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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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我们去年11月每人每月的口粮定量降到了15斤，你们呢？‘
邹士杰说：‘都是一个标准。可我们每个站自己都有粮食库存，都有磨。场里统一规定，每人每月的定量控制在三十一二斤，由站上掌握。在最紧张的时候，我们那儿每人每月还能吃 上三十一二斤，所以全场没饿死一个人，没有一个非正常死亡。‘听到这里，我心里真是恨透了迁场。如若不是迁场，我那些死难的难友们不是都还活得好好的么，他们都是多么优秀 的人！
原十工农场的场长心里装着自己的职工，唯恐自己的职工挨饿，早早就进行考虑，做出安排 ，哪怕是得罪上级也在所不顾。瞒产少报在当时也是大罪名。他们硬是不怕自己担待反对党 的粮食政策，犯政治立场的错误，而把全场职工的生命安全放到了第一位。当时在河西、在全省，像这样把人的生命放在了第一位予以捍卫的领导并不多，他们的功绩将彪炳千秋！
再回头看四工农场的书记场长，相比之下，他们虽口口声声讲党的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粮食政策如何等情，其实他们本人不过是些个目光短浅的势利小人，全农场饿死数百人，他们每天听汇报而不为所动，心硬似铁，他们连劳改系统硬性规定，在平常年景从劳改犯、就业人 员及我等右派每月口粮中节约下来存放库房的口粮，在天天饿死人的情况下也不敢拿出救人 ，他们还算人吗？他们只求保住自己的官职地位党票，右派分子及‘职工‘的生命又算什么！ 而他们自己及其家属的生命，他们又都是尽心尽力地在卫护，不然，为什么全农场在大饥馑 的日子里饿死的都是我的右派难友及‘职工‘。我作为幸存者写到这里，仍感到愤慨万分！
当然，邹士杰已知道，景超也是死难者。他当年曾出力想把景超从夹边沟农场的活地狱里设法救出，未果。最后，景超未能回来。怕引起我伤心落泪，在座的人都避不提及景超。
邹士杰全家在老家待了些日子，粮票充裕，他给我们每人都送了几斤。
1961年9月9日，杜博智和张玉荣宣布结婚。他俩的结婚海报是这样写的：‘兹定于今日下午 二时半，在二楼会议室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将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当时，报社还没给我们摘右派帽子，我们尚未进入人民的行列。海报的底稿由杜博智自己拟就，交鸣放时他的《快报》记者唐荫民书写张贴。他这样写，就是表明自己根本没 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内中的深意，只有他自己 清楚。报社虽是政治上极敏感的单位，对于他的这则结婚海报也不好挑毛病。他当然事前就通知了我，我按时去会议室参加他们的婚礼表示祝贺。由于我们都还没摘帽，到了婚礼现场 ，就感到十分尴尬。唐荫民主持婚礼。人事科长史秀杰以证婚人身份宣读结婚证书后说：今天是杜博智和张玉荣结婚的大喜日子，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在杜博智之后未加‘同志‘二 字，会场气氛就显得热烈不足。我旁顾左右，只见杨康等诸位右派朋友一个也未到场，心理上就觉得有些孤单。桌子上摆的葵花子、喜糖稀稀拉拉，我只顾自个儿吃，也没人让，没人 和我搭话说什么。杜博智的父亲千里迢迢赶来参加儿子的婚礼，老人讲了话，祝小两口美 满幸福，白头偕老。几个小孩跑进来抢瓜子、喜糖，杜博智训斥了他们几句。正是这几个小孩前几个月见了他还用反右时的侮辱性话语对待他。报社的张钤、王富邦等人参加了婚礼，会议室坐满了人。总之，杜博智和张玉荣二位新人容光焕发，特别是张玉荣一直满面笑容。 应大家的要求，他们谈了恋爱经过。他俩对婚姻的满意、幸福之极的感情溢于言表。
婚礼过后，我见到杨康抱怨他们都没去，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挺难受，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杨康说：‘我们去干啥嘛！‘原来他们早就打定主意不去，早就想到了会出现的尴尬，可我 只想到应去祝贺，没想及其他。
到9月下旬，报社领导在四楼会议室召开干部大会，突然宣布对幸存的我们绝大多数及死难者王景超、赵秉仁都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未摘帽者只有汪志英1人，他出了点纰漏，打发 他回原籍渭源县农村继续劳动去了。杜博智代表摘帽人员在大会上发了言，说：‘我们将继 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步前进。‘他委婉地否定了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们 摘了右派帽子，但景超未能回来等到这一天，使我悲痛不已，流泪不止。
我们苦苦挣扎了3年，戴着镣铐忍饥挨饿，险些丢了性命，才落得如今的结果，景超和赵秉 仁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的生命。领导上宣布摘帽，只是轻松的一纸 指令。听到这个宣布，我心里只有沉重，高兴不起来。头上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也只是暂时 被搁置了起来。
1962年元月，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政治形势进一步宽松。4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和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此时期，原甘肃日报 总编辑阮迪民，前几年在甘肃省委任宣传部部长、省委常委期间，对推行第一书记张仲良的 ‘左倾‘蛮干路线负有责任，而被免去了在省委的部长及常委的职务，回到报社还当他的总 编辑。犯了错误的阮迪民此次回到报社，工作作风大有转变，他每天接待报社的同志，虚心 听取大家的各种意见，走到哪里都向同志们赔礼道歉。报社成立的甄别办公室迅速开展工作 ，很快就解决了在我们去河西后编辑部又揪出的一个右派集团的问题，其头头为原政治理论 部的主任于维民。于维民参加工作早，是个老干部，下面还有王明庸、贾明玉等，一律宣布 一风吹。我本来对自己定为右派分子就不服，觉得自己的问题很简单，只要甄别查清问题并 不难。杨康、牛华生此时也都跃跃欲试要求甄别。我想找阮迪民面谈一次，当时要求和他谈 话的人很多，我又住在报社外面，不容易排上队，后来就写了封信给阮迪民。阮迪民接到信 ，立即让勤务员来家里找到我，要我去报社和他谈话。
阮迪民过去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威严，高高在上，不好接近。这次见面，威严的感觉没有了， 他还满面笑容地问我：‘抽不抽烟？‘他接到信立即和我谈话，主要是我的那封信打动了他 。我在信上描述了在农场劳动生活的种种艰苦情景，说到了忍饥挨饿的苦况。当然也提及了 失去景超对我和孩子造成的痛苦，但我胸怀宽阔，还大度地讲到，建设社会主义不是笔直的 大道，会有曲折走弯路。不论怎样，我仍坚信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无往而不胜 。我能压抑个人生活中的最大不幸与悲痛写出如此表明心迹的信，阮迪民大概觉得很不易， 再则，对我的文笔他也有点吃惊，比他原来设想的要好。在这次谈话中，我主要介绍了鸣放 中自己写过几张大字报，其内容如何，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后来，我又见到原农民报总编辑薛剑英，此时，他正具体负责甄别工作。当我谈到所写《向 ×××同志进一言》的大字报，在反右期间被上纲为破坏流萤、×××之间的团结时，薛剑英说：‘本来就不团结嘛！‘
一天，通知我去政治理论部编稿，部主任高书杰每天分我几篇稿子。我已几年没编过稿子， 对我熟悉了的这份工作很投入。高书杰说我完成得很快。
看来，形势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
但是，在1962年9月下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强调到了‘必 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高度，大反‘翻案风‘。给右派分子甄别被指责为‘猖狂之 至‘。阮迪民又被免 去甘肃日报总编辑的职务，给右派分子搞甄别成为一大罪状。
我的甄别梦化为泡影。
1962年9月，我和牛华生被正式安排在资料室工作。杜博智从1961年国庆节后就去了校对科 。杨康、杨骁、梁军、杜绍宇等人，先后都自找门路，到外单位工作去了。
此后，我建立了新的家庭。当时，他的右派分子帽子已经摘掉，原为西北民族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名叫白惠宇。1979年右派问题平反。1983年，他患癌症又离我而去。
后来，我在甘肃日报社经受了‘四清‘的磨难，在十年浩劫中再遭浩劫。
第二十三章三十年后的祭奠
1991年8月21日晚，我和伐夏乘西去的243次列车，终于开始了准备已久的高台之 行。这次，我是带着大儿子伐夏去祭奠我们的亲人的。30年前，我从安西乘东行的列车在茫 茫的雪原里于明水下火车后，暗夜里踏着三四寸厚的积雪，独自步行近十里路，直奔他劳动 教养的农场所在之地，原来想的是尽一切努力留住他垂危的生命。但他已在一个月前遇难， 已经活活饿死。我们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30年来，我们从未祭奠过他，严酷的政治逼迫我们隔绝同他的亲情我很少对孩子们说起他 们的父亲生前的事，怕的是因此而祸及孩子们，孩子们如果对他们曾是极右分子的父亲抱有 同情，无论在学校或是社会上都极难立足。我们在尽量忘却他。在艰难的人生之旅的跋涉中 ，一天天、一年年地忘记他。然而，‘不思量，自难忘‘。这一切又怎能忘记？
1978至1979年，甘肃日报社在总编辑刘爱芝的领导下，不仅平反了文革浩劫中的冤假错案， 而且也平反了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自然我们的错划右派问题也先后都得到‘ 改正‘。景超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形象，重新在人们的心头站立，他惹祸在身的3篇杂文 重新得到评价。在四川阆中曾同他一起就读于国立四中的陈三省，在我于1979年调到西北民 族学院工作后来家看我，犹不禁失声而哭。陈三省原也是错划右派，现错划右派问题‘改正 ‘了。他活着，景超却在20年前，已离我们而去。陈三省是个不多话感情不外露的人，过去 和景超的友谊不算很深，景超的惨死，拨动了他感情深处沉默了多年的心弦……多年来未能 说出的话，在泪水的涌流中畅叙了一切。我压抑了多年，在心底深埋了多年的悲痛，又怎能 消失？远在新疆的四弟景刚从甘肃日报社打听到我的住址，同伐夏同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 们又相对而哭……他走了，他是把无穷无尽的苦难留给了我，把人世间应有尽有的悲痛留给 了我。我奋力跋涉，苦苦挣扎，已付出了大半生的血和泪。年华在鬓边增添了的白发里悄悄 流失，岁月在向一个无辜者随意抛掷过来的各种伤害和凌辱中不经意地走过。错划右派问题 ‘改正‘了，生活对我的蹂躏也并未终结。我好苦、好累哟！这一切，全因为他已离去，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