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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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被恐惧驱赶着，毫无把握地瞎撞而已。那个朱长官十分不耐烦，坐在办公室里动也不动，连打个招呼，说声“请坐”都不肯。往往是我毫不客气地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把要说的话掷出去，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听。有时纠缠了好半天，他仍一言不发，勉强说出又是毫无考虑的余地，或象驱赶牲畜那样把我撵出来。有时也得到满口应承，得到一线希望。过后却毫无效应。我只得又跑上级，找地区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他们倒是十分热情，认为应该给我“转正”。可县里的人说：“那就叫他们下个通知吧！”推来挡去，把我当皮球耍了。那些人总是找出一切借口来为自己推卸责任，也许在官场上他自身也有够多的烦恼要处理，切身的利益占去他全部的心思，难怪对下人会漫不经心的。后来县里一位领导“表态”：“照理说应该给你转正，可是事情复杂呀！”一句“复杂”又把一切都推得干干净净，领导也可以心安理得去办别的糊涂事。而我只能永远被“复杂”起来，不得“转正”。
我十分感叹，自己没有一点财富可以触动别人的贪婪，又没有一个“后台”能为自己撑腰。他自然就不放在眼里，何况又不是非做不可的事，甚至连考虑一下也未曾有过。“为人民服务”只是一句空话，为着他自身的利益，恐怕还不惜牺牲别人的。这种人一点也不象是共产党的干部。每当跟他周旋了一阵之后，总觉得自己更矮小，失望得更快，有时就决意不再去向他乞讨求好，宁愿默默忍受困苦，还可以在精神上稍胜一筹。
我只是哀叹，一个教师教了十几年书，他的学生已有不少人也当起教师，可他自己还不能是一位“正式”的教师。好的是学生没有瞧不起我。就在我为此东奔西走的时候，一位过去在崖崎小学读书的学生，特地跑到家里来找我。他刚说已来了三次才见到我。我感到一点宽慰，难得这世上还有人惦记着，看得起我。他已是成人，第一次跟一位长大了的学生谈话，觉得师生感情依然存在。虽然我的处境十分狼狈，他却照样在尊敬和爱戴，视我为他的一位难得的启蒙老师。其实那时已经不是我去指导他们，而该是他们来给我指点和帮助了。但看得出他仍对我抱着“个人迷信”。也许我过去的确做过一些对学生有益的事，我自己是完全不记得。他那样地敬重，我倒要后悔当初做得太少。可想着眼下不应有的待遇，我又觉得已经做得够多了。
社会就这样地不公平，因为受过“审查”就不得“转正”，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后来据有关人员透露，早在1962年组织上已对我的问题作出如下结论：“经公安机关侦查，纯属集邮活动，没有政治目的、企图和活动，其团籍和就业问题应给予解决，此案不必复查。”可是“清队”中一些人总想从石头里榨出油来，不惜采用一切手段逼迫我，引诱我写出假口供，然后据此要定我的罪。后来出自某些人卑鄙的目的，竟然将1962年的“结论”抽掉，将我写的“翻案声明”毁掉，企图造成一条“悬案”来掩盖当初的“错案”。那时又没有人愿意替我来解开这条“悬案”，就这样将我“挂”着，就这样不得“转正”，就这样只能领取菲薄的薪水。我着实感到愤愤不平。
“转正”一事毫无结果，1973年家庭在农村“插队落户”又遇到麻烦。乡下的干部、群众对居民“上山下乡”越来越不满，认为这些人到农村占用了他们的口粮，而政府答应减少统购的诺言又没有兑现，于是迁怒到“上山下乡”居民身上。对他们百般挑剔和歧视，制造事端，追讨住房，不发口粮。许多“插队落户”的居民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只好“倒流”回城里来。这种情况各地相互效仿蔓延，我们的遭遇也不例外。房东开始索要房子，而且态度十分蛮横粗暴，声称限期不搬，就要拆除门窗。我找他们评理，他们觉得可笑，讲政策，他们说我是“书呆子”。美娟一人应付不了，只好搬回城里住。这一来成了“黑人黑户”，要吃“黑市粮”。以我每月二十几块薪金怎么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往后的日子又不堪设想。
搬回城里后，起初美娟每天照样走十几里路到乡下去出工，希望还能分到口粮。可是麦子入仓了，稻子收割了，仍是一粒粮食也不分给我们。美娟只好死了这条心，开始在城里找活干。刺绣、裁缝、雕刻、泥匠小工，只要有活就去干。甚至一度替人挑粪尿，一天五角钱。有一次体力不支跌倒在地，溅了一身臭。她爬起来，回家洗一洗，换件衣服，照样又去干。邻居好友十分同情，但同情不能当饭吃。后来她又到大街上摆小摊，贩卖零食。我因成了“堂堂教师”，不大愿意她出去“抛头露脸”，有碍“声誉”。可除此外，别无法子可想。她原是一位聪明漂亮的妻子，生活把她折磨得有点衰老。她把全盘的思想都倾注在求生上，倒是我不时阻拦着，妨碍她这种欲望的尽情发挥。我甚至怪她埋头于求生而忘了生存的另一含义。可是我的见解是错的，她为生活勇挑重担的精神值得我学习。她不愧是我生活中亲密的朋友和患难与共的伴侣。
那时两个孩子也相依为命度过他们苦难的童年。早在乡下，姐弟俩没有保姆，没有玩具，留在家里只有孤单和哭泣。小儿不会走路，只好关在房里，任其哭闹，直到声嘶力竭，感到无望为止。小女跟随邻居的孩子上山捡树叶，有时在家见弟弟饿了，也会动手把锅里的饭温热，喂上弟弟几口。我虽然觉得艰难的环境，也许可以养成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但是哪一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幸福愉快？逢年过节我便带他们回城里，让他们熟悉自己的老家和这里的亲人。这是“根”的所在，谁愿意背井离乡寄人篱下？每次一路上姐弟俩都会欢天喜地。小女边欣赏大自然的风光，边哼着自己编的曲子，那歌曲虽无章理，却十分悦耳动听，让父母听着心里快活。小儿总是不眨眼地望着陌生的世界，象一位小画家，正在构思一部伟大的作品。大约天下做父母的总对自己的孩子有点偏爱，无论自己的孩子怎样蠢笨，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发现可喜的变化，觉得他们一点小小的进步都是惊人的成绩。正如再糟糕的孩子照片，也能让父母找到可爱的痕迹一样。看着他们，我心中的不平和烦恼也随之烟消云散，感到世界本该是美好的。
“倒流”城里后，两个孩子更可怜了。一天下午六点多钟我从学校回来，看到他们还在外面奔跑，小女光着上身，小儿流着鼻涕。姐弟俩见到我象看到救星一般欢呼雀跃，边喊“爸爸”边冲过来。我知道美娟又出去摆摊子，留下两个孩子成了流浪儿。我又是心疼又是难过，然而我还不能马上抱起他们，我得赶去问问黄组长，“转正”一事怎样了，还有“上山下乡”“回收”的事也要去打听打听。我放下自行车，顾不得孩子早已盼望的心情，立即又跑出来。可得来的仍是失望的信息。垂头丧气回到家里，两个孩子却不见了，又到外面去等他们的妈妈回来。我呼叫着，小女在公路边应答，小儿吧哒吧哒跑过来。我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两个孩子跟我们一样在受罪呀！
进到屋里，我赶紧动手做饭，姐弟俩乖乖地在一旁等着，只有小儿细声说：“爸爸，我肚子饿。”偏偏柴草不干，烧着了又熄了，冒出股股浓烟，急得我满头大汗。幸亏这时美娟回来，放下担子就过来帮我烧火。两个孩子却伏在椅子上睡着了，只得把他们抱到床上去，可刚一放下又都醒过来。好容易煮好饭，已是晚上九点多，这时祖母过来“告状”：“早上那小的爬到楼台的栏杆上，太危险了。”美娟一听就骂小女没照管好弟弟。小女委屈地哭了。我心里很难过，应该怪我们没能照顾好他们。美娟不理解我的心情，埋怨我纵容了孩子。我知道那些日子美娟够苦的，一大早得起来做饭，然后到集市上买生花生，回来得赶紧煮熟再挑到街上去卖。晚上要料理家务，给孩子洗澡换洗衣服。我看她瘦了许多，不禁又叫她别去排摊子。她十分生气；“我又不是喜欢这样，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可不这样又怎么办？一斤黑市米四角多钱，你每月的薪金光买三个人的口粮还不够呢？”是呀！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
逢上星期天，我在家里尽量多做些事，支援美娟“做生意”。替她煮花生，再让小女送到街上去。有时小女提不动，我就亲自去送，小儿哭着要跟上，三人只好结伴向大街走去。这时我仿佛觉得人们在用奇异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便不屈地昂起头来，在苦涩中显露高傲，正视这真正的人生。就连小儿也会为这种贫困感到“自豪”。那时他不得不穿着姐姐退下来的旧衣裳，邻居小朋友便笑话他，可他却理直气壮地说：“这件衣服我有，可惜你还没有呢！”他一点不为自己“男扮女装”感到羞愧。这种“自豪”恐怕也只有穷苦人家的孩子才会有。来到街上。美娟正寂寞地蹲在街旁叫卖，看见我们，象是得到极大的鼓舞，我想她心里一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患难中最需要相互支持。大凡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乐园，不要把那些生活穷困，灾难深重的人看得过于悲观，就连在路边行乞的人，也并非没有幸福的时光。美娟告诉我，前几天小儿竟独自一人跑到大街上。当他找到妈妈时，又蹦又跳，嘴里不停地欢呼他的胜利，这是他来到这世界第一次独自走出家门去找妈妈，他能不高兴吗？可我们都吓得要命，多危险呀！小儿毕竟还不满三岁。
星期一我必须回学校上课。美娟照样一大早就出去，照看小儿的任务还是落在小女身上。她总是懂事地点着头，小声“嗯”一声表示同意，可语调嘶哑，眼角边似乎还噙着泪花。有时小儿哭了，我只好等他不注意时悄悄溜出去。而小女却叫起来，声音有点凄厉，尽管她答应过，可看到爸爸离开，妈妈又不在，她能不感到孤单害怕吗？她才刚刚五岁。结果小儿也哭了，此时我怎能忍心走开，只得回来哄骗他们。最后没办法，也只好让他们去哭了。我想只要不出危险不生病，苦是一种锻炼，对孩子的将来有益。我不为此感到悲哀，看到别人的孩子穿着漂亮的衣裳在嬉笑，我一点不羡慕，只有无所忧虑的人才会满足这种幸福。我认为人的一生，不在童年的遭遇，童年是短暂的，孩子也是无所烦恼的，决定的是成年之后，走进社会面前是一条怎样的路。我关心的是孩子们的翅膀长得硬不硬，能不能高飞翱翔，冲破云层去异国他乡观光觅食。倘若只知道在原地打转，再肥胖也只是一只庸鸟。
居民“上山下乡”政策的失败，造成许多“黑”人“黑”户在城里到处游荡。这些人络驿不绝地扣打当年负责“上山下乡”事务的“四向办”大门，愤怒围追县革委会要人，要求返回城里居住。但是那些当官的，办事的，根本不予理会，也许他们也做不了主。拿人民的利益为自己请功有人干，一到谈“回收”，是纠正工作过错，等于打自己的嘴巴，就谁也不愿做了。
有一次我到“四向办”去想反映一下自己的困难情况。一位年轻干部摆出一付官架子，对人不屑一顾。我站在一旁也冷冷地看他怎样对愁眉苦脸的群众高声斥责，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