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中，苏州市的干部们有着诸多超人的领导艺术才能，其中之一就是他们不轻易否定任何一种有益于发展的特色探索，并在“百花齐放”、“万马奔腾”中善于寻找、捕捉和总结那些对特殊与个别、全局与局部经济发展有指导意义的典型经验。秦振华、顾仙根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示范作用和表率作用，使得那些跟在他们后面的乡镇社队学有方向、干有目标、你追我赶、争先为荣。
在这一时期，苏州市委、市政府还做了一件对促进乡镇企业异常重要的工作，拿学者们的话说，就是“政府推动力”。乡镇企业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在*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在其他世界经济史和经济学中同样找不到。西方经济崇尚的是自由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200多年前就创立了一种观点，即市场经济机制是一只“看不见”而无法抗拒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主导着市场经济，并认为这是推动经济的全部动力和内因。西方世界对这一经济形态特别迷信并常常以此攻击20世纪崛起的另一种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与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相比，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纯粹的政府主导下的一种经济形态。它在斯大林时期获得了空前的超越于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但后来这种经济形态证明也有其内在的致命缺陷，因而最终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中国同样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计划经济岁月，只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历史性的关键时刻，纠正和调整了这种单一性经济体制，从而避免了像苏联一样的噩运。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南乡镇企业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则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纠正和调整计划经济的那种僵化、单一和命令式的经济形态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从苏州最初的乡镇企业的诞生方式可以看出，华西式的“关起门来办厂”，其实最早的动力不是为了完成一种什么样的经济方式，而是农民们想改变自己的贫苦面貌而不得不想出的土办法。那时他们办乡镇企业或社队企业完全是一种无意识下的生存需要，也可以理解为“工业自由革命主义”，生产什么，卖什么，卖给谁，既无政府导向，企业本身又并不清楚，而是纯粹看需求来决定生产什么，办什么厂子而已。这个阶段同自由市场主义差不多，这个阶段的乡镇企业或社队企业的发展靠的基本上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如果市场上有人要我生产的东西，要的人多，我的企业就可能成功了，反之就死掉。这一阶段的苏州乡镇企业有相当一部分获得了迅速发展，原因是“*”时期和“*”之后的中国市场特别是百姓的日用品太稀缺了，几乎到了要什么没什么的地步，因而苏州社队企业生产的东西大多数是从小五金、到家具农具和油盐酱醋及衣着帽鞋等等生活日用品。“聪明”和“细工”是这一时期苏州乡镇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并获得广阔市场的秘诀。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6章八仙过海（5）
然而，我的父老乡亲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放栏的猪崽养不大。乡镇企业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经济企业形态，它的根是植在自由市场沃土中，可它的所有制则是“国有”或集体的。老百姓清楚，一头猪在它小的时候你放栏让它自由生长是可以的，可长到一定阶段再不让它归圈栏里饲养，一般情况下它不会长得很好，甚至根本就长不大。乡镇企业有点像这个“猪长”理论。
上世纪80年代前、中期，我国的农村改革风起云涌。中央的几个“一号文件”极大地鼓励和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使广大农民从“以粮为纲”的框框中解放了出来，有可能腾出时间和精力去办厂子、做买卖，于是原本就有大批能工巧匠活跃在民间的苏州乡镇企业便更是一马当先，大踏步地走在其他地区之前，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这一“模式”在著名经济学家、我的苏州大老乡费孝通先生的笔下就成了这样的理论：“我们说的这一‘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
苏州乡镇企业所形成的经济形式就是这样被叫做“苏南模式”的。后来理论家们将这一“模式”归纳为以下著名的“四为主一共同”学说，即：在所有制结构上，以集体经济为主，依靠村、乡自身的积累投入发展；
在产业结构上，以乡镇工业为主，带动农村多层次、多行业、多经济形式（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商运建服综合经营）的全面综合发展；
在经济运行机制上，以市场取向为主，率先进行依靠市场指导发展经济的探索和实践；
在利益分配上，坚持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以及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商品经济得到空前繁荣与发展，商品市场开始完全由卖方转向买方，竞争日趋激烈。这时，苏州市委、市政府出面进行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大推力”——指挥乡镇企业实行全面转制，引导其发展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和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这次“大推力”的结果，使乡镇企业原来的“四为主一共同”特征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像第一句中“以集体经济为主”，转变成了“集体经济、民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等多元化经济并存的格局”，由“依靠村、乡自身的积累投入发展”，转变为“多元化资金投入”；在产业结构上，也转向“内向型和外向型并举，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在经济运行机制上，也从“以市场取向为主”，转变为“遵照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和国内、国际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在利益分配上，也突出了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等多项并举措施，确保农民共同致富。同时在政府管理层面上，由原来全面的推动型为主转变为退出对企业的直接掌控和管理，积极引导企业遵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政府致力于为发展经济、统筹城乡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提供服务。这种按照乡镇企业发展的自身规律来调整政府的管理职能的做法极大地激发了乡镇企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使得苏州乡镇企业不仅没有在民营经济蓬勃崛起和全球经济冲击中国市场时遭淘汰或崩溃，反而迅速转舵，再度乘风破浪，显示了苏州人民驾驭经济大船的英雄本色。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6章八仙过海（6）
这是后话了。
但无论哪种形式，苏州市委、市政府在促进发展乡镇企业过程中所坚持的一个大方向始终没有改变，即想尽办法，帮助发展，让集体经济不断壮大，让社会事业迅速强盛，让百姓共同享受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社会主义财富，这是苏州历届领导班子的一个共同特点，这一传统至今仍然保持着，并且与其他地区作比较的话，明显感觉苏州当年留下的“走共同富裕道路”理念对后人的影响是那么深刻。
有人常把苏、浙两省作比较，前者是靠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后者是靠民营经济发展成长的，两者各有所长。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一二十年里，苏州的优势毫无疑问，但到了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十来年间，浙江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得以集体经济为主导的苏州经济曾经一度出现困惑与徘徊。经过前二十年博弈及近十年来的转制和调整，补充民营经济及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苏州与浙江重新拉开了距离。许多到浙江参观的人再到苏州走一走就会有明显的感触：苏州地区的公共事业比如道路、交通、城镇建设、农村设施包括基层文化设施等方面，要比浙江的多数地区好得多。这所谓的好，我知道是苏州在*十年代通过乡镇企业积累的财富用在了社会事业建设上，比如修桥铺路、建馆筑街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苏州一直走在全国各地区的前列，这是因为他们在发展乡镇企业时落脚点非常清晰，即要“走共同富裕道路”。
苏州市委、市政府的执政理念和全市人民的实际利益紧密结合，才创造了美丽而强大的苏州。这美丽而强大的苏州，就是富有历史文化与地域特性的文化姑苏和充满现代化风情的新苏州的和谐统一。
从积极鼓励各出奇招，小打小闹到“放水养鱼”、“全面开花”；从大力宣传“八仙过海”经验，到鼓励“做强做大”，苏州乡镇企业在进入80年代中后期时，已经呈现第二次“异军突起”之势。至1987年，全苏州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已达124万，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也达到了人均3400元的水平。这个时候的农民纯收入也从1978年的人均102元／年提高到395元／年。开始富裕起来的农民，除了添置“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电视、收音机、电扇等），各村各户比着造房盖楼，那正是“白天厂里忙，回家盖楼房”。
然而，这一阶段苏州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最耀眼之处，就是以“八仙”为表率的一大批拥有管理经验和经商经验的乡镇企业家得到了迅速成长。他们跟在“八仙”后面，鼓足干劲，瞅准机会，一跃而上，或后来居上，或紧追不舍，如万马奔腾，形成滚滚洪流，推动着全苏州的经济大发展。像张家港的华尔润、梁丰、澳洋，常熟的波司登、秋艳，吴江的鹰翔、永鼎、亨通等企业的领头人，都是在那个时候先后成长起来的优秀乡镇企业家。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优秀基层干部、共产党员，事业心和责任心强，有宝贵的奉献精神，又善于刻苦学习，同时又懂市场，且没有不良习性，故而能够带领农民兄弟们在“离土不离乡”的广阔田野上开创中国特色的一种全新经济形式，并为富饶美丽的苏州增添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及向更高更快的发展目标提供了宝贵经验。
若干年后的2008年初，我到昆山采访，主人一定要我参观一下他们的“好孩子”。这是我早就听说过的一家著名企业，到那里才知道他们的老板原来也是一位乡镇企业家成长起来的“大亨”。
“好孩子”在1972年前是昆山陆家中学的校办五金厂，宋郑还接手之前连年亏损。老宋把它接过来后，发挥了当时乡镇企业善于与上海“攀亲”的优势，联手上海某企业做童车生意，结果一做就是20多年，一直做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童车“巨无霸”厂家，现在的年销售金额已接近百亿元，国内外员工20000多人，为国家上缴的税收共达数十亿元……
永鼎集团的老板顾云奎是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