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纪事2007-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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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饰暮竺妫缴狭秸潘瞿讯拥恼掌�60年后，这份档案上标明，照片已遗失。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曾面向社会征集过遇难者照片，但几年过去了，只收集到20几张照片，有的还是画像。这与30万的死难者人数太不相称了。
怎样找回那些逝去的面孔？朱成山在思索。
一天，他在南京太平商场买东西的时候，看到商场里有人正在用电脑给顾客画像。这一幕触动了他的神经。“可不可以采用电脑画像的方式来给遇难者画像呢？”回到馆里，他马上让工作人员寻找电脑画像的设备。几经寻找，他们终于在山西找到了一套用于刑事侦查的电脑画像软件。软件中存着几百张人的五官类型，按照幸存者的描述，把这些五官拼起来，遇难者的形象不就出来了吗？这个发现，让他们非常激动。
软件买来后，纪念馆工作人员燕龙溪和司机小孙开着车，带着设备开始了对幸存者的走访。时隔70年，那些幸存的老人还能否记得当年亲人的相貌，燕龙溪没有把握。走访了几家之后，他发现很多老人都清晰地向他描绘出那些逝去的脸。那段惨痛的经历，给他们的印象太深了。
画像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后，燕龙溪发现一个问题。由于这套系统原来是为公安部门作刑事侦查用的，所以图谱中没有老人和小孩的资料。怎么办？他们只好求助于软件开发商。
为此，两个山西工程师特意赶到南京来为他们改进系统。图谱需要大量真人的照片作素材。燕龙溪又拿着照相机，到幼儿园和小学去给孩子拍照。“当时也不敢告诉人家是为了给遇难者画遗像用的，怕人家忌讳嘛！只能含糊地说，留作素材。”
一辆车，两个人。一年间，燕龙溪他们在南京跑了将近10万公里，走访了上百名幸存者，360多幅遇难者的遗像画出来了。70年后，很多幸存者看到死去亲朋的形象，非常激动。他们说：“像！像！就是他……”
那些逝去的面孔（2）
有的幸存者知道这个消息，全家扶老携幼到馆里来画像。给燕龙溪印象最深的是一个90多岁的老爷子，当年是国民党守军。去年夏天，他自己骑了40分钟自行车来到馆里画像。临走时，燕龙溪怕老人出事，想送他回去。可老爷子执意要自己骑车回家。
虽然大部分幸存者都对电脑画像很认可。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并不满意，梁强说：“电脑画像毕竟是拼起来的，很多人像都是平面的。一个人像不像，有时候就是一个神态。”电脑拼出来的人，显然没有表情。
为了能画出更生动的遗像，纪念馆联系到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张玉彪，请他来为遇难者画像。张玉彪爽快地答应了。
几个月间，张玉彪跟着燕龙溪走访了30多个幸存者。画像前，张玉彪会先跟幸存者聊一聊，以期在情感上与遇难者找到联系。那些惨烈的历史，深深触动了他。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幸存者常志强。
1937年，常志强只有9岁。大屠杀来临时，他与父母、姐姐和4个弟弟正走在逃亡的路上。疯狂的日本兵突然出现，瞬时杀害了他的6个亲人。他的母亲在临死之前，还坚持着给他年仅两岁的小弟弟喂奶。常志强看到母亲胸口在汩汩地冒血，赶忙用小手捂上去，嘴里还念叨着：“妈妈，我给你捂着，我给你捂着……”但常志强留不住妈妈的生命，他两岁的小弟弟，最终也被活活冻死了。说到此处，80岁的老人已经老泪纵横。
我在南京采访时，记录了常志强遭遇的影片《南京》还在南京放映。看过影片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为此常志强接受了各地记者采访。反复地回忆显然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我见到他时，他正戴着检测心脏的仪器，坐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不忍心再向他提起那段惨痛的历史。当老人看到我从张玉彪那里带来的他小弟弟的画像时，非常高兴，点着头说：“像，真像！这就是小发。我这么可爱的小弟弟，被日本鬼子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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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为了记录仇恨
对于接触到大量真实的细节和场景的编辑者来说，不带感情地记录那段历史是不可能的。
颜玉凡对此深有体会。刚刚编辑《名录》的时候，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对她来说只是个符号。但随着资料的丰富，那些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而她也深深地被这段历史所震撼。《名录》编辑过程中，她一度陷入其中不能自拔。“那时候，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会梦到那些扑面而来的名字。”编辑即将完成时，她不得不离开这项工作，回家疗养。
朱成山记得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学生颜玉凡的信息，信息中颜玉凡说她看了老师在电视台做的节目，哭了。她问老师，这么多年来接触这些惨烈的历史，是怎么熬过来的？
朱成山这样回复她：“带着感情去研究历史是对的，但不要带着仇恨，要有理性。我花了十多年时间为这段历史呐喊，现在我觉得光呐喊不够，还要有理性。”
采访中，几乎所有学者都对我强调要“理性地研究”这段历史。
王卫星说，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记录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让人类从悲剧中吸取教训。大屠杀不是哪个民族的悲剧，而是全人类的悲剧，人性的悲剧。以这样的情怀进行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会增长仇恨，只能让人们以史为鉴，更加珍惜和平。
他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南京大屠杀不像纳粹屠杀犹太人那样被西方世界所熟知。我觉得，某种程度跟我们的叙述方式有关。张纯如站在人性的高度进行叙述，人道，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2005年，在南京召开的纳粹屠犹与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以色列学者说：“我希望，当人类再有灾难发生时，我们不再成为受害者，不再成为旁观者，更不成为加害者。”
这，也许就是我们强调牢记历史的意义所在。
血防：新中国第一场疫控战争
唐铮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1958年6月30日，身在西子湖畔的毛泽东主席，挥毫写下了两首后来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七律？送瘟神》。因为这两首诗，余江，这个江西省东北部的小县，从此名扬神州。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在半个世纪前，那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为了消灭为害南方12省市、威胁上亿人生命健康的血吸虫病，年轻的新中国在当时尚不丰裕的财力物力条件下，举国动员，不仅在短短几年内创造了旧中国无法想象的疫控奇迹，并由此建立起新中国最早的专项疫控体系。
华佗无奈小虫何（1）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那一天，毛主席习惯地在深夜时分打开当天的《人民日报》，当翻到第三版时，看到了一篇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
副标题的字不大，却吸引住了毛主席的目光，读罢，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声说：“好，好，全国都这样，那该多好啊……”心情激荡之下，两首七律题毕。
随后，毛主席又挥毫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乔木同志：
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或须作点解释。
毛泽东
七月一日
也许很多人并不理解一个伟人为小小血吸虫而牵肠挂肚的情怀，无法理解这场人疫之战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毛主席挥毫题诗的时候，在南方12个省市里，消灭血吸虫的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这场战役是由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一封书信发起的。
1953年，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时，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像瘟神一样威胁着人们的生存：这种肉眼看不见的灰白色线状小虫，当虫卵入水孵化形成毛蚴，向水清处游，遇着钉螺便钻入钉螺体内进行无性繁殖，生出无数的尾蚴，再从水里钻到人畜体内寄生。只要皮肤接触到疫水，只需要十几秒钟的时间就能引起血吸虫病。儿童被传染血吸虫病后，发育受到影响，甚至成为侏儒；妇女被感染后，多不能生育；青壮年感染此病后，丧失劳动力以至死亡。血吸虫病的肆虐横行，使不少疫区人烟稀少，田园荒芜，还出现了不少“寡妇村”，无人村。
看到这些，沈钧儒心急如焚。9月16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这一情况。不久，这封信便和附带的材料一起放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字字如血。毛泽东看完信和附件后，立即铺开信纸，给沈钧儒写了一封回信。
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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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无奈小虫何（2）
九月十六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
顺致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
其实，如果更早的话，对血吸虫的调查和防治可以上溯到1949年解放军渡江战役。早在1949年解放军渡江作战之前，华东军区便有不少来自北方的战士在练兵中感染血吸虫病，造成大批非战斗性减员，当时部队进行了一些防治工作，但是离消灭血吸虫还差得远。这次沈钧儒的书信，则将血吸虫的问题又一次摆上了桌面。
为了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一场深入的调查研究随即展开。
狮子岩的传说
这时的余江县，正如《送瘟神》诗中所说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从1919年到1949年，整个余江先后有29000多人死于血吸虫病，42个村庄濒临毁灭。在余江县下辖的蓝田坂村，1909年至1949年间先后有3000多人因患血吸虫病死亡，14000多亩田地变成荒野。原有500多户，2200多人的荐头村，在解放时只剩下了８户。上、下黄村两个村子，上黄村只剩下了十几户人家，而下黄村虽然还存有40多户人家，却有48个寡妇，变成了“寡妇村”。
和疫病同样害人的，还有乡里村间蒙昧的传说。余江周边广为流传一种说法：得大肚子病是因为吃了狮子岩的水。
几百年来，白塔河都是当地人赖以为生的水源，河边有一块酷似狮子的岩石，这头狮子俯卧在地，闭目张口。嘉靖年间，当时的知县在狮子岩旁边开凿了一条引水渠，沿渠可以灌溉上万亩水田。引水渠修好后，远远望去，白塔河的水便像是从狮子口中汩汩流出的一样。
此后多年，引水渠年久失修，大部分渠道淤积严重，杂草丛生，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