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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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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令誉受刑后奄奄一息,都未招供。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官员又把郭正域的同乡胡化抓来,要他诬陷郭正域、沈鲤,胡化拒绝招供。
在权大于法的体制下,什么奇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会审时,竟然要沈令誉家奶妈的十岁女儿出庭作证。司礼监太监兼提督东厂太监陈矩问那小女孩:你看到印刷妖书的印版一共有几块?小女孩根本不知此事,胡乱回答:满满一屋子。陈矩听了大笑:妖书只有两三张纸,印版怎么可能有一屋子呢?陈矩又问另一个嫌犯:沈令誉告诉你刊印妖书是那一天?那人根本不知情,胡乱答道:十一月十六日。参与会审的兵部尚书王世扬说:妖书于十一月初十日已经查获,怎么可能在十一月十六日才刊印呢?最高司法当局的会审,搞成了一场闹剧,对郭正域的诬陷当然难以成立。
皇太子朱常洛得知郭正域因“妖书案”被诬陷,十分焦虑不安。郭正域曾经当过他的讲官(老师),深知其为人,多方为之鸣冤,又传话给提督东厂太监陈矩:“饶得我,即饶了郭先生吧!”后来还是陈矩鼎力平反,郭正域才免遭陷害。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说:“(郭正域)坐妖书系狱,九死不悔,可谓骨鲠之臣。”



《宫闺大案》(3)



“妖书案”迟迟无法侦破,东厂、锦衣卫压力与日俱增,不得不加紧搜索。十一月二十一日,东厂缉获一名可疑男子嗷生彩,据他的供词,其兄##生光有重大嫌疑。锦衣卫立即逮捕了生光及其儿子其篇,并在他家中查获罗纹笺写的手稿等物证。生光是一个秀才,专门以“刊刻打诈”为生,虽然与“妖书”无干,办案官员却如获至宝。接着又把为生光刻书的刻字匠徐承惠抓来作为证人,他招供曾为##生光刻过《岸游稿》十二张及“妖诗”一版。掌管锦衣卫的王之桢武断认定##生光就是“妖书”的作者。
于是厂卫与政府高官遵旨会审,##生光屈打成招,获得了以下口供:本人被革去秀才功名,怀疑是皇亲郑家(郑贵妃家属)指使,意图报复。在刻了“妖诗”及《岸游稿》以后,再刻《国本有关》,命其子连夜散发,以为皇亲郑家“定有不测之祸,可报大冤”。
其实,这是生光的“自诬服”,是逼供信得到的虚假供词。参加会审的官员却认为“生光前作妖诗,继播妖书,众证甚确,自认无词”。皇帝也以为此案可以了结,要三法司尽快定罪。
万历三十二年四月,刑部尚书萧大亨把三法司拟定##生光“论斩”的结论上报皇帝,皇帝以为太轻,要求从重拟罪。萧大亨心中有数,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论斩”已经过重,不敢法外擅拟,请皇上定夺。万历皇帝急于结案二便亲自走罪:凌迟处死,再枭首示众。理由是:“生光捏造妖书,离间天性,谋危社稷。”
就这样,无辜的生光被糊里糊涂凌迟处死,然后枭首示众,他的妻妾、儿子都发配边疆充军。光成了“妖书案”的一个替死鬼。就连沈一贯、朱赓对“妖书”出于生光之手也难以置信。他们曾就此案向皇帝表明:有关生光的证据,“空洞繁言,无足推求事实”,“含糊难明”。
然而参与会审的官员却振振有辞,不过他们的定案有如儿戏。据《先拨志始》记载,参御史余懋衡向众官员宣布他定罪的依据是:“昨梦观音大士说:‘妖书系生光在场的人听了莫不匿笑。此话传到宫中,皇帝听了也为之绝到。据《罪惟录》记载,另—个参与会审的御史沈裕为了急于了结此案,曾厉声对嗷生光说:“恐株连多人,无所归狱。”听了这样的诱供,生光不得不自己“诬服”,以后也不再翻供。他叹息道:“我为之,朝廷得我结案已矣,如一移口,诸臣何处乞生?”冤案的真相已经跃然纸上。
生光虽然是一个落魄文人,屈打成招后,却口还有一点骨气,始终没有顺从厂卫及三法司官员的意图,随意攀诬他人。提督东厂太监陈矩在向皇帝汇报时,承认皇上要追究幕后主使人的旨意难以实现,无可奈何地说:“(生光)忍刑辗转,书内词名一字不吐。”皇帝也不得不承认:“生光证佐已明,忍刑辗转,未吐同谋主使真情。”刑部尚书萧大亨想讨好皇
上,再三诱使生光扳扯“同谋主使之人”,生光拒不服从,抗言道:“我自为之,谁为主使?”在会审时,萧大亨把写好的纸条塞入刑部主事王述古袖中。纸条上写着这样几个字:
“脱生光而归,罪(郭)正域。”王述古正色拒绝:“狱情不出囚口,出袖中乎?”
生光死后,舆论界普遍认定,“妖书”并非生光所作。当时的野史都提及这件事:
有人说,“妖书”出于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桢之手。赵士桢一向慷慨有胆略,“妖书案”发后,杜门不出。据说,暾生光凌迟处死后,赵士桢精神错乱,屡次梦见暾生光索命,一病不起。
临死前,他自己透露了这一秘密。又传闻,赵士桢临死时,“肉碎落如磔”。所谓“肉碎落如磔”云云,当然是民间关于因果报应的街谈巷议,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不过,由此也折射出舆论的导向:暾生光死得冤枉。
稍微冷静地加以分析,便可以判断,一个落魄的秀才,如何能写出这篇涉及“国本”的政论文《续忧危议》!能撰写此文者,非得熟悉宫廷内幕及官场上层动态不可,区区生光断然无此能耐。
当然,“妖书”是谁写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背后透露出来的政治动向。显然,“妖书案”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它是政治的晴雨表,反映出朝野上下对于皇太子地位不稳的一种忧患意识,力图以曲折的形式表明舆论的压力,迫使郑贵妃不敢贸然废太子。这恐怕是朝廷大多数官员的愿望,包括一部分参与会审的官员在内,都不愿在此案中株连无辜的所谓“主使人”,而铸成大错。既然抓住了嗷生光,又有刻字匠为人证,案犯又供认不讳,此案便草草了结,是无奈中的上策。对于皇帝来说,真犯究竟是谁并不重要,把“妖书”舆论压—卜去才是当务之急。因此对于生光的处理,他不同意论斩,偏要凌迟以后再枭首示众,着意要造成一种威慑气氛,使后人不敢再在郑贵妃的问题上说三道四。



《宫闺大案》(4)



“妖书案”虽然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了结,但是它的政治后遗症,却—长期持续。上层官僚的派系门户之争愈演愈烈,沈一贯一派与沈鲤一派的矛盾浮出水面,由暗而明。此后的“梃击案”、“红丸案。”莫不如此,拉帮结派,以此为话柄,互相攻击。正如李逊之《泰昌朝记事》所说:“光庙(朱常洛)在东宫,危疑特甚,有前后妖书事,皆宵小辈窥伺内意,以为神庙(万历)必有易储之举,以此构衅造间,且肆毒朝绅,各剪所忌,而门户主名立矣。”
梃击案
“妖书案”过后,宫中稍稍安定。万历皇帝盼孙心切,鉴于皇太子朱常洛的元配妃子郭氏婚后无子,特地下旨多选淑媛,伺候于太子左右。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选侍王氏生了个儿子(就是以后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朱常洛有了儿子,意味着万历皇帝有了长孙,照理境况应该有所好转,其实不然。
自从他移居慈庆宫后,与居住于景阳宫的生母恭妃王氏几乎等于隔离。虽然万历三十四年因长孙诞生,恭妃王氏被册封为贵妃,但王贵妃与郑贵妃的待遇有天壤之别。等到她病危时,朱常洛才得以前往景阳宫探望母亲。但见宫门紧闭,一派门庭冷落的景象。王贵妃大约是常年思念儿子的缘故,眼睛已经近乎失明。她听到儿子的声音,用手抚摸着,凄楚地说:
“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憾!”朱常洛听到母亲的心酸话,泪如雨下。这时屋外有郑贵妃派来的人在偷听,王贵妃若有所闻,对儿子说:“郑家游人在此。”两人只好默然相对。
万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王恭妃病逝。死去的王贵妃的境遇,折射出活着的太子朱常洛的景况。王贵妃安葬一年之后,朱常洛遭到心怀叵测者的暗中诅咒,说明他的地位直到此时依然岌岌可危。万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一个名叫王曰乾的武弁(锦衣卫百户)告发:奸人孔学等人,受郑贵妃指使,纠集妖人,摆设香纸桌案及黑瓷射魂瓶,由妖人披发仗剑,念咒烧符,又剪纸人三个(皇太后、皇上、皇太子),用新铁钉四十九枚,钉在纸人眼上,七天后焚化。
万历皇帝获悉后,愤怒不堪,责怪内阁首辅为何事先没有报告。内侍太监听到皇上问话,便把早已递进的内阁首辅叶向高的奏疏交给皇上。其实叶向高已经知道此事,他的奏疏建议:
为皇太子考虑,皇上应该冷静处理此事:如果大张旗鼓,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反而使事态恶化,那么“其祸将不可言”。万历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只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唯一的上策,如果张扬出去,势必像“妖书案”那样闹得满城风雨。
第二天,叶向高指示三法司严刑拷打王曰乾,把这个危险人物打死在狱中。他所告发的案情太严重,又真假难辨,只有以不加追查、不事张扬、消灭活口的方式了结,才能化险为夷,化有为无。叶向高不愧老谋深算,顾全了皇室的根本利益。
不过,这一事件或多或少透露出,宫廷内外围绕皇太子的争斗,虽然悄无声息,却处处闪现出阴森的刀光剑影,朱常洛的日子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万历四十一年年底,皇太子妃郭氏病故,葬礼一拖再拖,其实是不想按照皇太子妃的规格发引。这种事态反映了皇帝对皇太子的冷漠态度。正是由于这种缘故,朱常洛身边的警卫人员寥寥无几,慈庆宫一派冷清景象。
这些因素,终于诱发了震惊一时的行刺太子的“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的黄昏,一个陌生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慈庆宫。第一道门寂然无人,第二道门只有两名老太监(一个七十多岁,一个六十多岁)把守,这个陌生男子打伤一个老太监,直奔前殿檐下。说时迟那时快,太子内侍韩本用率七八名太监赶来,将凶犯擒获,押送东华门守门指挥朱雄处。
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立即对案犯进行初审,案犯供称:本名张差,蓟州井儿峪人。此人言语颠三倒四,好像疯子。再三严刑审讯,他的供词仍语无伦次,只是说些“吃斋讨封”、“效劳难为我”之类不着边际的话。
消息很快传到宫外,北京城人情汹汹,纷纷揣测郑贵妃在背后捣鬼。
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奉旨审理此案。张差供称:被人烧毁供差柴草,气愤之余,从蓟州来到京城,要向朝廷伸冤,便在五月初四日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闯慈庆宫云云。
胡、岳二人依照“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律”,拟将张差判处死刑。这是一种简单化处理方式,仅仅以“疯癫闯宫”论处,不追究是否有幕后主使人,迎合朝廷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
然而外廷的一些正直官员对此抱怀疑态度,非要追个水落石出不可。刑部主事王志案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五月十一日轮到他提牢,在狱中仔细察看案犯的动态。



《宫闺大案》(5)



此时,正值狱中开王志案见张差年轻力壮,并无疯癫迹象,便对他突击审讯,对他说:“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张差望着边上的饭菜,低头不语,少顷,答道:“不敢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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