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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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投稿（3）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直到1980年，发还一大包抄家物资，我惊喜地发现，那些“珍品”居然完好无损！
我重新细阅那些珍贵的信件，抚今忆昔，不胜感慨。我始终感激那位我从未谋面的热心的编辑。
不久，正巧《温州日报》派记者来上海采访我。我说起《温州日报》当年对我的培养，怀念那位恩师，便将那封信复印，请《温州日报》的记者带回去，请编辑们辨认是谁的笔迹，帮助我寻师。
事隔将近三十年，报社里人员变动很多，“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干部的更新，一茬又一茬，报社许多人不认识那位老编辑的笔迹。
复印件到了报社总编手里。总编在报社工作时间很长，认出了那笔迹。他说：“这是杨奔的字！”
杨奔，当年《浙南日报》的副刊，正是由他一人编辑。
从编辑部的来信中，我知道了关于他的大概情况：他16岁起就当小学、中学的教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共产党员。他在《浙南日报》只工作了一年，由于政治上的冤屈，被调离报社，到一所中学去当语文教员，后来退休，住在温州远郊的苍南县。
根据报社提供的杨奔先生的通讯地址，我于1981年3 月10日，向他致函问候，感谢他在三十年前曾向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伸出温暖的手。我写道：
“我非常感谢《浙南日报》编辑部和您的帮助和鼓励。我曾在《我的第一篇作品》一文中写道：‘如果不是在11岁时受到那位编辑的帮助，如果没有发表那篇不像样的东西，也许我不会跟笔杆子打一辈子交道。大树都是由幼苗成长起来的，幼苗的成长离不开园丁的辛勤培养。’这段话正是反映了我对《浙南日报》编辑部和您的深切感谢之情。……”
杨奔先生在收到我来信后，心潮起伏，当晚填词《小重山令》：
“上纸书来四座惊，忽疑身是梦，忆三生。起看落月半笼明，春寒重，辛叶暗藏莺。
少日若峥嵘，挥毫倾肝胆，照人清。滋兰九畹望敷荣，萧艾甚，独秀有灵茎。”
词中有喜悦，亦有慨叹。大意是：接到叶永烈的来信，喜出望外，四座皆惊。忽然感到仿佛置身梦境，从过去想到现在、未来。祖国迎来黎明，可惜一度春寒料峭。办报纸中包含培育人才。我年青时苦于做点不平凡的事，写作和改稿中反映了自己的内心，照亮别人。盼大地芬芳的花朵开花结果，可惜多蒿草，然而杰出人才一枝独秀。
不久，我收到了杨奔先生的来信。笔迹是那么熟悉，与30年前给我的信上的字一模一样。
出人意料的是，他对30年前的往事，看得很平淡。他自称不过是个“文学理发匠”罢了，对于发表我的小诗，只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而已！
杨奔先生感慨万千，在信中说起了往事：
“编副刊时，原想在温州能发掘些写作人材，培养出一支文艺新军，可是事与愿违，来稿寥寥，使我感到十分寂寞。收到你的诗稿是一种意外的惊喜；同时又因为自己也在你这年龄时有两篇文章被上海某书局收入范文集子，结果不但没有收到原书和稿费，而且连一封信也没有。这很伤了我的心。所以在自己干这工作时，就发愿不使自己愧疚，不使作者生气。对来稿只要略有可取之处，都立即给作者写了回信，让我安心并得到鼓舞。……这封信或许是个小小的契机，至于过高估计它的影响是不必要的。”
巧真巧，原来杨奔先生也是在十一岁时发表了两篇文章！但是，那位编辑不负责任的作风，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这种切身的痛楚，又从反面成了他对我的关心的动力。
杨奔先生在信中，还直言不讳地提醒我：
“高尔基的《*。契诃夫》中记有契诃夫对当时艺苑的感叹：许多人略有成就便沾沾自喜而告终。鲁迅也说过：人没有被骂杀的，只有被捧杀的。你千万要警惕人家一片喝采声，它很易成为昏眩的毒药。”
我真想见一见这位心仪已久的老师。
1987年春节前夕，我和妻子、长子一起回到故乡温州，我们渡过三条江，赶到苍南县龙港镇。我终于见到了杨奔老师。老编辑和当年的小作者见面，喜悦异常。
我对杨奔先生说的第一句话是：“哦，我们神交三十六载，今日第一次见面”。
杨奔先生已经白发苍苍，虽已退休，仍笔耕不缀，出版新著《外国小品精选》、《苍南历史人物》，发表了一百多篇散文。
十年之后──1997年4月，我又一次和妻子一起，从上海前往妻子的老家温州平阳张家堡探望，然后前去苍南看望杨奔先生。杨奔先生由于夫人故世，已从龙港镇搬到灵溪镇女儿家居住。这一回和杨奔先生见面，竟然“挖”出了一段令人惊叹的“缘分”：
我的妻子姓杨，乃温州平阳县张家堡人氏，而杨奔先生也出生在这个村子里。我从妻子的祖屋后门沿河走了一百多米，村里人告诉我，那里就是杨奔先生的旧居！我的岳父杨悌，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家中藏书甚丰。杨奔先生年轻时，常到我岳父的书房里小坐，并且向我岳父借书。我走访村里的杨氏宗祠，从杨氏家谱中查出，杨奔与我妻子家还是亲戚呢。按照家谱排辈，我应是杨奔先生的叔叔！
然而，在我十一岁的时候，这一切都无从说起！
当我见了杨奔先生，说起我们之间的这段奇特的缘份时，他哈哈大笑起来。
县志里要收入我岳父的小传，这小传由杨奔先生撰稿……
我十一岁时发生的这段故事，不仅决定了我这一辈子将以写作为业，而且竟为十一年后我的婚姻也带来奇特的缘分！
写诗“发烧友”（1）
猛然，听见一声“呜”的尖叫，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地驶过来。我扔下手中的行李，奔了过去，瞠目注视着那蒸汽机车……
那是在1957年，十七岁的我，头一回离开温暖的家，温暖的故乡──温州，坐长途汽车来到金华，从金华转火车前往北京。那时候的长途汽车不是用汽油，而是烧木炭的。汽车背着一个煤气发生炉，炉子里烧着木炭。一边是清清的瓯江，一边是陡峭的山崖，长途汽车在崎岖的黄泥公路上艰难前进。
我从未见过火车，一到金华，头一回见到那呼啸而来的火车，一时间兴奋无比。
就这样，在无限兴奋之中，我在金华乘火车，远涉千里，来到了首都北京，来到了北京大学。
兴奋很快就过去，接踵而至的便是想家。四周的一切，全是陌生的：人是陌生的，地方是陌生的，就连那饭菜也是陌生的……特别是一进校门，便上“阶级斗争第一课”──投入“反右派运动”。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的我，从未见过批斗会，从未见过大字报，从未领略过那政治暴风雨。我日夜思念着海滨那座温暖的小城，思念着那个温暖的家。
到了北京大学之后，我收到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至今保存着这封信。信封上写着：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三十斋第三一二室
戈悟觉同学转
叶永烈同学亲启
浙江省温州市铁井栏第八号叶志超寄
1957，9，20发
父亲写的信封，把收信人、寄信人的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连发信的日期也写上。当时，我刚到北京大学，住址未定，所以信是寄到戈悟觉那里转的。
父亲在信中写道：
“烈儿：自你离温后，你在金华、在上海、在济南寄来的明信片均已收阅。9月19日上午接你於9月14日夜写的信，藉悉你沿途一切都好并安抵北京，业已晋校，家中大小欣喜若狂……”
父亲在信中提醒我：
“你今后写信封，必须将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切勿如这次信封仅有‘北京大学十一斋叶寄’，今后必须写‘北京市OOO北京大学OO斋OO室叶永烈’，这样写邮局拣信快万一寄不到，也可退回寄信人也，希留意。”
从那以后，我写信封，都注意把“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写信时，在信末也养成署年、月、日的习惯——后来，我才明白写明年份非常重要，不然过了好多年之后，就弄不明白那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离家愈久，思念愈切。平日，学业很忙，从早到晚，时间表上塞得满满的。最怕是放寒暑假。同学们一个个走了。宿舍里变得空荡荡的。只有我留下来了，留在那空无一人的宿舍。因为我的家远离北京，由于父兄蒙冤，原本很宽裕的家庭经济变得异常拮据，我靠着助学金能够念大学已经很不错了，而回家简直是幻想和奢望──虽说学生那时只用买半票，可是我连半票都买不起！
写诗“发烧友”（2）
空荡荡的宿舍，空荡荡的心。“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唐朝大诗人李白《太原早秋》中的诗句，成了当时的我的写照。我终于找到了一种心灵的寄托，排遣那作为异乡异客的可怕的孤独感和空虚感：我埋头于写作！
那时的我，成了写诗“发烧友”。我的衣袋里，总是放着小本本。不论是走在路上，还是躺在床上，一有“灵感”，就赶紧掏出小本本，记了下来。看见飞鸟，看见小草，看见日出，看见落叶，都会激起我的诗情。
虽说进入北大之后，我读的是化学系，可是我却加入了中文系的“红楼诗社”。在那些“发烧”的日子里，我竟写了一千多首诗。
我不断地给各报纸、杂志投稿。我的小诗，绝大部分如飞雪入水，不见踪影，可是也有时偶然溅起了涟漪，发表了。我的小诗不仅登在《北京大学校刊》上，也上了《北京日报》、《湖南文学》之类“大报刊”。
那时，我在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写出了《好样的“保姆”》一诗，先在工地广播站广播，不久在1958年5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
───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女同学组成了“赵一曼连”，在十三陵工地紧张的劳动之余，还帮助民工看孩子，获得好评。
她自己还是个大孩子，
却把看孩子的任务担负。
心里既喜悦又谨慎，
嘴里哼着刚学会的催眠歌。
孩子随着绵绵的歌声熟睡了，
扁平的鼻子上渗着汗珠。
“他在做什么梦呀？
啊！一定是梦见自己也在修水库。”
正在替大伙煮饭的老大娘，
望着她不住地啧啧点头：
“这那里像大学生哪？
简直是好样的保姆。”
1958年，我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跟随地质队在湖南跋山涉水。一路走，一路写，一百天内我写了四十六首诗，其中一些诗作发表在当时湖南报刊和《湖南文学》上。
在湖南邵阳，有一位青年爱唱山歌。他唱，我记，收集了许多湖南民歌。迄今，我还能唱出湖南山歌：
今年哎，
我将一十七啷呵，
收拾打扮去看戏，
做一点小生意啷呵，
情郎我的哥，
做一点小生意啷呵……
我不知天高地厚，竟斗胆把我收集到的湖南民歌和自己写的许多小诗，编成一本诗集，书名叫《湖南民歌选》，在1959年初寄到湖南人民出版社。退稿是必然的。但是，编辑在回信中写了许多鼓励的话，算是对我的安慰和鼓励……
《湖南民歌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