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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⒆急父澳暇┣朐浮Ｐ３す∪卧豆唇峋胄４读恕�12个学生自治会代表，因 此爆发了驱逐郭任远的罢课斗争。罢课持续了一个 月，蒋介石亲临浙大平息学潮。为了缓和人心，他 接受陈布雷的建议，任命竺可桢为浙大校长，从而 掲开了浙大历史新的一页。
1936年4月，声望卓著的科学家竺可桢就是 在前任浙大校长郭任远被学生赶走的背景下，在争得校长独立用人权、当 局不得干预的许诺后，走马上任的。这是浙大学生“一二 ？九”运动中取 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果实。
竺可桢1910年赴美留学，1915年参加了赵元任、杨杏佛等发起的中 国科学社，在《科学》杂志发表过不少文章。1918年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 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武昌、南京执教，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 第一个地学系，1928年起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 学的奠基人。
竺可桢：“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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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上任伊始就发表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
演讲，要求学生“致力学问”、“以身许国”，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强调“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 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 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他废止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 经验，继承并发扬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张学术自 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教。同时，他十分赞赏浙大所特有的自求是书院以 来一脉相承的朴实严谨的传统学风，并把它概括为‘‘诚”、“勤”两个字， 称浙大“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声誉亦很好。”
1938年11月，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竺可桢通过校务会提出以“求 是”作为浙大校训。他说一方面是要将求是书院以来的优良传统发扬光 大；一方面“求是”的英文是Faith of Truth；和哈佛大学的校训（拉 丁文Veritas） tt不约而同”。
1939年2月4日，他对一年级新生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讲话， 深刻、精辟地阐述了 “求是”的涵义。“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 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M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 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 明”。“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惜为真理而献身，鲜明地提出 要“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列举布鲁诺为了真理被烧死在十字架上， 伽利略年近古稀还要被迫认罪；达尔文、赫胥黎等当时被举世唾骂。“但 是他们有那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卒能取得最后胜利。”
他讲话后的第二天，日军18架飞机在浙大的临时校舍投下118枚炸 弹。就是在如此艰险、严酷的条件下，竺可桢先生概括并提出了 “求是” 校训。
在他民主、自由的办学方向吸引下，在他的崇高人格感召下，浙大汇 集了不少崇尚科学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实学、有社会责任感的好教授， 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出浙大的“求是”精神。正是有了竺可桢这样的校长， 有f费巩、王淦昌、蔡邦华这样的教授，作为“流亡大学”，浙大才能在 5易校址、历经5省、跋涉5千里这样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 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而成为有文、 理、农、丄、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不少专业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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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 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也由512 名增至2171名，被李约瑟誉为“东方之剑桥”，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占
有了重要的一页。
竺可桢所确立的“求是”校训不仅是治学准则，也是做人的准则。他 自己就是“求是”精神的身体力行者。他尖锐地批评“一般知识分子往往 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 的精神相背谬的。”（丨938年〃月1日《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讲演）
竺可桢当了 13年浙大校长，他一贯支持校园民主，1940年，他大胆 起用无党无派、敢于仗义执言的政治学教授费巩出任训导长。在费巩支持 下创办的《生活壁报》是浙大学生的一个民主论坛，推动了校园民主的蓬 勃发展（1948年改名为《费巩壁报》）。每当危急关头，竺可桢总是义不容 辞地站出来，承担责任。对浙大每次发生的学生被捕事件，他都非常关心， 积极主动地营救，态度极为诚恳。就这一点而言，他对学生的真诚爱护， 在上个世纪的大学校长中恐怕无人出其右。
1942年1月“倒孔”运动时，他亲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保护学生；他 一再拒绝国民党政府要他下令开除学生的威胁，斩钉截铁地说：“吾人总 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
1947年11月2日，即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杀害的第四天，浙大 学生自治会举行普选。这一天的竺可桢日记中写道：“此次为第一次普选 制”，当选者中“左派几占十之七八……故料之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 也。”但爱护学生是他作为校长的天职，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这一点始 终没有改变过。整个于子三运动中，他的言行感人肺腑，正是因为他不畏 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爱护学校和学生，所以成为学生最有力的 精神支柱。
当得知于子三死讯赶到监狱探视尸体时，竺可桢即严词拒绝在“于子 三自杀身死”的证明上签字，并在南京对《申报》记者说：于子三“作为 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正是他仗义执言，率先 冲破新闻封锁，击破了 “于子三自杀身亡”的谎言，消息见报后震惊全国。 蒋介石下令他“更正”，他断然拒绝：“报道是事实，无法更正/并公开 表示：“一本过去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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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放弃追求真理。”他还对浙大全体师生郑重宣告：“真理在我们这一边，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将永远留在不灭的史册中。他 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让我们 肃然起敬、激动不已！
竺可桢的人格力量，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对塑造老浙 大莘莘学子的人格所起的作用是后人很难想象的。浙大在1949年前被誉为 “东方剑桥”、“民主堡垒”绝不是偶然的，是和这位好校长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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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我们贡献这 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1948年的最后一天，南京长江边上，大江滚滚而去， 傅斯年和胡适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 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禁不住潸然泪下。傅斯年和胡适的泪为何而 洒？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百年寻梦》，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屈万里回忆，他曾听说那时傅斯年身上经常 带着安眠药，预备紧急关头可以“随时吞药自杀”（《传记 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一期so页）。我觉得这是因为他身体不好， 夜难成寐，并不是为自杀而准备安眠药。此时，前方战场
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蒋心中迁台之意
早就萌生了。此前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
大学校长，实际上这个决定U月就已作出。当月，由他主持的历史语言研
究所也迁到了台湾杨梅镇。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
黄得时请他写几个字，他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其中
弥漫了凄怆之感，更想不到是竟一语成谶。屈万里曾建议将这七个字刻在
傅斯年的墓碑上。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兵败如山倒，多数知识分子选
择了留在即将被解放的大陆，傅斯年却以“孤臣孽子”之心，选择了孤岛，
其实他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他对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腐败无能一直有激
烈的批评，他炮轰显赫无比的孔、宋，因此被誉为“傅大炮”。
假如没有“傅大炮”，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
内迅速崛起、发扬光大，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的确是难以想象的。
台湾大学最初是在日本殖民地时代建立的，所以台大将1945年光复 之日算是校庆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时才迎来了第四次校庆。他之所以能把 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不仅取决于他的才干，取决干他大刀阔斧的勇气 与锐气，更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纯粹为办大 学而办大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比如拒绝 三民主义进学校等。
4月20日，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台湾大学校刊》发表的《国立台 湾大学三十七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校长报告》中明确提出：“第一流的大 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他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 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议通过一年半时间，改 进各种通习科目，“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 教他们的普通课，教课之需要实习者，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有富于教本 参考书的阅览室可用，有优良的助教改他们的卷子，国文和外国文的程
度，一年之内顿然改观。”（《傅斯年全集》第五卷68…的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同时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个大学办成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一 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不会把书教得很好，因为学术水准低，自然不会把书 教得深入浅出。所以在进行本校的教育建设上，也应该时时不忘学术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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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他说这些都是“卑之无甚高论”，“但在目前大局不 定、社会动荡之下，不特‘高调’无从谈起，即此‘低 调’，若努力担负起来，也是极其吃力的……究竟大局与 环境能允许我们做到几成，总在未知之数”。但以他那种 “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力量，他只会一步一个脚印 地往前做去。（《傅斯年全集》第五卷70页）
什么是大学？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傅斯年心中是很 清晰的，他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 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
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傅斯年全集》第五卷79…80页） 他深知，“一个大学必须大家要办好，才能办好，便可以 办的好，绝不是校长要办好的。我所谓大家这包括全校教 职员、学生、工友在内。”（《傅斯年全集》第五卷126页） 当然，“大学的主体当然在教授，为教育、为学术的 研究，这都是当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预太多了， 流弊极大，可以弄到学术研究根本难得进行。”（《傅斯年全 集》第五卷95页）所以他原则上赞许大学的讲座制度，认 为要保障教授的独立性，教学的自由。如果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