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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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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终于爆发,虽然蔡锷也曾派兵入川,但他一直把这次战 事看作“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同种相残,杀机 大启”,“非国家之福”。他是始终反对内战的,所以他反对袁为将士授勋, 认为这样做无疑是“奖励残杀同胞”。
等到袁镇压了孙、黄等人的武力反抗,把整个民国变成囊中之物,几 乎只剩下远在西南边陲的云、贵等省还没有被北洋军所控制。蔡锷曾联合 黔、桂等省试图居间调停,主张双方罢兵,用法理解决,当然为袁所忌。
瞽锷:『为国民爭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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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袁世凯发出大总统令:“云南都督蔡锷迭电因病请假, 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 10月上旬,蔡锷辞去云南都督,动身进京。 早在6月中旬,他给梁启超的电文里就说“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 并与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由此看来,他进京未必 是被迫的。袁曾同意他的同乡熊希龄的提议,由他任湖南都督,但他进京
以后袁却再也不提了。
作为历史转折关头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手握兵权的蔡锷尽管离开了 云南,但他的旧部、他两年来一手训练的滇军还是唯他马首是瞻的,在云 南依然有他潜在的势力。在北京的两年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 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 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他,说是磋商 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召他进京本意也就是“槛虎于柙”。袁曾对曹汝 霖说过,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
从《蔡松坡集》可以看出,这二年多他没有发表什么政见,也亏他沉 得住气,期间留下的主要是经界局的文件。他深知让他到经界局是敷衍 他,但他认为正经界、清田陚也是治国要政,很想有所建树。不长时间(从 1915年1月22日任事到7月22日呈文给袁世凯)他就编印了《中国历代 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巨册。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办事认真、踏实、 细致和严谨。大约只有这个经界局与政治离得最远,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做 点事。
1915年8月,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已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 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蔡 锷一方面风花雪月,韬光养晦,终日沉湎于八大胡同以迷惑袁的耳目;一 方面领衔签名支持帝制,包括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 张一爵、陈仪等12位将军都签了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 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是蔡锷的亲笔,使袁对他深 信不疑。因此,后来袁的统率办事处才会责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他坦然 答复:
“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 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
其实,他一直暗中与梁启超频繁来往,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 筹划护国大计。梁当时可以说是执舆论界牛耳,连袁的大儿子袁克定也说 他“领袖名流”,得他一言,“贤于十万毛瑟”。蔡锷对帝制的态度很大程 度上受梁的影响。“筹安会”发生第二天,他到天津密访恩师,梁说自己 的责任在言论,必须立即作文,堂堂正正地反对。他则是军界有大力的人, “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不久,梁启超就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蔡鳄 则隔几日就去一趟天津,等部署已定,他们先后南下。蔡于1915年11月 中旬秘密离开北京,取道日本、上海、香港,转河内,12月19日抵达昆 明。梁则于12月18日到上海。临行前师生相约一一
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
(蔡锷《盾鼻集》序)
袁曾对身边的亲信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焊远 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 大患,并感叹“纵虎出柙”,言辞之间隐有悔意。云南独立前的一天,蔡 锷最后一次忠告袁,“痛哭陈词”。此后的宣言、文告中则一律列数袁的罪
状,称其为叛逆、“谋杀凶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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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袁被迫取消帝制,他虽然坚决反对袁继续当总统,但他也说自己 对袁“多感知爱”,多次表示袁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 凶国害家之举。”他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 情”。由此看来,他对袁是有一定个人感情的。但袁一旦背叛他自己宣誓 效忠的共和、帝制自为,他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在他看来,这
是“为国民争人格”。这才是真英雄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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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1913年进京前,蔡锷曾通电发表过大量政见。
他的政见前后也有些变化,但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誓死捍卫民国 的立场从未动摇过。
他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他致电孙中山等坚决 反对君主国体,无论满人还是汉人为君主。他提出要破除省界,用人不必
存政见、党见,唯才是举,变革要稳健、渐进等。这些见解即使今天看来 也不无见地。
蔡锷:『为国民爭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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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结社自由是文明国的通例。袁上台后,他提出应组织政党内 阁,其他政党在旁边监督。鉴于当时政党林立、党同伐异,意见纷歧,水 火不容,他主张解散各党,另组健全的政党,并愿意先取消他领导的共和 统一党。他说“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并劝说黄兴“功尚未成,身 何能退! ”
此后,他首倡军人不入党,自己身体力行,谢绝参加一切政治组织。 同时,反对军人结社,认为因政见不同而以武力为后盾,很可能破坏和平, 推倒内阁也太容易。
这些看法都光明磊落,浸透着共和精神,所以袁氏称帝,他第一个起 来反对。云南举义目的就是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绝于中国。

等到胜利在望,他▲再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1916年6月21日, 他致电梁启超‘‘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
唐继尧本是蔡锷的老部下,蔡进京前推荐唐继任云南都督。云南举义 是大势所趋,滇军上下都拥护蔡锷,民心也是如此,他在当时的云南实在 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但他坚持所有布告都以唐为首,以表明自己志在讨 袁,不争权力,自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亲临前线。唐只交给他“三千羸 师”,和不足两个月的给养。到后来已是“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屡 次请求增援,唐总是空言搪塞,没有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好在他誓师时 就抱有必死之心,愿与民国共死生,所以能以孤军当大敌。他自认为“此 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 壮快也。”(1916年5月16日给妻子的信)
袁世凯一命呜呼,战事也就结束了,奇怪的是唐继尧的援军反而陆续 向四川出动。蔡锷在气愤之下致电责问,晓以大义。他哪里知道唐得到首 义的美名,却抱着大云南思想,要把四川也变成自己的地盘。蔡锷的死使 唐顺利成为西南大军阀,据说言谈之间“深以蔡死为幸”。
蔡锷心地光明、纯洁,生平不爱钱、不慕高官厚禄,他常说“人以良 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废。”他反对帝制,争的不是个人权 力,无非出于他的良心,出于他对艰难缔造的共和国的忠诚。但“对于责 任,丝毫不肯放松”,他是近代史上难得的一个扎死寨、打硬仗的人。与 唐继尧不一样的是他并不想把四川,乃至西南据为己有,在那个有枪便是 王的动荡乱世中,他是一个罕见的没有军阀思想的将领。陶菊隐说“自民
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不幸的是,当胜 利降临的时刻,他已病入膏肓,这一年冬天他就在日本医院谢世,年仅34 岁。他的早死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损失。
蔡锷的死让梁启超悲痛欲绝,梁在挽联中写着:“国民赖公有人格, 英雄无命亦天心。”
孙中山致电黎元洪提议以云南起义日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六年以 后,梁启超还在讲演中沉痛呼唤:“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 百千万亿化身,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蔡锷的精神核心就是为四 万万国民争人格,而不是为一己图私利。有了这种精神力量,他当年才会 作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誓言,如果胜利则功成身退,不争个人的名誉地位; 如果失败则献身祖国,准备牺牲,绝不逃往外国租界,也不流亡外国,使 国事更不堪问。这是以生命捍卫共和的誓言。我以为,在这块只问成败、 不论是非,追逐权位者如过江之鲫的古老土地上,这几句话尤其值得大书 特书。
在中国近代军阀多如牛毛的混战局势中,职业军人中竟然产生了蔡轉 这样一个人格高尚、目光远大、让后人只能仰视的人物,是整个民族的大 幸。我以为蔡锷本质上是一个有知识分子品质的人,作为梁启超心爱的弟 子(即使在他声望如日中天之时,他对梁始终执弟子礼甚恭),他从小受 过良好的人文教育,具有深厚的人文修养,共和观念早已渗入他的骨髓。 这些因素对他作出重大的人生抉择至关重要,所以整个几千年的中国文明 史中,只有他拿着枪用行动说出了如此坚定的、带有人气的话“为国 民争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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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而行: 杨度与君主立宪思想
1915年12月23日,蔡锷发动护国战争之前,以唐 继尧等的名义给袁世凯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其中 要求惩办13个“帝制祸首”,即所谓的“十三太保”,除 “筹安六君子”外,还有“七凶”(即朱启钤、段芝贵、周 自齐、梁士饴、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西南独立各 省直到推倒帝制以后也坚持起码要惩办这几个人,但在 1916年7月黎元洪、段祺瑞政府发表的通缉文告上,13 个人只剩下了 5人,添上另外的3人,凑成8人,其余一 律宽免。重读这个文告让人感到这真是一场闹剧:
被通缉的8人是杨度、孙毓筠、梁士饴、朱启钤、周 自齐,加上顾鳌、夏寿田、薛大可。榜上无名的人中,段 芝贵是个小站出身的军阀,手里有兵,又有人力保,严 复、刘师培是学者,也有人为他们开脱;胡瑛、李燮和 是老革命党人,有人要求照颐;袁克定不算祸首不说,还 为雷震春、张镇芳求情,当然他们也是带兵的军阀;袁 乃宽姓袁,也可以不问。这样原来的13个人中只剩下了
5个人,大概觉得人数太少不好搪塞,就添了 3个人。顾
繁是约法议员、政事堂的参事;夏寿田是袁世凯的一个幕僚;薛大可则是 一个报人,写过几篇帝制的报道,署名为“臣记者”。这8个人大致上都 是:一、没有军阀背景;二、不是国民党旧人;三、不是遗老重臣、硕学 鸿儒。当然,北洋政府对他们也都是网开一面,通而不缉,所以8个人没
有一个真的被捕的。
张勋当时曾通电反对惩办帝制祸首,他说:“君主民主,主张虽有不 同,无非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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