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与世界-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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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大概是50万至60万亿美元，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总值2％不到。我们不应该对此有太多期望，但在艰难时期这是一个不错的帮助。
　　记者：市场已经有了积极的信号，道琼斯指数已经越过8　000点。您认为这是一个恢复的信号吗？还是说，经济复苏尚待时日？
　　菲尔普斯：我刚才说过，仅仅一次万亿的注资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经济状况。这可能会减缓经济下滑的速度，也可能会给困于经济衰退的国家一些信心，但它不可能带来可持续的复苏。它只是一个缓冲，可能会使经济小小地反弹一下。
　　记者：那2　500亿的SDR基金呢？您觉得这会带来什么？
　　菲尔普斯：万亿资金当中包括5　000亿的特别提款权，给世界银行的2　500亿，还有其他一些部分。我认为出发点是好的，很高兴富裕国家在当前情况下对落后国家，尤其是经济衰退的国家施以援手。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数字是多少，它占全球全年GDP的2％不到，未来的两三年内不会有真正的改变。
　　记者：您刚才提到不能期望太高，那么您觉得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还应该做什么？各国应该如何合作？
　　菲尔普斯：在解决金融系统问题方面，G20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不幸的是，全球领导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刺激计划，几乎没有把时间留给改革计划。没有正常运作的金融系统，我们不可能回到正常的繁荣状态。当前金融系统不可能正常运作，因为系统有太多的积弊。大家都知道银行业正受困于坏账，或者称为有毒资产，因此都不愿意与银行打交道。
　　银行信贷投向应由个人住房转向传统商业
　　记者：咱们接下来讨论一下有毒资产，您觉得PPIP项目真的能帮助银行处理掉这些资产吗？还需要做其他事情吗？

2006年诺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寄望2010（2）
菲尔普斯：许多经济学家非常肯定地认为它不会起作用，我很惊讶。在我看来，这一项目很有可能运作良好。主要问题是纳税人需要花多少钱才能使其生效，这是一方面。另一个问题是，纳税人付出一些代价，去掉有毒资产之后，会带来多大好处？会带来金融系统的恢复吗？我有些怀疑。原因之一是，有些新的监管方式会限制银行对外放贷。比如说，在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同意把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作为新监管体系的一部分。这一措施提高了银行补充额外资本的成本，进而不利于银行发放贷款。所以，这类似于一种两难情况。一方面，我们不想让银行不停地借、借、借，再不停地贷、贷、贷；但另一方面，如果银行没有对外发放足量的贷款，怎么能指望有足量的投资活动？如果没有足量的投资，怎么可能有合适的就业率？所以我想，金融系统应该建立某种新银行。现行银行的规模会缩小，因为鉴于新的资本监管要求，它们发放的贷款量不会增加，甚至会有所减少。但我们可以建立新型银行来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什么样的银行？
　　菲尔普斯：我希望新型银行能够致力于商业投资。我想我们需要回到过去的方式，有银行支持出口，有银行支持农业，有银行支持个人或家庭，有银行支持住房贷款，与此同时也有银行支持商业信贷，诸如此类。但是我们缺乏针对商业投资，尤其是针对长期投资、创新项目的银行——这类银行我们一直缺乏。没有人问：“致力商业投资的银行在哪儿？”没有这类银行，就没有大量的商业投资，也就不可能有繁荣。
　　记者：那您觉得这类银行为什么消失了呢？
　　菲尔普斯：这是个好问题，要想看清楚这件事就像读一本好的侦探小说。差不多每周我都会学些东西。我想是在1990年美国国会的一次立法，对购房贷款大力提供信贷支持。然后在1998年和1999年又通过两项法律。现在又有一项法律，在巴塞尔确立的资本要求，也就是《巴塞尔协议》，这一协议对个人按揭贷款的要求比商业贷款低很多。这相当于刻意要求银行远离商业贷款，而把业务重点转向住房贷款。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前总统布什期间的减税政策给人们一种错觉，让人们感到更加富裕，税负减轻，天哪，我们能过更高水准的生活。大笔一挥，布什总统就让人感觉自己更加富裕了——尽管实际经济并没有证明这一点。这使得许多家庭都在想：“我们可以负担得起更好的房子。”或者“没必要租房子了，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虽然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但很多人都想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华盛顿许多政策的特征使得经济走向了房市泡沫。
　　记者：您刚才提到有些经济学家认为PPIP计划不会起作用，而您却不这么认为。那么，您和其他经济学家的期望，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菲尔普斯：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银行不愿发放贷款，我也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银行愿意贷款。我们完全不知道。虽然没法肯定，但应该试一下。我觉得政府联合私人投资，把1万亿或是2万亿的不良资产从银行系统中剥离出来，银行感觉好多了，愿意对外发放更多贷款，这是有道理的。我想唯一的问题就是纳税人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
　　记者：有些人说，可能银行不愿意出售那些不良资产，因为这类资产的价值被低估了。

2006年诺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寄望2010（3）
菲尔普斯：2008年10月1日，我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很有可能由于政府定价过低，银行不愿意出售不良资产；也有可能政府定价过高。我想整个PPIP计划背后的想法是：政府会与私人部门的专家们密切合作，也就是那些非常了解银行不良资产价值为几何的人。定价过高或过低的问题，可能会通过这种方式解决。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的反对声音，我们拖延了几个月才出台刺激政策。现在又有可能许多人对新计划进行长久的争论，我觉得这是很不幸的。
　　记者：现在让我们再次关注改革，您刚才提到我们需要减小当前银行的规模，建立新型银行。这种新型银行会给银行系统和经济带来哪些好处？建立这类新型银行要面临哪些挑战？
　　菲尔普斯：我不是金融工程师，不可能把建立新银行要面临的问题讲得面面俱到。但我和其他一些人的想法是，新银行要起到现有银行由于受制于资本监管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尤其是商业领域，长久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服务。所以我们要扭转这种局面。我们有住户资助，有农业资助，有出口资助，什么资助都有——除了商业资助。现在需要一些新银行来支持商业。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这为商业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在与房地产市场，与农业部门，与出口部门竞争资金时，商业不会再处于不利地位。
　　政府引导的资本主义会扼杀创新能力
　　记者：每次危机都会带来改变、改革甚至革命，除了创建新银行以外，您认为在未来我们还应该做哪些改变？
　　菲尔普斯：我觉得，并不是每次危机都能带来进步。每次危机都带来一系列的改变，其中一些被证明是好的，但另外一些就不怎么好。比如20世纪80年代，生产效率停滞，结果失业率上升，卡特总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接受一些顾问的建议，放松监管。他寻求连任失败之后，里根总统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所以继续实行去监管化政策。公司之间开始激烈竞争，结果都损失惨重——尤其是那些衰落行业。现在它们不得不接受救济。同时，这些行业没有得到投资，比如说航空业，其他受到高度监管的行业也是如此。这是受危机影响而出台的改革政策，并最终导致了许多问题。同样，大萧条时期的一些改革非常好，比如说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建立，人们可以进行证券交易而不用担心会被抢劫、被欺骗。这一点非常好。但政府同样创造了另外一些新机构，许多学者认为它们阻碍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恢复进程。所以，我们希望此次危机中坏的改革尽量少些，好的改革尽量多一些。我认为应该对金融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银行不再短视，实行分红、提升资产透明度——一长串的名单。G20对其中大部分进行了讨论，并且给出了许多详尽的细节。但我害怕在此次危机之后，人们会丧失对资本主义的信心。这一点很不幸，因为正是资本主义带动了19世纪的发展，即使在20世纪仍然有许多国家受益于资本主义。如果弱化资本主义体系，恐怕我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第二点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金融部门背叛了资本主义，金融部门的行为是错误的，业余、愚蠢、有赌博倾向、傲慢、没有寻求专家的建议。恐怕资本主义要对金融部门的罪恶付出代价。接下来应该做的事是彻底改革金融系统、加强监管、建立需要的新型机构，比如刚才提到的新型银行。与此同时，要保持资本主义的精神，要对创新或是创业公司保持开放，对所有这些保持开放。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将见到创新精神的衰退。这不仅会使得工作非常无聊，股东得不到报偿，而且会使投资减少、就业停滞。我担心资本主义会因此次危机而遭受打击，社会将付出巨大代价。但这并不是必然发生的，我们可以改革金融部门，它是问题之源。

2006年诺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寄望2010（4）
记者：您有没有看到一些不利于改革的迹象，可能会损害资本主义的创新能力？
　　菲尔普斯：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欧洲现在有妖魔化对冲基金、质疑私人直接投资公司的倾向，就好像它们是麻烦的源头似的。它们不是麻烦的源头，一般而言，对冲基金运作非常保守，因为其经理有很大一部分资产投资在基金上。有一点很令人担心，欧洲可能会受偏见影响，关闭对冲基金和私人直接投资公司，或者加大监管和限制。我们会看到最终结果如何，但再说一次，我不觉得有极度悲观的理由。刚才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对不良资产问题过分悲观，我同样不愿意对监管持悲观态度。但是美国或一些不利的改革政策非常奇怪，大谈严格监管对冲基金和私人直接投资公司，它们不是问题。
　　记者：据我了解，此次G20讨论过加强对对冲基金监管的问题，您觉得这会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吗？
　　菲尔普斯：有些政策是良性的，比如说要求对冲基金进行注册，或者要求对冲基金向监管者公开其资产情况，我觉得这也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所有战略行为都必须向公众公布，这对对冲基金是非常有害的。公司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一旦对外公布，两小时以后就不会有优势了。
　　记者：您觉得美国当前为增进投资所做的工作充分吗？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
　　菲尔普斯：我不反对好的基础设施工程。当然，有些基础设施工程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但与此同时，也有某些项目不明智，或者说不成熟。我觉得不应该过分绝对化，所有的项目都应由私人部门实施。如果私人部门不愿意或者说没有能力，就不应该实施项目。我觉得这是个错误。但另外一方面，我也不愿意见到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或者政府资助的建设项目变成在美国具有主导地位的投资形式。自1910年甚至更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