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堂-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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厣持蕖�1977年起任沙洲县委书记，1981年被破格提拔为苏州地区专员。
“从地下搞社队企业，到公开发展集体小工业，一直把乡镇企业搞得轰轰烈烈，成为半壁江山，这是苏州人民创造的历史。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前后的那些不平凡的岁月……”高德正说。
我非常赞同老书记高德正的话，苏州自古就是一个重商、重经济的地方。无论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手工业和小农经济一直非常发达，堪称全国之先。特别是在苏州广大农村，即便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连棵草都可能被视为“资本主义”产物的年代，苏州老百姓也没有彻底放弃搞“副业”的念头。我父亲就是一个例子。“四清”前，他就是农村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因为倡导种植一个桃树园，结果“四清”社教队来了，有人揭发他“常带几个桃子回家”而被削职。接下来是“*”，他也因此被列为小“走资派”。后来觉得他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就恢复了他的职务。那时“*”还没有结束，苏州农村各地却有人在地下搞“副业”，偷偷办些小加工厂、小农机车间，父亲在这个时候对办厂异常热衷。“办一个厂，能抵一千亩地的收入。”这是他心目中的一本账。
“我办得好的时候，吴仁宝还来我们厂取过经呢！”2005年“五一”期间，我奉命去采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时，身患绝症的父亲在病榻前还曾得意地朝我笑着说。几个月后，父亲死了，而全国性学习吴仁宝的热潮又再次掀起……
我知道父亲和吴仁宝他们那一代人都是苏州走向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的拓荒者和先驱者，或者说，多年后被*认可的“社办企业”，正是在我父亲和吴仁宝他们这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广大农村干部带领下所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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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田埂上点燃的熊熊烽火（1）
用苏州高德正老书记的话讲，苏州的乡镇企业应该最早要算江阴和原来的沙洲几个地方的人搞起来的。另一些老同志向我补充道：原属苏州地区的无锡县是更早的乡镇企业发源地。我调查和考证的结果是：他们的话都有一定依据，但不十分完全。苏州的乡镇企业如果包含了乡和镇上的那种企业的话，就很难从时间上断开来了。因为苏南地区的乡镇从立镇建乡起，一般是将集镇作为乡镇的所在地，这些乡镇集市，除了作为商品交换地和当地政治与文化中心之外，从明清开始就已经有一些工业了。比如我的出生地常熟一带，在19世纪末，不少镇上就有了一定规模的工业。像常熟的支塘镇，早在光绪三十年时，就有一位江西籍的盐商独资27万银元，在这里建了一家“裕泰纱厂”，占地200亩，所引进的设备都是1888年英国道勃生和汉斯顿制造的纺织机，其生产规模在当时的中国也算一流水平。从20世纪20年代起，又有一批上海商人到苏州乡下的小镇上开厂。抗战开始后，这样的厂子从上海等城市迁到苏州乡下的就更多了。
因此苏州人在20世纪80年代前把农村社队办的小企业并没有叫成乡镇企业，而是叫社队企业，其道理也就在此。社队企业是特指由公社和生产队创办的小工业，它们最初通常是一些小加工厂或小修理厂，主要是为从事农业生产或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工程上用的相关农具等服务的。然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工业，后来成了大器，帮助苏州从一个纯粹的鱼米之乡的农业社会，推进到今天全世界所瞩目的现代化城市。
30余年历史，弹指一挥间。我无法想象当时父辈们搞的那些在田埂边、仓库内的“小打小闹”竟然为日后的苏州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铺设了快速轨道，并成就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苏南模式”。
老同志所介绍的苏南乡镇企业先行者之一、原属苏州地区的江阴县华西村老支书吴仁宝当年是怎么搞社办小企业的呢·又专门搞些什么东西呢·2005年，我采访吴仁宝，他站在如今一年已经可以为他的华西村创造几百个亿产值的“华钢”基地上，笑呵呵地对我说：“那时我们华西村有一个‘小五金’厂，说厂其实也就是用大队仓库的几间空房子，那么十几人在里面敲敲打打。白天要关着门干，晚上要点着煤油灯干，因为那时不能让人看到，看到了就得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给割了，所以我们经常只能停停关关、关关停停地干。上面来检查我们就门一关，工人们回到自己的生产队干农活去了；等检查的人走了，再回到厂里敲敲打打起来。所谓‘小五金’，就是给农民们做些生产用具和生活日用品，可就是这个‘小五金’厂，它成就了我们华西村的发展。当时‘小五金’厂一年能有几十万元的利润，我们靠它慢慢地壮大了集体经济，一直到后来办大厂，办钢厂，办外贸公司，现在我们华西村一年可实现四五百亿工业经济产值和近三十亿的财政收入，起家靠的就是当年的那个‘小五金’厂。”
1983年*同志到苏州时，江苏省负责人向他介绍苏州在1976年至1982年间实现了翻一番，而这主要靠的是社队企业经济。
有个事实须说明：苏州社队企业或者后来叫做乡镇企业经济的发展，早于改革开放的1978年，是因为苏州人民在计划经济时代早已对封闭式的统得过死的经济形式厌倦了，他们一直在寻求新的生活和发展模式。这个时候，他们通过创办社队企业（乡镇企业）获得了出路，也获得了希望，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社办企业之风仿佛在一夜之间席卷苏南大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5章田埂上点燃的熊熊烽火（2）
在这阶段的苏州，有一个人格外引人注目，他是一个县的领导干部，他的嗓门和他那为了办企业而发出的咄咄逼人的口号让人激动、让人敬畏！
他就是高德正，时任沙洲县委书记。“我记得那是1979年，在县里召开的学‘两桥’（指欧桥和塘桥）争富裕的‘三干会’上，高书记高着嗓门，他从头到尾讲的是解放思想、大胆冒尖的话题，直把与会干部鼓动得个个心花怒放。而原先好多干部思想僵化，不敢越雷池半步。有一回，港口乡里开大会，我请人在主席台两旁写了两条大红竖联：‘聚精会神想富，理直气壮抓钱’。那些村干部一踏进会场，就懵了，有人惊叫起来：‘哎哟，谁写错了！’高书记作报告，时常挥动手臂，气势磅礴，震撼人心。尤其是他那富有思辨性、形象性和强有力的鼓动性语言，诸如‘政策一落实，小布衫全出湿’、‘穷不会生根，富不是天生’、‘小鸡吃米，粒粒下肚’、‘社队工业不姓资，治穷致富才姓社’、‘时候已到，只欠东风’等等，至今仍萦绕在我们耳际，激励我们去开拓新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沙洲人的思想开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后沙洲出落得如此秀美，思想解放是第一篇。”
“解放思想，使人们在贫乏的心田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在荒芜的沙滩上看到了绿意。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请进姓‘工’的财神爷，大批青壮劳力走出田埂，登上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历史舞台，主演了一幕幕既悲壮又激昂的活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沙洲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而伟大的历史性巨变，沙洲农民的生活开始富裕、美满、幸福起来。沙洲人有点神气活现了。”一位“老沙洲人”用笔这样记录了当年高德正书记在沙洲轰轰烈烈搞乡镇企业的情形。据我所知，在其后的几年里，昔日被人瞧不起的沙洲全县就有20个乡镇工业产值实现翻番，并冒出了塘桥、乐余、南沙、妙桥等多个‘亿元乡’。欧桥、闸上、包基、巨桥、花园等‘千万元村’，一颗颗新星冉冉升起。沙洲因此一时威震四海，成为苏州地区的富足县。
30年过后，当我见到高德正老书记，向他询问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老人笑了，深情地说：“我难忘那几年的乡镇企业发展历史。所谓的“苏南模式”和“半壁江山”就是这么出来的……”
这段历史，我这个苏州人也清晰地记得，那时正值我在故乡读书的中学时代。我的姐姐和那些没有上高中的同学们，多数进了社队企业，成为第一代拿工分的工人。
对于那一段历史，我记忆很深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父亲带头办了两个队办企业，一是绣花厂，二是眼镜厂。与沙洲相比，我的出生地常熟在办社队企业方面更有优势。常熟的花边在过去就有名，即使在“*”时，农村的妇女也没有停止过这种赚钱的手工工艺。据说我们那儿在“*”时还能够留那么一个“资本主义尾巴”，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确定的“外交需要”——出口所用。但绣花边不是社队企业行为，它是有供销部门代国家的外贸部门分包给广大农村妇女的。
我父亲办的绣花厂其性质则是真正的社队小企业，它是承接苏州某绣花品厂的业务，直接由生产大队办的小厂。我知道的这个厂当时大约有三四十个年轻绣娘，她们大多数是各生产小队按名额分配被选进去的，基本上属于本生产大队的那些手巧貌美的女子。那些能进绣花厂的青年妇女当时特别荣耀，因为她们可以不用整天背对太阳面朝黄土了，令没能进厂的青年妇女对她们极其羡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们的收入比种田的要多，而且可以拿到部分现金，这在当时的农村算得上是一群脚不离土地、但却不用晒太阳的“白领阶层”了。
第5章田埂上点燃的熊熊烽火（3）
我父亲还是另一个眼镜厂的厂长，工人以男性青年为主，因为办厂，我父亲成了当时的“红人”，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最主要的是，这两个厂子的收入很丰厚，父亲所在的“先锋大队”真正成了常熟乃至苏州一带的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先锋大队。父亲说的“吴仁宝都来取过经”讲的就是这个时候。
苏州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已经离开老家，踏上了从军的征途。四五年后当我第一次探亲回到故乡时，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的改革开放年代。80年代之后的苏州，我虽在异乡，却常常能听说关于故乡的一件件令人激动的事：比如第一支农民乐队（后来有人将其搬上了电影银幕），比如第一个“亿元村”，比如第一所农民幼儿园等等，这在当时都是能上《人民日报》的大新闻哩！而这样的新闻在我们苏州地区，几乎年年可以涌现出一大箩筐……
苏州乡镇企业的发展，走的是集体经济的富裕之路；集体富裕了，各种有利于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新鲜事便层出不穷。
那时，苏州的广大农村，可以说“无村不厂，无村不工”。三五个人也可以成一厂，几十人、几百人的厂子同样随处可见。
听“苏州老乡”讲，乡镇企业搞得最早最好的要算江阴和无锡人，“他们那里起步最早，而且会用人——用那些过去下放到农村的城里人，用这些亲戚和朋友在城里厂子里工作的关系来武装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
有人向我解释：在解放初期的城市工商业改造和60年代国家困难时期，曾经有二三十万上海、无锡、苏州的城市居民下放到了苏州地区的广大农村。这些人虽然户口在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