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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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个非常不适合航空的天气。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14点的时候,我们登上了已经停在下关的渡船,它只用了20分钟就把我们送到了善良的老“库特沃”那里。经常载着我们在长江上颠簸的这位亲爱的“老姑娘”(建造于1895年),这时正停留在那里,没有冒一点烟,悠然惬意地享受着星期日难得的安静,表面上看似无动于哀,实际上它也在密切关注着中央广播电台的报道,只有船上的卐字旗表明了它特有的作用。我们在熟悉的舱间里作短暂参观,连最爱挑剔的老东亚人也对这整齐清洁的轮船挑不出一点儿毛病。船上的大厅具有查理大帝时期的风格,它依然保持了它原有的舒适感,餐厅的桌上已经摆好咖啡,它让所有担心膳食不佳的人没有丝毫不满,更不用说那个从中山路被赶走的基斯林——巴德尔糕饼店老板了,通过水上的倒映我们可以看见他正悠闲地依傍在船舷栏杆处。
船上已经安置了几个常住客人:女士有鲍曼夫人、齐默尔曼夫人及女儿,还有克勒格尔小姐。她们代表东道主热情而亲切地招待着客人们,而且还非常受人欢迎。
在各个甲板上都分散着我们的正在聊天的第一批客人。14点15分,一艘带有卐字旗,腹部有“拉尔克”船名的流线型摩托艇出现了。难道是用英国旗舰的司令艇送德国大使上船来?不对,原来它只是一艘属于许尔特尔…霍特有限公司的装点成带有节日气氛的电报艇,是船主委托几个胆大的朋友这么干的。让我们揭开它的面纱吧:它(拉尔克)确实每小时只能航行一海里多,因此它根本就不符合“长江客车”这个称号。15点,大使先生带来了其他成员。大家都很高兴地对大使先生表示欢迎,并又一次陪同他参观了全船,客人们还被邀请和英国船长及其军官们一起共进下午5点钟的茶点。人们都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大家花了一个多小时聚在餐厅里吃点心。前甲板配有卍字旗和装饰花束(我们本来准备送给女士们的)的临时讲台,转眼间就被我们布置成了节日的会场。在庄严的气氛中,我们缓缓而出。一小群忠诚的人围聚在他们的“头头”国社党党员平克内勒的周围。他代表缺席的地区小组长致欢迎词,并感谢德国大使的努力和关心,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安全的避难所庆祝收获感恩节。
特劳特曼博士用让人感动的话语讲了举行这场庆祝会的缘由,并感谢仁慈的命运,它一直都保佑身处异国的我们能免除一切危险,也保佑我们日夜挂念着的家乡能有一个大好收成。他特别感谢了我们祖国的政府,我们尊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他没有忘记我们这些生活在危险关头的人,在这艘船上,他给我们打造了一个避难所。让我们可以安全而平静地迎接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当难忘的庆祝会结束的时候,大家齐呼元首和德国万岁,还唱了《国旗之歌》。此情此景对于在场的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个难忘的记忆。
接着就是非仪式部分,也就是愉快的聚会,喝莱茵葡萄酒。我敢断言,对于这场聚会,没有人公开发表过任何怨言。但是,当我们回到家后,严厉的批评就随之而来。“一切都很好,很愉快。”一位来自上海的客人说,“但是你们不会唱歌,唱《国旗之歌》的时候听起来就像是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他说得对!是时候在这里建立一个歌咏协会了。做这件事,时间倒是很充裕!
约翰尼
10月5日
适合航空的天气。8点30分响起了警报,之后陷入平静。我们在等待着第二次信号的到来。
德伦克哈恩先生在上海为我弄到了一副18倍的望远镜。这是我早就希望拥有的。有了它,我一定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看不清的情况。少了它我什么也弄不明白,我经常无法区分清楚朋友和敌人。
10点30分,警报被取消了。我们没有见到日本人,据说他们朝芜湖方向飞去了。那里被欧洲人视作安全之地。
白天一切都很平静。我收回了中央广播电台的万元,上海那里的钱箱又被充实的满满的!
下午5点30分响起了警报。在南京的高空中,我们看见了3架中国飞机。虽然他们的标志看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它们是中国飞机,因为高炮中队没有朝它们开炮。远处来了6架日本飞机,它们在城南投炸弹,看来应该是向自来水厂的方向飞去了。中国飞机一边紧紧地跟踪着它们,一边还用机枪扫射,一架飞机直线栽了下去,但是没有燃烧。之后就再没有看到什么,但是听到空中传来一片的嗡嗡声。这个时候天也黑了下来,嗡嗡声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停止。
下午6点45分,警报取消了,我们终于又安静了。
某报纸有报道说:此次南京空袭一无所获——击落一架空袭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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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
多么卑鄙无耻!午夜12点警报又响了起来。疲劳的里贝根本就无法起床。在黑暗中,我穿好了衣服,走到楼下去,在我的防空洞里躲有太多的人(大约30人),必须有人去照管,有更多的人不时地加入到我们这里来。安排好一切后,我和衣倒在蚊帐里,在床上打起盹来,直到凌晨2点警报才解除。
10点30分,警报又响起来了——第一次汽笛声,紧接着是第二次汽笛声。似乎有很多架日本飞机,四面八方都是射击的高射炮。被击中的一架日机,燃烧着掉在了城南,可能还要更远一点(也许在城墙外面),中国人一片欢呼雀跃。剩下的日机在调转方向的时候,还不忘扔下好几枚炸弹。12点30分的时候危险过去了。
14点45分,警报又来了。阴沉沉的天空中,很难辨清飞机的位置。所有高炮中队都开火了。16点,敌人消失了。对于今天而言,轰炸已经足够多了。我想要安静。在桂林的普罗布斯特博士打来了电话说,在星期五,他将带着家眷坐“武汉”轮到达芜湖,因为带了很多行李,所以他想弄到两辆汽车。我宁愿和韩(湘琳)先生亲自用3辆车去接他,这样就能保证一路平安。他还想在当晚就去上海。因为警报又响了起来,所以普罗布斯特博士最后所说的那些话我几乎没有听清楚。当时正好是17点,天空中传来了轰隆轰隆的响声。这可能是中国人,也有可能是日本人。外面什么也看不见。17点30分警报解除了。
18点~19点,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在我那喝茶。在同坐的一个小时里,我们讨论了一般局势。两个人都产生了一点悲观情绪。华北已经丢掉了,这是已经无法挽回的事情。但中国人似乎把上海看作了主要战场,因为南京要以上海来作屏障。可是,到底还能坚持多久呢?
20点,警报又一次响起来了!今天好象没完没了似的。周围都是灰蒙蒙的,里贝刚好来得及赶回家。我把我们的很多中国工人领进防空洞去后(我不知道是否把他们都找齐了,总感觉还有什么在院子里的黑暗处来回摸索),便和里贝在黑压压的起居室里坐了下来。
没过多久我们就睡着了,我们实在是太疲劳了。21点30分的时候, “警报解除”的信号响起时,我几乎无法唤醒他。但是我的自我感觉很不舒服,一定是着凉了。吃了一片阿司匹林,才觉得有所好转。
稍后,我给在桂林的普罗布斯特博士发了份电报。据太古洋行的经理麦凯先生说,他的“武汉”轮是直驶下关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到芜湖去接他呢?通行证我已经有了,但对3辆汽车开到芜湖的这件事,我并不感到很高兴。要是中途汽车抛锚或是发生了其他损坏,就再也没有别的汽车可以驶往上海了,但愿普罗布斯特博士还能收到我的电报。生活中总会有一些琐碎的事情来搅乱我们的平静。
各家报纸都报道了飞机再次空袭南京的消息——又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
10月7日
让人安心的下雨天,终于有一天是安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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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
天空中布满阴霾,雨水在我们的头顶上方淅淅沥沥地下着。韩(湘琳)先生、普罗布斯特博士的司机以及我和我的司机,开着3辆汽车一同抵达了芜湖,结果空跑了一趟。普罗布斯特博士乘坐的轮船直达下关。他到达时,经过了7个小时的行程的我们,正好回到南京,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在途中,普罗布斯特博士的司机还甩掉了我们,因为我跟不上他的速度。后来,他开的车和一辆军用卡车发生了碰撞,普罗布斯特博士那精美的普利茅斯轿车被损坏得很厉害,幸好还能继续使用。不过,让我大为火光的是,他竟当着我的面撒谎,说是我叫他一个人在前面开的。普罗布斯特夫人的肚子不好,脸色很难看,坐车到上海去对她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重新包装好的行李,被整齐地放进了汽车里。下午的时候,我们还去查看了中山路被炸弹炸成废墟的地方。普罗布斯特博士拍了照,没有被人发现(目前是禁止拍照的)。他们全家在晚上出发了。两个大人、两个孩子加上司机以及让人无法想象的大堆行李,装了整整一车子。但愿他们能够一路平安,顺利抵达。一整天,天空都是阴沉沉的,不用担心会有空袭,但在午夜以前他们必须出发,这就能保证他们能在中国人的国庆节10月10日之前到达。听说日本人要在这天大举进攻。
德文《远东新闻报》任命我为“名誉职工”了,主要是为了感谢我写的那篇关于在南京过收获感恩节的文章。真了不起,不是吗?
10月9日、10月10日
下雨天,大家的情绪都非常好。为了轻松一下,星期日下午(10月10日),我又来到“库特沃”号轮船上喝咖啡。船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大使馆的罗森博士现在也成了船上的常住客人,他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坦率地承认,因为之前有过教训,他对轰炸很害怕。如此的坦率,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也讨厌轰炸。
但要我现在就撤到安全的地方,不,我还不能下决心这样做。如果日本的战舰突破了扬子江的封锁,直达下关,用舰上的火炮轰击南京,那么,我也许应该考虑到“库特沃”号轮船上来休养一段时间。因为到那个时候,我想谁都会哭的,或者说,南京已经没有一所房子是安全的了。不过,目前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愿也不会到那个地步,尽管谁也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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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依旧是个分外美好的下雨天!
但愿防空洞不会被水泡软!今天可真忙!访问了政府各部门,中间发生了一些令人非常生气的事情,不过都过去了。我写了一封信给德文《远东新闻报》的胡尔德曼先生,也许他会把它刊登出来。
关于施特雷齐乌斯夫人在青岛去世的讣告,报纸上都登出来了。记得我旅行路过青岛去探望她的时候,她还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