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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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其中，大部分知识分子“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都是一个“大同”社会：
柳亚子梦中的“大同世界” “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 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 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I —切平等，一切自由。”
女作家谢婉莹梦见的也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 的大同世界”。
郁达夫描画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 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活过了百岁、当时担任《时代画报》编辑的章克标说：“一切的梦想； 一切的梦，是一种超越的飞跃，所有界限和藩篱，须是完全撒除，国家这 种界限，在任何人的梦想中或梦中是不配存在的。”
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铁道 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光华书 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 个大同社会”。
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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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
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韦丛芜“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 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 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读者何法的“白日梦”之一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没有国 界。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 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中国“连现在众所公认为好东西的慈 善机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因为用不着受人哀怜与施与，也用不着 储蓄以备后患。”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梦想“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 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底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 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底工作地点。”中央 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梦想“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山东正谊中学的徐伯璞梦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义为原则”，“宣传 中国的王道，发扬中国的文化”。徐州女师的俞觉所梦与此相似，也是三 民主义救中国，“德感四方，各国来归，实现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我理想中的未来中 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 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 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
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梦想着“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一个社会 主义的新中国”、“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甚至成了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 毕云程和银行家俞寰澄的梦想。失业三年的读者周毓英梦想“主办一个月 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的讨论一切 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我办月刊不在取政权，可能 范围内还要帮助政府，帮政府革命，梦想当道不干涉。”燕京大学教授郑 振铎虽自称“我并没有什么梦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做‘梦想’的”，他 心中的未来中国却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
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三辑43页）
尽管他们不约而同地梦想的“社会主义”的“大同”社会，和我们在 1949年后实践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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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作出人生抉择之时，这些潜藏在他们生命深处的梦
是不会没有影响的。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当1949年来临之时，国民党政权的道义
威信几乎已彻底丧尽，完全变成了腐败无能、腐朽没落的代名词。战场上
的失畋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不仅在农村，在城市广大的中下层民
众中，在学生和普通知识分子中，确乎已人心尽失。
以储安平的洞若观火，早在1946年就对未来的可能命运有过清醒的
判断，但他最后还是留下了。这确是一个永远耐人寻味的题目。储安平先
后给国民党这个政权下过几个断语：“失败的统治”、“一场烂污”、“政治
失常”等。他对国民党的批评可以说是毫不留情、不留余地的。而国民党
竟容忍《观察》周刊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生存了三年零四个月之久，今天看
来或许是个奇迹。胡适当年虽然也曾名列《观察》特约撰稿人之中，却始
终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文章，这已经引起谢泳、程巢父等学者的注意。
程巢父在《储安平致胡适的五封信》中这样分析：“从《观察》奉行民主、
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和独立超然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来看，胡
适是会取支持的态度的。但是在具体的观点或价值评判上，恐怕就差异悬
殊，见仁见智了。先说储安平的第一篇政论《失敗的统治》……储文概说
二十年统治完全失败，胡适不见得赞同。从《观察》创刊到终刊，储安平
的政论文字，凡批评政府多取激烈态度，而胡适在批评政府时多注意分寸。
对学潮，储安平全盘肯定，完全支持，尤其激烈地批评政府，所有《观察》
刊登的报道学潮的新闻和储安平撰写的评论学潮的文章，都有助长之势。
胡适对学潮则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认政治腐败是导因之一，但不赞成动辄
罢课，多取平息的态度。”（《东方杂志》W33年1月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说白了，胡适并不同意储安平对国民党全盘否定的论政态度，在他看 来，这样做恐怕太轻率了一些，事实本身要更复杂一些。他本人更愿意采 取稳健的论政立场，这不是国民党不能批评，而是批评赛有分寸。这是胡 适与储安平的分歧所在，从中可以理解他们后来不同的历史选择。如果是 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储安平对当局持再激烈的批评姿态都算不得什么， 遗憾的是中国近代的社会状态是不正常的，储安平的取向决定了他与国民 党的势不两立。换言之，他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死角上，《观察》被封门是 早晚的事，也使他逐渐要在对峙的两强中必须倒向其中一方，非红即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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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墨”之间没有中间道路。这虽然与他所倡导的“中立的”原则相 背离，但到那一刻，他确已别无选择。这一切诚然否认不了储安平和《观 察》周刊在激荡的百年言论史上存在的意义。
从1949年以后储安平在复刊的《观察》上发表的东北纪行之类文章 来看，他对新政权的肯定没有一丝的虚饰和作伪成分，完全是真诚的。他 看到了一套全新的运行有效的新体制，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的氛围，从城市到乡村都有一些令他欣喜的现象。1949年9月29日，也 就是“开国盛典”期间，徐铸成日记记下了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今天 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 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至东北旅行，写了 旅行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特别注重人亊制度及工作效率。胡乔木看 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
谈，反复请教云云。”（《温故》之一 9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这些微妙的变化似乎都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这也是一个奇迹，不能不 感叹新时代的魅力之强。连储安平那样犀利的目光、桀骛的性格都变得让 人几乎认不出来。这就难怪他江苏宜兴的老乡徐铸成在日记中发出这样的 由衷之言：“祖国的变化真大”‘！他们一行从香港北上，一路上如同走进 了一个大观园，这些有见识、有阅历、经过无数大世面的人们都禁不住感 到自身的渺小、无足轻重。
这一切的根由都来自他们对国民党的失望、绝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 仇恨与鄙视。特别重要的是时代转换之际的“一边倒”，从柳亚子他们对 国民党战犯居螅傧碌那丛稹⑽驶爸校笾露伎梢蕴寤岬剿堑恼庵中奶�
四
还有…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中共螅愕笔钡恼呷∠颉Ｔ�1949 年刚刚到来之际，即将掌握政权的革命党表现出了大度、宽容的一面。毛 泽东有过这样的讲话：
1949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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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
必须避免釆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
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 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所以他要求采取 “团结、教育和任用”的策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I〃2年版）
他批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全国，是工人， 农民（包括新富农广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小资本家， 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幵明绅士，一般公务员， 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 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毛泽东选集》第4 卷！2】2页，人民出版社I96！年版）
1949年5月，胜利已成定局，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左翼文化人士开 会，就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交代政策：“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 大会，团结的面要宽，越宽越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单解放区 文艺工作者和大后方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对于过去不问政治的人要团结， 甚至反对过我们的人也要团结，只要他们现在不反共、不反苏，都要团结 他们，不要歧视他们，更不该敌视他们，假如简又文、王平陵还不走，也 要争取他们，团结的总方针是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 工作的人，都要团结，都要争取，这是一个‘闻道有先后’的问题。”他 郑重表示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决策。刘少奇曾经不止一次 地说，要花大力气团结旧艺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d 1页）
周恩来向即将南下接管上海、主持上海文化接管工作的夏衍交代任务 时说：“对文化教育等等方面，上海是半壁江山，那里有许许多多全国闻 名的艺术家、科学家，所以要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梅兰芳、周信 芳、袁雪芬……是不是都在上海，你们到了上海之后，一定要一一登门拜 访，千万不要随便叫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你们新
文艺工作者大得多。二是除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外，各大学、科学单位、 图书馆、博物馆等等的工作人员，除极个别的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