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与世界-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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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底特律街头，满眼是一片萧条凋敝的景象——见不到有几个行人，随处可见大片废弃的工厂、倒闭的餐馆和商店，曾经热闹的住宅区已人去楼空，许多代表底特律最鼎盛时期的奢华建筑已经空置了几十年。在最繁华的市中心，通用总部所在地——文艺复兴中心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孤独，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暮年老人。
底特律的未来何去何从
美国汽车业变得如此衰败的原因是长期形成的，也是复杂的——例如，福特创立的高工资传统，当美国汽车工人平均时薪高达70美元时，日本汽车工人的平均时薪仅为50美元，这样就造成了美国汽车业生产成本高昂。同时作为一座老汽车城，它背负了大量退休工人的各种福利，不堪重负。再如，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出电动汽车的国家，而电动汽车却被扼杀在摇篮中（原因与石油商对美国政策的巨大影响密不可分）。高能耗的汽车随着能源危机和气候问题将被人们抛弃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美国汽车产业却未能在新型汽车领域中抢占先机。
美国汽车工业的出路，成为摆在奥巴马新政府面前的巨大问题。很多美国人认为拯救汽车工业是个无底洞，只会浪费纳税人的钱，应该让其自生自灭。而汽车工业和上下游产业聚集着几百万美国人的就业，如果任其倒下，不但会让美国工业的支柱产业彻底消失，也会引发社会动荡，所以，美国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由于汽车产业的萧条，底特律开始尝试转型，近年来一些赌场在这里大举兴建，此外，据当地居民讲，好莱坞影视业也来到底特律考察，不排除将底特律发展成为影视基地的可能。奥巴马新政府正要求3大巨头努力改革，而所有这一切能否使这座老城扭转颓势、起死回生，一切都还是未知数。而不知假如福特还在世，面对如今的底特律，又将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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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尔大学金融学教授黄明：金融衍生产品洗劫中国吗（1）
“华尔街现在流行这样一句话：你设计出一个复杂的金融产品，在欧美卖不出去，一定能卖给中国。这值得我们深思。”美国东部时间2009年4月5日下午14∶00，康奈尔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黄明在康奈尔大学接受新浪财经《亲历变革中的美国》赴美报道组独家采访时表示。
黄明教授在美国学习、教学多年，并于2004年受邀回国在长江商学院担任金融学教授，非常熟悉中美两国的情况，对此次经济危机的来龙去脉和中国应该得到的教训及启示均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黄明博士现为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金融学教授（终身），曾任教于斯坦福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研究范围包括：行为金融学、公司金融学、信用风险、衍生品市场等。黄明博士在中国、美国及日本有丰富的多年咨询以及高层经理的培训、教学经验。
美国金融危机根源：场外市场出问题
黄明教授说，此次经济危机之所以从金融危机开始，原因是美国金融市场通过多年创新取代了传统银行的融资功能，在这一过程中对场外市场监管不到位，出现了很多高杠杆赌博的交易，加之一些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产品泛滥，让人很难理解金融产品并跟踪风险，导致风险大量弥漫，使金融市场出现大量泡沫，最终泡沫破灭，金融危机爆发。
很多人说美国的监管体系大概是世界上最严格的体系之一，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黄明教授解释说，美国金融市场分为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场内市场是美国老百姓可以参与的，美国政府出于保护老百姓的目的对场内市场监管非常严格，有一系列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而对于场外市场，美国政府长期放任自流，原因是场外市场是美国大机构之间的交易，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大机构足够成熟、理性，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并没有对它们进行足够的监管。因此场外市场问题很多，最终导致崩溃。
对于目前美国财长盖特纳的新监管政策，黄明教授说，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原则是“先救火，后改革”，最近所实施的措施是让金融系统稳定并恢复功能，比如撇去坏账、让银行重新开始信贷、给企业融资输血然后再“秋后算账”，防止将来类似的情况发生。
对于美国金融市场接下来如何改革，黄明教授说，美国金融市场好的基础在场内市场，如股市、期货等，接下来美国要对场外市场严格监管，提高透明度，对所有产品、市场的风险进行披露，所有参与场外交易的大机构都要接受监管，要对它们的资本金充足率、仓位、资产质量、产品的复杂性与杠杆度、是否被金融高管用来赌博等进行监管。因为从政府角度看，它们规模太大，将来一旦出了问题，政府可能需要救它们，从第一天就要开始监管它们。
黄明教授说，此次金融危机的程度与大萧条类似，此次危机涉及面广，波及全球和各个产业，但与大萧条不同的是，此次危机与美国金融市场发展有关。美国政府、机构、企业、个人高杠杆通过金融市场复杂的衍生产品和缺乏监管将金融工具贩卖到全球，同时，全球的场外市场投资者允许美国政府、企业、个人高杠杆操作，仅仅在20多年内美国复杂的金融工具就泛滥到全球场外市场，金融泡沫的破灭给全球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这其中就包括中国。
康奈尔大学金融学教授黄明：金融衍生产品洗劫中国吗（2）
中国海外投资困惑：复杂衍生品噩梦
黄明教授说，我们只看到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允许美国政府高杠杆，而没有看到中国机构投资者允许美国机构、企业和个人高杠杆。例如，中国四大银行中的三大银行购买了200多亿美元次级债，中国很多机构投资者在对国外复杂金融衍生品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投资，这些都属于典型的在国际上比较幼稚的投资者。如同前面提到的华尔街流行的那句话，在若干年前，那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在欧美卖不出去，可以卖到日本去，现在转而卖给中国。黄明教授分析说，这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之所以在中国市场广阔，原因包括：中国企业赌性重、对金融衍生品了解不足，而中国国有经济为主的体制导致管理人缺位，从而使国际投行针对决策个人的强力公关行之有效等。
例如，很多中国的QDII产品在欧美根本不允许卖给本国百姓，但却堂而皇之地通过中国的银行卖给中国老百姓。很多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在香港被卖给中国企业，或通过香港私人理财等形式卖给民营企业家，这如同洗劫一样把民营企业家的财富掠夺过去。由于监管不到位、法律不健全和可能涉及“露富”、“原罪”、“逃避外汇管制”等其他原因，民营企业家投资亏损很多也不敢起诉或无处可告，而国际投行也吃准了这一点。
黄明教授说，种种例子表明，中国的个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买了太多我们不懂的金融产品，从而导致蒙受巨大的损失。今后中国应对海外投资加强监管——特别是对场外市场的监管。目前中国对场外市场和复杂衍生品的监管比美国更松，监管不到位，法律就没有威慑力，国际投行就是利用这点在中国兜售大量金融衍生品。
中美经济的未来
对于中国为什么大量持有美元形式的外汇储备和这种外汇储备结构有什么样的风险的问题，黄明教授说，首先，美元是世界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政府赖账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美国可以通过央行加印钞票。其次，通货膨胀风险近几年不用担心，因为美国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担忧的是通货紧缩的风险，害怕通缩导致经济陷入泥潭，因此现在美国政府在大量印钞以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万一发现通货膨胀还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治理。第三，相对美国来说，欧洲、日本衰退得更快，反弹更慢，长远来说，我们应该对美国的经济更看好，持有欧元、日元资产还不如持有美元资产。
黄明教授说，鉴于目前情况，大量抛售美元损害的是中国自己。他建议在持有美元资产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增加一些带有一定风险的投资，享受一些回报。例如，现在美国资本市场因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优质资产价格也很低，我们可以考虑持有一定比例的被动型资产。
对于中美经济刺激方案的比较，黄明教授说，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方案把钱更多地撒向教育、新能源等产业，不仅着手救助目前的经济危机，更放眼长远能提高美国竞争力的项目。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包括大量的修桥修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在这些方面，可能中国已经做得很好了，建议可以更多地考虑投向教育、社会保障、产业升级等提高未来中国核心竞争力方面的项目。
对于美国经济的未来走向，黄明教授表示，美国金融行业这几年发展过快，例如2006年，美国金融行业占全美企业的利润高达40％，而在20多年前，这个比重不到20％。现在美国GDP是在下降，因为过去虚拟经济带来的GDP没有了，剩下80％的实在的GDP还在，例如以硅谷为代表的研发、创新、垄断的高科技企业具有高端制造的优势，这是美国经济的中坚力量。
黄明教授认为，从总体上讲，过去几年令美国繁荣的虚拟经济因素已不存在了，因此美国GDP不会马上反弹，会平缓向前，等待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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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诺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寄望2010（1）
（对话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
埃得蒙·菲尔普斯（Edmund ）1933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1955年获得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文学士学位，1959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诺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教授。菲尔普斯曾经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71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担任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纽约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协会副会长、布鲁金斯经济事务委员会资深顾问、美联储学术会议专家、美国财政部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顾问、《美国经济评论》编委等。
菲尔普斯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储蓄、公债、税收、代际公平、价格、工资、微观主体行为、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领域——经济增长问题，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菲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
【对话1＋1】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及其创新
救助资金杯水车薪，不应抱太高期望
记者：近来民众热议G20峰会，大家都知道即将推出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您觉得这个计划有助于经济恢复吗？
菲尔普斯：我知道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是相对落后国家，在当前形势下非常需要金融援助。所以能进行信用援助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件好事。万亿美元看起来是个天文数字，但全球一年GDP总值大概是50万至60万亿美元，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总值2％不到。我们不应该对此有太多期望，但在艰难时期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