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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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解思忠 （5）
国民素质的“思想者”与“实践者”
“解思忠是一个思想者，也是一个实践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蒙，读过解思忠的《国民素质忧思录》和《观念枷锁》后，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实行者的勇敢思考》；文章中的这句话，可以用来概括解思忠作为一 名人文学者的特点。
进入国务院后，解思忠在治学道路上开始了一个转变，即由文学创作向学术研究的转变；与此同时，他本人也经历了一个由作家向学者的转变。在实现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他体会到作家与学者之间既有矛盾之处，也有相通之处，正如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所说的：
学者追求的是理性与逻辑，必须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地表述自己的见解。作家，尤其是进行纯文学创作的作家，最好能保持一种朦胧状态；若像哲学家一样思维过于周密，表述过于准确，就会丢掉文学中最感性、最形象，也是最生动活泼的东西。正如有人所说，作家不可太聪明，太聪明就成不了大作家；太聪明的作家往往自我扼杀最宝贵的感情，或者十分愚蠢地使这种感情庸俗化。我甚至认为，文学是傻子写给傻子看的东西。
作家与学者也有相通之处。作家要想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存在，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是不行的。前些年一位作家有感于许多同行的学术水平低，其作品缺乏思想深度，曾提出过‘作家学者化’；后来，又有一位学者有感于许多同行知识丰富而才思枯竭，论文的表达方式常常是知识的堆积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思考，使得多数学术圈外的读者往往因缺乏兴味而不能卒读，其研究成果难以在人民大众之中传播，所以也曾提出了‘学者作家化’。‘化’，诚然是很难做到的，但这并不妨碍作家向学者的方向发展，使得自己的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也不妨碍学者向作家的方向发展，使得自己的成果能插上文学的翅膀。
解思忠到国务院后不久，在一次全国扫盲工作会议上得知：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平均约有400万名中小学学生失学，其中约有百分之三四十是因家庭贫困而付不起每年几十元的书杂费；为了救助失学儿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在实施一项“希望工程”。当时，他的心情异常沉重；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促使他拿起笔来，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希望之光》。作品在1991年1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刚一发表，就在境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最早引发了全社会向“希望工程”捐款的热潮；该报曾先后于3月9日与4月14日以《篇篇飞鸿伴随颗颗爱心——报告文学〈希望之光〉引起强烈反响》《留学生情系“希望工程”》为题，对捐款热潮作了报道。他自己也将这篇作品的全部稿酬通过“希望工程”，捐赠给了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1991年3月30日向他颁发的《证书》中写道：“解思忠同志以自己的笔，积极宣传希望工程，并将撰写报告文学《希望之光》的全部稿酬捐赠给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体现了一个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失学孩子的一片爱心。特发此证，以资纪念。”
创作这部中篇报告文学作品，在解思忠的文学生涯中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却最早引发了他对国民素质的忧思。他在《希望之光》中写道：“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竞争正由争夺军事优势逐步转向争夺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科技力量的优势。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正是从这时起，他便开始关注国民素质问题，并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将其作为自己学术研究与写作的主攻方向。
鉴于当时的社会风气问题已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反映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民谣大量出现，解思忠便从民风入手，用了仅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专著《盛世危言——民风求疵录》。此书在广泛搜集并遴选当代民谣的基础上，将民风中卑俗萎靡者概括为“贪、假、黑、奢、冷、躁、混、愚、溺、荒”10个字，每字独立成篇；通过披露典型事例和社会调查结果，并辅之以议论，旨在发聋振聩，醒世警顽。此书1994年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后，迅速在境内外广为流传，不仅得到读者的欢迎，专家、学者们在书评中和研讨会上也给予肯定，《光明日报》还发表了对他的专访文章《民风：民族兴衰的标志》。
鉴于形成上述种种卑俗萎靡民风的直接原因，乃是国民素质不高所致，解思忠很快便将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深入到了国民素质层面，于是就有了199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此书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和审美等8个方面对国民素质进行了考察，归纳出24种缺陷，并在剖析社会调查结果和典型事例的基础上，提出现代人的素质要求。
《国民素质忧思录》出版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短时间内一版再版，在各地书店公布的“销售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入选“1997年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推荐书目”“我最喜欢的读书活动推荐书”等推荐书目，被评为1996…1997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境内外数十家报刊作了报道与选载，10多家媒体对他进行了采访，许多地方邀请他去做报告或签名售书。
1997年4月3日，有关方面联合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与会的文学界、教育界和出版界数十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文采斐然、具有较强可读性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是一部鞭辟入里、具有较强思辨色彩的人文学术著作”；有的学者还指出，这本书“是我国首部从人的素质理论出发，对国民素质进行考察的专著”。许多报刊都发表文章，一致给予好评——
《人民日报》发表书评指出：“《国民素质忧思录》与近年来问世的为数不少的同类社会读物、文学作品、思想读本等相比较，其最大特点、最有价值之处，是贯穿并统领全书的高度理性精神。它不靠泛泛的煽情来吸引人的视听，不靠危言耸听的大骂‘丑陋的中国人’来哗众取宠。”
《光明日报》发表书评指出：“《国民素质忧思录》贯穿了一种相当自觉的现代启蒙意识。这种启蒙意识，远承本世纪初叶以来的那些伟大的文化先驱者的思想，近承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的积极成果，倡言科学、民主、自由、解放，重创造而反对泥古。”
《文艺报》发表书评指出：“从教育意义上说，《国民素质忧思录》是一部难得的‘通鉴’性的‘教科书’。”
……
《国民素质忧思录》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江泽民总书记曾在几次会议和场合中提及此书，予以推荐。中共中央办公厅购买后，分送给政治局全体委员。《人民日报》也于1997年10月20日就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着力提高国民素质》的社论，敲响了警钟：“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
《国民素质忧思录》出版后，香港三联书店随后也出版了繁体中文版；据介绍，这本书的出版打破了该出版社的两项纪录：一是在短时间内连印数次，二是香港几家对该社出版物从来不作评论的媒体首次对这本书作了评论。台湾《联合报》1997年7月14日将此书列入“畅销书排行榜”。香港政府2001年5月将此书列入“中国语文及文化科参考书目”，2003年“非典”流行、学校停课期间又将其指定为学生自学的课外阅读书。境外许多媒体发表文章，一致给予好评——
美国《世界日报》1997年4月4日报道指出：“这部把中国人视为一种‘产品’全面考察其质量缺陷的著作，不仅是一部鞭辟入里、发聋振聩的作品，而且是一部世纪末的填补空白之作。”
香港《明报》1998年5月28日登载了“香港第一笔”陶杰先生的书评《国民素质的忧思》，文中指出：“中国人的低素质，自从清末实行洋务运动以来，思想家研究颇有心得。鲁迅和梁启超是反省的第一代，柏杨是鞭挞的第二代，三联书店出版了大陆学者解思忠的著作《国民素质忧思录》，上承鲁迅和梁启超的创见，对当代中华民族的劣质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国民素质忧思录》引录了大量当代的社会事实，推翻‘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神话，揭破当代中国人低素质的本相，是一本精析洞见的好书。”
香港《亚洲周刊》（1997年6月23日…6月29日）也登载了香港作家余闲先生的书评《针砭中国人的素质》，文中指出：“作者用具体事例和调查数据说话，并穿插自己的分析，不乏精辟见解。”
……
《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取得成功后，解思忠并不认为已经大功告成，而是继续追问：导致国民素质种种缺陷的根源是什么？其实，他在书中已从教育上追溯了缺陷的根源，并指出还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是，还应该有自身的深层原因，这种自身的深层原因可以追溯到国民素质的核心——观念；于是，他便从作为观念载体的俗语民谚入手，在观念层面追溯了国民素质缺陷的根源，并完成了《观念枷锁》一书。此书将国民头脑中陈旧、错误的观念归纳为36种，围绕每种观念，剖析事例，论述危害，追溯根源，旨在促使国民自省，变革观念。
《观念枷锁》一书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如同上一本书一样，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98年10月11日，解思忠在西安市第九届全国书市上应邀为读者签名售书时，购书者将他团团围在中间，只好请来保安人员维持秩序，有的读者还给他送来了花篮；原定两个小时的时间，不得不延长到三个小时，直至把事先准备的数百本书售完为止。《观念枷锁》的繁体中文版在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后，在境外华人中再次广为流传；美国“汉林网上书城”作了转载，香港几家报刊作了评介，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1999年2月2日致书解思忠表示对书中观点“赞成膜拜”。一些著名学者、评论家也都撰写书评，一致给予好评——
王蒙在上述那篇书评中还写道：“前几年解思忠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便因了它的实在与尖锐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现在，他又写出了《观念枷锁》一书，从咀嚼和推敲我国人民中习焉不察乃至被肯定被提倡多年的一些谚语熟语套语出发，提出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中的观念变革问题。这本书同样具有一种实事求是的尖锐性：它是从实际工作中与生活中提出的，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