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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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著述最多、范围最广，自传、传记资料收藏最丰、最齐的一个名人；同时，他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最被人顾盼、议论、窥伺，却又是最被人误解的一个名人。这当然跟他自己处处设防、刻意塑造他的公众形象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之下，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知名的人物里，胡适可能既是一个最对外公开、又最严守个人隐私的人。他最对外公开，是因为从他在1917年结束留美生涯返回中国，到他在1948年离开北京转赴美国的三十年间，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界领袖、舆论家及学术宗师，他的自传资料产量与收藏最为丰富与完整。这些自传资料，他有些挑出来出版，有些让朋友传观，有些除了请人转抄以外，还辗转寄放保存。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极其谨守个人隐私的人。他所搜集、保存下来的大量的日记、回忆以及来往信件，其实等于是已经由他筛选过后的自传档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来，那就好比说他已经替未来要帮他立传的人先打好了一个模本（a master narrative），在他们为他立传之先，他已经把那些他不要让人窥密或分析的隐私、以及他思想成熟以后所放弃的主张和想法，都一一地从他的模本里剔除了。
胡适一生中所收集保存起来的自传档案，卷帙浩瀚，对研究者来说，当然是一大挑战。然而，最大的挑战并不在于数量，而毋宁在于它是一个筛选过的传记模本。面对这个传记模本，研究者必须能取其所用，而不为其所制；要能不落入那“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的窠臼；要能既赢得资料，又不赔去自己的灵魂。换句话说，研究者必须要能入胡适的宝山，得其宝，而且能全身而出，不被宝山主人收编为他的推销员。
胡适的日记与书信，都不属于那种秘而不宣、写给自己看的私领域的产物。一般所谓的私密文件，比如日记与书信，用在胡适的身上，已经是在公众的领域。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所强调的，胡适的日记不但不属于秘而不宣之物，而且它更是他“知识男性唱和圈”里一个重要的环节。这是因为胡适的日记并不只是留给后人看的。就以《留学日记》为例，他在留美的时候，就把日记寄给许怡荪浏览、保存和选刊。在他一生中，他不只让朋友借他的日记去看，有时还主动把日记借给朋友。更重要的是，胡适的日记所记载的，和他个人或家庭的生活几乎毫无关系。即使我们用他所用的“札记”这个字眼来形容他的日记，即使他在《留学日记》的〈自序〉里，说那是他“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但整体来说，我们与其说胡适的日记是他个人心路历程的记录，不如说是他和友朋唱和的记录。从这一点说来，他的日记实际上是他的来往书信和学术著作的延伸。如果借用崔芙·柏洛芙屯（Trev Broughton）对十九世纪末期英国传记文学所下的断语，我们可以说，胡适的日记，就和他所有的自传写作一样，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行为（activity），而非一个单纯的文学成品（literary event）；是脉络（context）、是介于文本之间（intertext），而非文本”。＇ Trev Broughton； Men of Letters； Writing Lives： Masculinity and Literary Auto/Biography in the Late Victorian Period； p。 12；请参阅拙著“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 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May； 2004）； pp。 305…309以及〈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熊秉真等编，《欲掩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公义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3年），页197…200。＇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前言（2）
无怪乎美国名作家威廉·盖司（William Gass）会说：“如果我已经顾虑历史会怎么写我；如果我知道在我走了以后，我所留下来的涂鸦会让人家拿去审视、赞叹和品评，我可能就会开始埋下一些能帮助我开罪的伏笔、重新排比片段、把故事稍微改编一下、报一点小仇、改写、让自己看起来像样一点。于是，就像莎士比亚戏剧里的独白，它们等于是说给全世界听的。”＇ William Gass； “The Art of Self： Autobiography in An Age of Narcissism；” Harper‘s Magazine； （May； 1994）； online edition from Academic Search Elite； p。 7。＇琳·卜伦（Lynn Bloom）说得更直接，她认为专业的作家所写的东西，没有一件真正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她说：“专业作家没有下班的时候。”＇ Lynn Bloom； “I Write for Myself and Strangers”： Private Diaries as Public Documents；“ in Suzanne Bunkers and Cynthia Huff； eds。； Inscribing The Daily： Critical Essays on Women‘s Diarie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6）； p。 25。＇
作为胡适传记的“模本”，最典型的莫过于他的〈四十自述〉了。试问到现在为止，哪一个为胡适立传的人，对胡适早年生涯的叙述不是跟着〈四十自述〉亦步亦趋？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脍炙人口的故事，从他母亲的订婚、慈母兼严父、三岁入塾读书、发现白话小说、无神论的萌芽、在上海进了三个学堂却没有一张毕业证书、《竞业旬报》的白话撰述、叫局吃花酒到酒醉打巡捕进巡捕房、闭门读书考上庚款留美、以致于“逼上梁山”的文学革命，都几乎被依样画葫芦地搬上了坊间林林总总的胡适传里。套用胡适在世时喜欢用来批评人“人云亦云”的话来说，这就是被胡适牵着鼻子走的结果。
〈四十自述〉当然是了解胡适早年生活最重要的资料。这就好像他的《留学日记》是了解胡适留美生涯不可或缺的史料一样。只是，俗话说得好，“尽信书不如无书。”套用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话来说，就是必须解构（deconstruct）。〈四十自述〉，顾名思义，是胡适在四十岁的时候所作的回顾。任何人作回顾，都不可能避免以今释古、选择记忆、隐此扬彼的倾向，更何况是胡适这样一个已经替未来要帮他立传的人先打好了一个传记模本的高手呢！对当时功成名就、时时放眼历史会如何为他定位的胡适来说，他自然有他觉得应该凸显的，以及不妨让它随着大江东去的往事。为他立传的我们，如果不能识破胡适的取舍、渲染与淡出，则当然只有落得被他的〈四十自述〉牵着鼻子走的命运。任何有心人只要把〈四十自述〉拿来跟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的日记，以及他在《竞业旬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对比，就可以很清楚地寻出〈四十自述〉斧凿、嵌入、建构的痕迹。
同样地，尽管《留学日记》是了解胡适留美生涯最重要的史料，它的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其它资料作佐证、给脉络、供背景，日记是不可能自己说故事的。我们必须用胡适的《留学日记》作基础，去参对当时的报纸，特别是康乃尔大学的学生报，以及胡适当时所作的演说与发表的文章。不但如此，我们还必须把胡适放在当时美国和中国的政治社会以及中国留学生的组织和活动的脉络下来观察与分析。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栩栩如生地描绘出留学时期的胡适。
前言（3）
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人。有名的中日古典文学名著翻译大家英国人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说得好。他1927年10月18日在《北京导报》（The Peking Leader）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称许胡适是当世六大天才之一。他说：
首先，他绝顶聪明，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六个人之一。同时，他天生异类，他的思考模式（cast of mind）完全是欧洲式的。任何人只要跟他作几分钟的交谈，就会心服口服，说他的聪明绝不只是教育和后天的产物，而只能说是天生的异禀。
胡适在1926年7月17日启程，经由西伯利亚、俄国、欧洲大陆到英国去。后来又在1927年1月11日转道美国。韦利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胡适已经在五个月前就从美国回到中国了。胡适在英国的时候跟韦利过从相当频繁，以他的日记作依据，就有九次之多。韦利说中国人常常表示他们无法忍受西方人对中国文学与思想的了解。然而，他认为中国人应该检讨他们自己作的努力实在太不够了。他认为中国人很少花心思去了解西方人到底在这方面作了多少的努力。他说：“一个人如果要想为某一门知识作出贡献，他必须先知道那门知识的现况；要使山加高一点儿的方法，是在山顶上加块石头，而不是老是在山脚下堆巨石。”
韦利说胡适不同于其他中国人的地方，在于他了解西方人，所以他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他说西方人碰到胡适，就好像是第一次跟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真正的心智上的接触一样。问题是，胡适不是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说胡适天生异类，虽然形体上是中国人的样子，但根本等于就是西方人。所以韦利说：“如果胡适只是一个一般的中国教授，唯一跟他的同侪不同的地方只是他会说我们的话，这只‘会说人话［注：英语］的鹦鹉’（oiseau qui parle）或许还可以比较如实地为我们呈现出当代中国的心态（mind）。事实是，他压根儿就不具有代表性。”＇ Arthur Waley； “Hu Shih’s Exceptional Genius；” The Peking Leader； October 18； 1927。 ＇
韦利一句话就点中了关键的所在：胡适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换句话说，我们不能透过胡适来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根本就是天生异禀的奇葩。要想用胡适来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就仿佛把天才当作一个社会的典型一样地荒谬。然而，这并不表示研究胡适就等于是象牙塔、孤星式的研究，没有其普遍的意义。事实恰恰相反，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就正在于他是龙头；他具有指标性、前瞻性与规范性。作为一代宗师，他订定了当时中国史学、哲学、文学研究的议题、方法和标准；作为白话文学的作者和评论家，他不只是推行了白话文，他根本上是规范了新文学的技巧、形式、体例与品味；作为一个政论性杂志的发行人、主编、撰稿者，他塑造了舆论；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最具影响力的董事，他透过拨款资助，让某些特定的学科、机构和研究人员得以出类拔萃，站在顶尖的地位。＇ 请参阅拙著Yung…chen Chiang； “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 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May； 2004）； p。 307。＇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能带领一代风骚、叱咤风云、臧否进黜人物者，除了胡适以外，没有第二人。正由于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人，正由于胡适是当时中国思想、学术、舆论界的领袖、宗师与巨擘，他的一生正是用来管窥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知识、舆论界最理想的透视镜。我撰写这部《舍我其谁：胡适》的理想，是希望能在栩栩如生地呈现出他的学术、思想、生活与事业以外，透过这部传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