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解梦-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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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电视节目录制播出以后，我重翻周先生的若干“红学”专著，特别是再细读这本《真故事》，才终于理解了他的“夫子自道”。周先生称，“自１９４７年起，失足于‘红学’，不能自拔，转头五十载于今，此五十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秋肃春温，花明柳暗，所历之境甚丰，而为学之功不立；锋镝犹加，痴情未已”，其实他五十年的“红学”研究，已俨然历炼出了如钢的风骨，在胡适、俞平伯、何其芳、吴组湘、吴恩裕、吴世昌等“红学”前辈相继谢世之后，像周先生这样“痴情未已”的“红学”大家实在是所剩不多了，这本看似平易的《真故事》，那些娓娓道出、如溪入江又如江汇海的情节轨迹与人物归宿，其实字字句句段段章章凝聚融通着他半个世纪全部“红学”研究的心得成果，他以举重若轻的方式，既向学界展示了他的“集大成”（凡熟悉他之前学术专著的人士已无需他再一一注明资料论据），也向一般读者普及了他的苦心所获。五十年辛苦不寻常，真故事终能汩汩流淌，这是周先生所攀上的一个峰巅，当然，也是他的又一个起点。
周先生今年该是七十九岁了。他身体不好，眼睛近乎失明，只有一只眼尚能借助高倍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书刊报纸，而耳朵也近乎失聪，跟他当面交换意见时往往不得不对着他嚷，但他在“红学”研究中却仍然充满朝气，仍时时发表出惊动学界也引起一般读者注意的独特见解，他那固执己见的劲头，常令与他观点不合者既“窝火”又不得不费力对付；他还常常挺身而出，为民间一些“红学”研究者、爱好者“护航”，表示即使某些研究角度与观点乍听乍看觉得“荒诞不经”，也还是应该允许其存在，可以批驳却不必呵斥禁绝，这种雅量实在是很难得的，这也是我特别佩服、尊重他的一个因素。
在周汝昌前辈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之际，我感谢他在我十二岁到我五十多岁的人生途程中，以他的“红学”著作，滋润了我亲近《红楼梦》的心灵。我祝贺他有一个以完整的《真故事》为标志的“五十硕果”，并祝他将自己的学术轨迹，延伸到新的高峰，给我们讲述出更多更细的真故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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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弓射鹄志锐坚
——读周汝昌先生《红楼家世》有感
研究曹雪芹的祖籍有没有意义？我以为，如果单只是就祖籍论祖籍，纵然写出大部头宏著，论定曹雪芹祖上就是某地籍贯，打个比方，也就好比是拉个满弓，显示超人的气力，属于杂技性的表演罢了。周汝昌先生对曹雪芹祖籍的研究，却好比是立了明确的鹄的，满弓拉起，飞箭出弦，直逼鹄心，这里面当然含有高超的技艺，但不仅仅是技艺的展现，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一种执著的文化探求精神。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推出的周先生的《红楼家世》一书，副题是《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这副题把其满弓所射的鹄的，清楚地告知了读者。周先生射出的诸箭，究竟有多少支射中了鹄心？一共中了多少环？我以为很有几箭射中了鹄心，总环数很不少，成绩斐然。当然，大家可以各自评定，抒发己见。关键是，周先生以入８５岁的高龄，满弓射鹄志锐尖，令人感佩，引人瞩目。
周先生的“红学”研究，涉及各个“红学”分支，而用力最多的，当属“曹学”。在这个分支的研究中，必得研史，甚至要“往事越千年”，又必得作考证，甚至要穷搜细辩，于是有人远远一望，便大不以为然，指斥为“离开了《红楼梦》文本”，“属于烦琐考证”。读《红楼梦》当然不能离开其文本，但《红楼梦》的文本是中华古典文化的巅峰结晶，并且极其独特，对其解读不能图省事，走捷径，西方的古典、现代、后现代文论固然可以引为借镜，如王国维借叔本华的理论来抒发自己读《红楼梦》的审美感受，颇能启人，但终究还是给人附会之感；中国以往的文论，当然更可以用来作为解读《红楼梦》的工具，脂砚斋批书，就使用频仍，但因为曹雪芹的笔力有超越他以前全部中国文化的性质，因此以这些工具来衡量，往往也力不从心；这就说明，要解读《红楼梦》，到头来还是必须彻底弄清曹雪芹写作这部伟著的时代背景，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风云、社会变迁、文化习尚，这也就必须攻史，举例来说，不通史，怎么能读懂“义忠亲王老千岁”“坏了事”以及“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些文本字句的深刻内涵？而流传下来的历史记载，往往是“胜利者写的”，比如雍正在与其十几个兄弟争斗王位的斗争中终于胜出，那么，他就要改写甚至删削康熙时的大量记载，乾隆虽是和平顺利地继承了王位，他本人甫上台也很注意实行皇族亲睦的怀柔政策，但没想到权力斗争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他再怎么不愿出事，也还是发生了“弘皙逆案”，乾隆果断麻利地处理了这一政治危机，他胜利了，于是，他采取了销毁相关记载的“留白”史笔，今人要弄清那时的真情实况——这对研究《红楼梦》文本至关重要，曹雪芹家族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正是这个时期，《红楼梦》中贾府的大悲剧展开的时代背景也正是此前此后——还历史真面目，“补白”，不搜集资料，作细致研究，那怎么能有成果？这样的“烦琐”，是面对鹄的，拉弓以射靶心的必要。
周先生的这部新著，不仅体现出他对历史特别是清史的熟稔，还有对中华古典文化的饱学与融通，更凸显现出了他治“曹学”的完整体系，就是把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放在氏族文化的大框架内来加以研究，何谓“诗礼簪缨之族”，曹雪芹祖上的文化积累如何承传到了他的笔下，其明末清初的祖辈如何从南方迁播到北方，后来他祖上那一支又如何从丰润迁往铁岭腰堡并在那里被俘为奴，以至考出曹雪芹的生日是雍正二年的闰月四月二十六日……等等，这些“曹学”文章绝不是些拉弓无鹄的花架子，而是整合为一把解读《红楼梦》的钥匙。有人质疑这样的研究是否以“历史”取代了《红楼梦》的“本事”，甚至认为这样研究是不懂得小说属于虚构的产物。周先生早在其第一部“红学”著作《红楼梦新证》中就明白写出，“至于穿插拆借、点缀渲染、乃小说家之故常”，后来在其著作中又多次申解从生活素材到小说文本必经加工改造虚构渲染的讨论前提。英国人研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认为那是一部自传性小说，并从狄更斯生平史料出发，解读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如果我们不以为怪，为什么一到研究《红楼梦》时，指出其具有自传性质，利用史料与小说文本互证细考，就如此地大惊小怪、不能容忍呢？周先生以氏族文化的框架为研究“曹学”的体系，在这本书里满弓射鹄，收获极丰，如全书最后一篇２００２年新作《青史红楼一望中》，从史实上论证了“曹雪芹家为何成了雍正的眼中钉”，又以此为钥匙，精确地解读了《红楼梦》第三回里金匾“荣禧堂”和银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的生活依据与深刻内涵，像这样以鞭辟入里的探究所奉献出的钥匙，对热爱《红楼梦》的读者们来说，难道不是最好的学术礼物吗？
“红学”研究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谁也不能垄断。周先生在自序里说：“错谬不当，诚望指正——摆事实，讲道理，举反证，揭破绽，有利于大家共同勉励求进。”周先生目前已经近乎目盲耳聋，又痛失老伴，仍以铮铮学术骨气，锲而不舍地奋力拉弓射鹄，他还特别能够提携后进，鼓励创新，平等切磋，亲切交流，拜读《红楼家世》，真有早春幽谷中忽见老梅盛开的感觉，这样的老梅堪称国宝，愿树长在，花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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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可卿之死（1）
……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
——《红楼梦》第十三回
１
没有月光，没有星光，宁国府里的天香楼，被墨汁般的黑夜浸泡着，刮起了风，天香楼外的大槐树摇动着只剩残叶的枝条，把夜的黑波搅动得如同大海中的浊浪，天香楼便更像是一只遭遇海难的大船，任由命运将其无情地颠簸。
贾珍摒绝了所有仆人，一个人迤迤逦逦地朝天香楼而去。
从便门进入会芳园，风把残菊的衰香送至他的鼻孔，使本已心乱如麻的他，更有万箭穿心的难忍之痛。
这位世袭三品威烈将军，在贾氏一族中，是自视最高的：不仅因为他是长房的嫡传，不像荣国府的那位叔叔贾政其实是过继而来，更不像跟荣国府东边另院别住的那位贾赦——他虽是贾政的亲哥哥，可那地位何其尴尬；他贾珍确称得上是一表人才，贾政何其迂腐，贾赦何其猥琐，他呢，风流倜傥，潇洒自如，而且，文虽不敢夸口，武却骑射俱帅，贾氏的荣华富贵，他享之泰然，贾氏的进一步飞腾，他本胸有成竹……但在这个深秋的夜晚，伫立在会芳园的花径上，贾珍却黯然心悸。
他不由得回想起头年初秋，那些交织着巨大希望和不祥之兆的日子。
……那是绝对的秘密：他的儿媳妇秦可卿，明面上，算是营缮郎秦业的抱养女，其实，她那血脉，只差一步，便可以堂而皇之地宣谕出来，令天下大吃一惊，而贾氏，特别是宁国府，又尤其是在父亲知难而退后毅然挑起重任的他，自然功不可没，那时候会得到怎样的褒赏啊！他将一一跪述，是如何瞒过了宗人府的严密查点注册，如何买通了养生堂，如何找到了恰恰年近五十还无子女的秦业，又如何挖空心思，设计出让秦业去养生堂抱出一个男婴时，“捎带脚”地又抱出了可卿的万全之计——倘单抱出一个女婴，必遭怀疑——而为了使可卿从小受到应有的贵族教养，他在老祖宗的进一步指示下，又费尽心机，从小把可卿以童养媳的名义收进府里，调理成如今这样的一个地道的国色天香……儿子贾蓉满了十五岁，老祖宗指示为他和可卿圆房，大面上也只好如此，但老祖宗只管一旁说什么“可儿是我重孙媳妇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她和荣国府的那一群其实是坐享其成，真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甘冒风险的，还不是我贾珍一人吗？……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可卿何止千日，而那激动人心的一时，眼看近了、近了，却又突然延宕，还不仅是延宕，到头年中秋过后，情势竟恶化起来！
……记得那日从外面回来，本想即刻把要紧的消息告诉媳妇尤氏，偏有个外三路的金寡妇璜大奶奶坐在那里闲磨牙，烦不烦人！好容易那不知趣的娘儿们摇摇晃晃地走人了，这才把在冯紫英家见到张友士的事告诉了尤氏。张友士是可卿父亲从江南派来联络的，事关绝密，所以公开的身分，算是冯紫英幼时从学的先生，因上京为儿子捐官，暂住冯家，张友士到来之前，自己已得模糊消息：将有以太医身分出现的人物，来和可卿联络，可卿根据秘传下来的联络暗号，在接受一个又一个太医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