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的人事档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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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据我所知,梁仁铮早就已经退休,现还在校代课,既然厂组织部和学校已经决定让我回岗上班,就不应该再找借口把我堵在门外。
我把这些情况向厂组织部长刘焕宇作了汇报,刘说:“你仍然去,去了就算出勤。”
我便仍然坚持天天到校,要求学校安排我的工作,夏振川却说:“刘部长叫你上班,那你去找他安排。”
直到放寒假以后,我依然在空旷的校园里,忍受着凛冽的寒风,就像飘在空中的风筝,游来荡去。
原来,夏振川并没有诚心让我回来,他是怀疑我已在对方上班,否则这几年我如何生活?如果我回不来的话,那就正中他的下怀,想对我怎样处理就可以怎样处理了。
应该说,省农牧渔业厅有关领导对我还是比较关心的,对江拖的做法,他们认为太出格了,曾打电话与江拖协调,可刘焕宇不肯对话;厅里还多次让我先去调入方上班,可谨小慎微的我,面对江拖的刁难,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在江拖的重压下,就连有的学校邀请前去代课,自己也只得谢绝,生怕有所闪失,被江拖抓到把柄。
夏振川见堵不走我,则采取欺骗的手段对我说:“我若让你上班,对这些老师如何交待,以后我哪里还有面子,我要是承认了‘君子协议’,厂里能不会要我承担责任?要不你还是把编制挂走,我会去跟厂里说,把停薪留职费降到一半,我们两人再各负担一半,这样我们大家都无事。”
他还请了学校书记邓顺茹来作证,保证能够办成。
邓书记也当面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可以做见证人,如果再有反复,可以承担责任。”
我别无选择,也希望尽快能有出路,而且夏振川愿出一半“买路钱”,多少承担了一点责任,又有学校邓书记作证,就答应了下来。
夏振川约我隔两天来,他好去厂组织部落实。
我心里一阵轻松,学校老师们也都为我高兴。我马上赶到省农牧渔业厅汇报了情况,厅里表示,一旦办妥,这里即会启动。
如果真能够这样解决的话,农业厅的人事调动尚好办理,就不会有以后的诸多是非,我也不会到现在还为生活寻找工作而奔忙。
两天后,我兴冲冲地来到学校,却不见夏振川的踪影。邓书记说他可能会在家里。
我到夏振川的家里去找,夏的儿子说他父亲到新淦去了(新淦是我省的一个县,这里可能是误听,因为我后来得知夏又分得了一套新住房,南昌话讲“新的”叫“新咯”)。
邓书记说:“那只有等他回来,情况如何我们再会通知你。”
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了邓书记,为了慎重起见,又留给了教务处的熊国清老师,请他向夏振川转告。
此后,夏振川并没有跟我联系,找他,又听说其被上官老师打断了肋骨,住院去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花言巧语原是假 无辜除名才为真
一九九五年五月,夏振川总算打了电话给我,但自食其言,仍然要我个人到厂组织部去交数千元钱。
我找到组织部,刘焕宇部长却一再表示没有讲要我交钱,要我找夏来。我便在组织部打电话给夏振川,请夏来一下,可是他仍不肯来。
刘焕宇说:“你还是先去找找学校,然后由学校再来找组织部,一级一级来,你就没有必要再找组织部了。”
我只得再一次找到夏振川,夏说:“刘部长虽然没有讲要你交钱,但我的理解是要交钱,原来的君子协议,我就是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那次所讲的把编制挂出之事,你几次没有找到我,就想要我去找你呀,你自己的事当然是只能你找我,现在厂里催我要报告,你说我应该怎样写?”
“对于这件事你是最清楚的,当然应该按照客观事实写咯。”我又重申了回来上班或把编制挂往市人才交流中心的要求。夏仍然要我回去等消息,情况如何到时候会通知我。我以后多次找他,又总被其敷衍。
这年我已经39岁,感到青春年华不再,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个办法,必须找一条出路。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来到了深圳。我每天早出晚归,饿了,就啃个馒头,从繁华的深南路到厂房林立的八卦岭工业区,从闻名的沙头角中英街到庄穆秀丽的南山蛇口,深圳的东南西北中,处处有我寻找工作的足迹。已经年龄偏大、中文大专学历偏低、又正处于调动障碍中的我,在饱受疲于奔命之苦后,终于无望而归。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老母不幸患肾功能衰竭住院,吊氧气一个钟头是10元,一个星期要做一到两次血液透析,做一次血透就要花费500元钱,原本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十二月六日,经济上已无力支撑的我,找到厂组织部长刘焕宇哀求,希望能给一条出路,以维持生计,找得急了,刘焕宇便丢出这样一句话:“其实你的问题已经不用解决了,厂里早就除了你的名。”
我当即要求其出示除名文件和决定通知书。他说早就发给了学校,叫我去找学校要,学校里应该会有。
我来到学校询问,夏振川在上班时间却躺在家里睡觉,只好在其阳台与他的两个子女闲聊。
我好不容易等到他起床,他还眯着眼睛作糊涂的样子说:“知是知道有这么回事,那还是好久的事啦,学校哪有什么决定书、通知书,那是厂里的事啦。”
我说:“就是厂里说的已经发了给学校,学校应该会有。”
夏振川无法再推,只得同我来到学校,然而,学校不仅没有通知书,就连除名文件也找不到。学校的老师们群情激愤,均不知道我已经被除名。
我质问夏振川:“厂里既然有这样的决定,你为什么不公布和及时通知本人,不把决定给本人见面?!”
夏既无知、又抵赖地说:“除名决定又不一定就要公布和通知本人、与你本人见面。”
我坚决表示:“不见到这份文件,我决不会罢休。”
在多方面的压力下,夏振川不得不答应会去找厂部。
但我对于他的为人早已不信了,要他确定一个给我决定书的时间。他犹豫了许久,不肯确定。
我说我要求你的,恐怕也只有这么一次了,非拿到不可。他勉强说争取在几天之内。
我哪里还能指望夏振川这种人,又去厂组织部找到刘焕宇,要求查找出这份文件,刘叫我自己到厂档案室去查。
我来到厂档案室,管理人员称个人来查看档案,按厂里的规定不能接待,需要厂组织部来人方可。
我再找到刘焕宇,他见脱不了身,便又威风十足地说:“好,你硬是要文件啥,我过几天一定给你,你如果想要跟我们打官司的话,你准输!学校虽然跟你有协议,但学校的责任同样不影响我们处理你,你没有在上班,我们就可以除你的名,按照规定十五天就可以开除,而你有五年!”
我不想再与他争,只想先把除名文件拿到手再说。
几经曲折,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九日下午,我总算与这份文件见了面,在学校拿到了一张由书记邓顺茹从厂部带来的、没有公章、没有落款出处的《江拖厂字(95)第64号文件》的复印件。除名的时间是一九九五年七月,距此,江拖厂部及学校对我已经隐瞒了一年零四、五个月之久。
文件为:
江西拖拉机制造厂文件
江拖厂字(95)第64号
秦付根,男,1956年4月15日出生;1976年4月参加工作,1985年8月由省农科院良种场中学调入厂子弟学校任教。
该同志以工作调动为由,未办理任何手续,擅离岗位,长期旷工。领导多次找其做思想工作,不听劝告,严重违犯了厂纪厂规;根据国务院《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和本厂《奖罚实施办法》规定;经九五年七月十七日厂务会研究决定予以除名。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八日
主题词:秦付根 除名 决定
江西拖拉机厂厂长办公室 95年7月印发
共印70份
我气的两眼发黑,这种完全颠倒是非、不顾事实的文字,竟会出在一个拥有七千多名职工的大型国营企业、经过厂务会讨论的文件上。我的调动手续至今仍在江西省农牧渔业厅人事处,由于调出单位的有意作埂,早已不敢再办,如何能说我是“以调动为由”呢?
如果那个“君子协议”不能算是离岗手续,难道基层领导就没有一点责任,反而要我这个受害者来承担吗?
明明是夏振川背着厂部弄虚作假,滥用职权,又不理会与厂组织部已经商议过的“通知”,拒不让我上班,而且厂组织部长早已知情,怎能说我“擅离岗位”?
我不计其数地要求给出路,回来上班或把编制挂走,甚至于辞职都行,如何能说我“不听劝告”?
我发现文件上没有公章,觉得奇怪,问邓书记:“这份文件上面为什么没有公章?另外有没有给我个人的通知书?”
“我问过厂里,他们说是内部文件,不盖章的。对于除名,厂里是不发通知书的。”邓回答说。
我感到事情很蹊跷,便又来到厂组织部,强烈要求在文件的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并且注明我得到这份复印件的日期。
刘焕宇说:“你要盖章想做什么?是想去告我们呵,我们是不可能跟你盖章的,也不可能会跟你出任何证明。”
看来,这一切都是有用意这样做的。
已无钱住院透析、躺在家里、随时会被尿素氮和肌酐吞噬生命的老母得知内情,痛泣不止。在她老人家一生的经历来说,一个人的正式工作,就是一生的生活保证。我抹着泪安慰母亲,这只是个别人滥用职权,组织上知道了实情,一定会还我清白,帮我解决的。
此时,我的内心深处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冲击:被单位开除,这对一个身为人师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何等的耻辱,以后还如何面对那数以千计、曾被自己教育过的学生?他们又会不会能够理解我这不幸的遭遇?
当晚,我彻夜愤然疾书,写好了一份给厂长江建林及厂各有关部门的申诉材料。
这份材料有五千多字,回顾了江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本人给请来的,回顾了我来江拖后的工作表现到底如何。材料中说:
当初,江拖要我时好话说尽,来了以后,却是如此对待,而我五年来的工作有目共睹。
那时,我尚在成人高校半脱产学习,除担任了高中文科班和初中地理课以外,还在厂职工大学也兼了课,此后又主动承担了因萧大雄老师调走而留下的全部美术课。高度超负荷的工作,我无任何怨言,甚至晚上也常来校为高考学生义务辅导。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是一个观察哈雷彗星的好日子。这天晚上,我率高中文科班学生,在南昌铁路二中求助于该校的天文仪器,为能够看到哈雷彗星,一直守候到深夜,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在全校学生最感兴趣的学科调查中,我教的地理学科总被学生投票为第一。
在一九八六年,我教的文科班地理;学年考试平均成绩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