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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我的天堂-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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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把种田的农民叫“乡下人”或“阿乡”。“阿拉”和“阿乡”只差一个字,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则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根本不可能成为平起平坐的同等人。这乡镇企业发展了,“阿乡”不仅受到了“阿拉”们的另眼看待,而且还居然被邀请到大上海来为他们在大学里念书的儿女们上课……没听说过吧·然而在*十年代,这种情况还真不少。袁勤生是其中的一个。他这个教授做得有滋有味,甚至暗暗有些得意——这是看得出来的。“我觉得脸上蛮有光彩的。农民能把腿上的泥巴洗掉,穿上皮鞋,坐着‘大林肯’到大学去教课,这事孔子如果知道了也会惊呆的。”袁勤生这样得意地说。关键的问题是,袁勤生不仅当上了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且他的课程广受欢迎。我见他的时候,他说一个月里最多有近20天被请去讲课。
  “你的企业咋办·”我有些担心。
  “我的企业有一定规模,一年有近千万元的利润就行了。没有刻意要做到全国第一、世界前茅。但我有经验,特别是管理方面的可以形成课堂教案的案例。这是其他乡镇企业家可能少有的,所以我用一半时间去当教授,一半时间用在管理企业上……”袁勤生说他没有因为当教授而影响了企业发展。
  这是一个有自己追求的乡镇企业家。他说能把自己的“农民办工业”的经验和学问搬到大学讲堂,比办企业本身更有意义。
  上世纪*十年代,苏州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城市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是前所未有的。那种灵活的机制,灵活的管理,灵活的分配形式,对长期吃大锅饭的城市国有企业是个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乡镇企业职工的待遇和企业所形成的高速的经济效益,在当时的国有企业员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第6章八仙过海(2)
“阿乡”比“阿拉”吃香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苏州农民们的聪明和闯劲,改变了几个时代的城乡之间观念上的差异。这在袁勤生身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城市人听了他的课和赚钱经验,时常目瞪口呆,羡慕得直流口水。那个时候城市的职工和市民过的日子并不怎么宽余,也就刚刚家家户户有了电视、冰箱、抽水马桶这等水平。能像袁勤生开着“大林肯”招摇过市的绝对想都不敢想。当时我就听说,有上海剧团某女名角欲“下嫁”苏州的乡镇企业家,条件是:一幢别墅,一辆“皇冠”。“不就是三五百万嘛!”苏州乡镇企业家中有几个*一些的家伙对此皆想入非非。袁勤生属于“档次高一点的人”,他不换老婆,但他要换自己的身份——在家当农民、当乡镇企业家,而到了城里他是教授,开林肯车,身边外带秘书,这在当时是最阔的那一族。我的这位老乡牛就牛在他当教授可不是摆花架子,而是实实在在地广受大学欢迎的真教授。
  他头上冠有几个全国第一:第一个被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的乡镇企业家;第一个出书的乡镇企业家。够牛!“我叫袁勤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我现在的这个厂过去是个小水泥制品厂,就是做些水泥楼板一类的东西,最好的一年也有过30多万元的利润。但后来大家觉得有钱了,就开始了‘吃光用光分光’的‘三光’政策。今天来一个客人十个人陪吃,你吃我拿,我吃你拿,最后负债15万元,可固定资产只有13万元。后来我接手该厂,觉得不能这么干。乡镇企业也得有个发展不是·有人说农民办厂多半是扶不起的刘阿斗。我不服,于是就试着上任了。企业好坏,人是关键。于是我慢慢摸索并形成了一套以人为中心的一体化激励工作方法。概括起来两句话: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我不准干部向下面的人说‘调动’积极性,而是要求他创造有积极性的环境和气氛。我们这里的干部权力是很大的,不像国有企业,开除一个人要报好几级组织批准,我们可以一句话就开了他。但我从不用这样的权力,我靠宽容来软化和教育那些有问题的积极性不高的人。我聘用人从不看档案,我只看他的表现。他表现好,我就重用他……所以我现在出去讲课,十天半月不回厂,也不会有问题,企业生产照样好好的。你不信可以去问我厂里的任何一个人……”这是我第一次见袁勤生时,他在现场给一个大学的几十名教授和讲师授课时所说的一段话。
  当时我特意观察了一下听课的那些大学教授和讲师们,他们个个神情兴奋,满脸不可思议——
  “对人讲宽容”、“用人不看档案”,在那个时候,这些话就像今天我们听“神舟七号”飞天那么新鲜。
  袁勤生在苏州乡镇企业家中算非常另类的一个,而且至今人们对他仍有争议。多数乡镇企业家是纯粹的农民出身,或者说是农民中稍稍有些文化和头脑“灵光”(聪明)一点的人,但他们都带着泥土的土味和庄稼人的憨厚与狡黠,干出“名堂”和多赚钱是他们奋斗的基本目标,于是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效益,即账面上的钱数,而这种思维导致的直接管理行为是抓工人们“手头的活”、抓工厂“供销账本上的数字”。这都没有错,乡镇企业毕竟是“企业”嘛,市场经济离不开数量、质量和效益这类基本要素。但*撰写的《资本论》告诉我们,企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实现还有其他一些要素必须注意,这就是人的要素。人是创造所有效益和数量、质量的直接的和决定性的要素。在毛泽东时代,人们通常把实现这种要素的根本管理行为叫做“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在苏州乡镇企业发展史上,有人就开始十分注意人的素质的培养并注重发挥它的特殊作用,其中最典型的要算袁勤生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6章八仙过海(3)
1990年那会儿,就在苏州的乡镇企业如火如荼,“半壁江山”呈现除深圳特区经济模式之外的另一种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当口,《人民日报》曾在重要位置刊发了题为《袁勤生的开明管理》的长篇通讯,专门对这位具有独创管理理念的乡镇企业家进行了介绍。那个时候人们对“理念”一词还不熟悉,其实袁勤生的“开明管理”,体现的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苏州的乡镇企业后来发展成一种经济模式,除了地域优势和苏州人经商的传统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精英都能像袁勤生一样,以“开明管理”的理念贯穿着办企业、搞经济的全过程。
  当年像袁勤生这样有头脑的乡镇企业家在苏州为数不少,也正是这些人异常活跃及他们的榜样力量,使得苏州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并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最终形成排山倒海之势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几年内最闪耀光芒的经济现象之一。
  我不得不继续提到高德正这个人物。在苏州市发展的30年里,每一届领导都有传奇的经历和让历史铭记的业绩,正是许多像高德正这样从小生长在这块热土上,又异常熟悉这里的农村和农民实际情况的干部能够身先士卒,带着对家乡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满腔热情投入工作,才使苏州经济与社会得以持续稳定发展。
  在我所涉及的有关苏州近30年间的发展史文字资料及采访对象的口中,高德正在大办乡镇企业的那段辉煌历史时期里,提出和力主做的两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件是他提出的“牛鼻子经济”,另一件是当时的苏州地委及后来的苏州市委十分重视抓典型。关于“牛鼻子经济”将在下一章里阐述。现在说说高德正那一届苏州市领导重视抓先进典型的事儿——
  上一点年岁的苏州干部们都曾对我说过,当年苏州乡镇企业发展中有过“八仙过海”的一段佳话。所谓“八仙”说的是当时在苏州影响非常大的在创办乡镇企业中业绩突出的八个乡党委书记,或者说“能人”吧。这八个人是时任张家港杨舍镇党委书记的秦振华、昆山城北镇党委书记的王金华、常熟大义镇党委书记陶祖荣、吴县木渎镇党委书记陈忠南、苏州郊区娄葑镇党委书记顾仙根、太仓沙溪镇党委书记陆春林、吴江盛泽镇党委书记吴海标和张家港西张镇党委书记吉瑞庆。
  那天在苏州相城区采访,中午在饭桌上遇见现任区委书记顾仙根。他无意间冒了一句:当年他也是名噪一时的“八仙”之一。这不免让我抓住时机请顾书记好好回忆了一下当年他当娄葑镇党委书记时的乡镇企业发展情况和苏州市委抓“八仙过海”的一段佳话。
  顾仙根说,他当年所在的娄葑镇也是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地方。关键是当时的苏州市领导非常会利用典型来鼓励其他乡镇迎头赶上,形成全地区乡镇企业“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局面。“我记得当年的苏州市领导在干部会议上说得最多的一句是毛主席的话: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们很会抓典型,擅长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苏州地盘上能人很多,把能人的经验传播、释放出来教给大家去做,使得一般的乡镇都能学有方向、干有目标,或者直接地传帮带,这样乡镇企业就如星星之火,迅速成熊熊燃烧的燎原大火。”

第6章八仙过海(4)
顾仙根说,他所在的娄葑镇,在上世纪70年代初苏州地委提出的“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要求下,初步形成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之后在1976年至1978年间,在过去的“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基础上,向城市工业协作配套加工方向拓展。这个阶段,像常熟、张家港、吴县的社队企业总产值均超过了1亿元,而且还出现了几个超1000万元的乡镇。当然,后来发展的速度就更不用说了,“亿元乡”、“亿元村”在苏州大地上到处都是,也就不稀奇了。
  “1979年至1983年,苏州地区的乡镇企业又出现了一个发展高潮。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全会‘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精神鼓舞下,苏州地区领导带领我们冷静思考、科学分析,探索发展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后,一方面充分利用有利的区位优势,积极发展同城市大工业的横向联合;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调整整顿,在改革分配制度和提高管理水平上下功夫,使得下面越干越起劲。当时的娄葑镇就是利用与苏州市区近的有利条件,采取与一些大企业联合加工和生产产品的方式,获得了社队企业的高速发展。‘块头’越来越大了,百姓得到了实惠,干部出去的面子也大了,加上苏州市的领导以各种方式不停地宣传我们几个典型,把我们放在一个竞赛的平台上,每年进行一次评比,这种方法很管用。我们苏州人讲究面子,大伙儿放在一起,谁发展快,谁达到了什么指标,到头来一公布:干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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