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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一个人的呐喊-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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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没有加入光复会。……以浙东人的关系,豫才似乎应该是光复会中人了。然而又不然。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不知道。”针对周作人的这人说法,许寿裳在答复《鲁迅事迹考》作者林辰的信中说:
  光复会会员问题,弟进会时,鲁迅尚未加入。1909年春,弟先返国。是年夏,鲁迅亦返国,同在杭州教书,始知其亦进了会,根据惟此而已。至于作人之否认此事,由我看来,或许是出于不知道,因为入会的人,对于家人父子本不相告知的。(1944年2月4日)
  光复会会员问题,因当时有会籍可凭,同志之间,无话不谈,确知其为会员,根据惟此而已。(同年5月26日)见倪墨炎、陈九英编《许寿裳文集》下卷,第893页、第896页,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
  至于周作人,他在1958年1月2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还是坚持他的说法:“他的加入光复会一节,无论别人怎么论说(除非有物证),我记得陶焕卿‘票布’的笑话,相信决未加入。”
  赞同许寿裳说法的有胡风。他在《鲁迅先生》一文中记下了他同鲁迅的一段对话:“我问:‘周先生加入过同盟会没有?’他答:‘没有;我加入的是光复会。这不能说出去,他们知道了更要恨我的。’这‘他们’是指国民党。”
  还有增田涉。他的《鲁迅的印象》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其中说:“我所写的《鲁迅传》的原稿,是经他看过的,现在再看那写着他是革命党员的地方,还照样保留着。”增田涉接着说:“即使没有正式入党,从他和章太炎的关系而联系到光复会,那是不容争论的事实吧。”语气有一点儿活动了。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7)
冯雪峰在《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片断回忆)》中,记下了鲁迅对他说的一些话。关于这件事,鲁迅是这样说的:“我自己是接近光复会的。”他不说“参加”,而说“接近”,大约最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吧。
  鲁迅那时的经济情况不怎么宽裕,常要设法寻一点收入。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校对》一节里讲过这样一件事:
  鲁迅那时的学费是年额四百元,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元。在伍舍居住时就很感不足,须得设法来补充了。译书因为有上海大书局的过去经验,不想再尝试,游历官不再来了,也没有当舌人的机会,不得已只好来做校对。适值湖北要翻印同文会所编的《###经济全书》,由湖北学生分担译出,正在付印,经理这事的陈某毕业回去,将未了事务托许寿裳代办,鲁迅便去拿了一部分校正的稿来工作。这报酬大概不会多,但没有别的法子,总可以收入一点钱吧。有一处讲到纳妾的事,翻译的人忽然文思勃发,加上了许多话去,什么小家碧玉呀,什么河东狮吼呀,很替小星鸣其不平,鲁迅看了大生其气,竟逸出校对范围之外,拿起红墨水笔来,把那位先生苦心写上去的文章都一笔钩消了。平常文字有不通顺处也稍加修改,但是那么的大手术却只此一次而已。担任印刷的是神田印刷所,派来接洽的人很得要领,与鲁迅说得来,所以后来印《域外小说集》,也是叫那印刷所承办的。
  没有想到的是,这校对《###经济全书》的事,竟帮助章太炎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事情的始末,周作人在《章太炎与国民党》一文中说了一个大概:
  太炎出狱东渡,《民报》交他去办,他们(引者按:指同盟会)即不顾问,只是张溥泉仍旧挂名编辑者,实际上他也已跑往巴黎,和吴稚晖去搞《新世纪》去了。太炎因溥泉不在,叫陶焕卿替他,《民报》二十四期(引者按:1908年10月10日出版)上将编辑人张继名义改了陶成章,岂知日本政府受了满清的请求,正要封闭《民报》,遂借口编辑易人不呈报,违反条例,将报社封门(引者按:事在10月19日),还判了社长章炳麟罚金一百五十元。这一笔钱在穷学生看了着实不小,但是假如同盟会干部肯管,不难立即付给,可是他们不管,一直到了缴款期限的前一日,龚宝铨跑了一天没有着落,晚上走到许寿裳鲁迅的寓居,他们几个也是穷官费生,面面相觑,没有办法,但是明天如不把钱交去,后天他老先生将被请去作工,要一百五十天才能出来。时许寿裳忽然想到了一个折子,湖北留学生陈某替张之洞经手译印同文会的《###经济全书》,毕业回去时尚未完了,托许代办,存折上有二三百元钱,现在为得救老夫子的急,只得把这钱暂时移用一下,事便这样办了,太炎得免于去作工,后来垫款也还了。
  刚才说到的《域外小说集》,是鲁迅作人兄弟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这书得以在这时出版,是因为意外地得到了银行家蒋抑卮的资助。前面已经说过,伍舍散伙,钱均夫、朱谋宣两位退出,1908年12月鲁迅作人兄弟和许寿裳迁居附近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就是住在这里的时候,来了一位客人。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蒋抑卮》一节中说:
  那时却来了不速之客,是许寿裳鲁迅的友人,主人们乃不得不挤到一大间里去,把小间让出来给客人住。来者是蒋抑卮夫妇二人,蒋君因耳朵里的病,来东京就医,在那里寄住几时之后,由许君为在近地找了一所房子,后来就搬过去了。因为也是西片町十号,相去不远,除了中间进病院割治之外,几乎每天跑来谈天,那时许君已在高师毕了业,鲁迅则通常总是在家的,蒋君家里开着绸缎庄,自己是办银行的,可是人很开通,对于文学很有理解,在商业界中是很难得的人。
  鲁迅坐在地上,坐在凳子上的是蒋抑卮,站着的是许寿裳。
  同书里《袁文薮与蒋抑卮》一节又说:
  蒋抑卮是杭州的银行家,大概是浙江兴业银行的理事吧。他本与许季茀相识,一九○八年他往东京割治耳病,先到本乡许处寄居,鲁迅原住在那里,所以认识了。他虽是银行家,却颇有见识,旧学也很好,因此很谈得来,他知道鲁迅有介绍外国小说的意思,愿意帮忙,垫付印刷费,卖了后再行还他。这结果便是那两册有名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一千本,垫了一百元,第二册减少只印了五百册,又借了五十元,假如没有这垫款,那小说集是不会得出世的。此书在东京的群益书社寄售,上海总经售处是一家绸缎庄,很是别致,其实说明了也极平常,因为这铺子就是蒋家所开的。……民国以后,鲁迅在北京的时候,蒋抑卮北来必去拜访,可见他们的交情一直是很好的了。
   。。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8)
这里,周作人有一点说得不对。并不是1908年蒋抑卮到东京来治病的时候鲁迅才认识他的。从1904年鲁迅从仙台写给他的信中看,他们早就有很深的交情了。周作人写作这书的时候,这封信还没有发现,他不知道,所以才弄错的吧。
  介绍外国小说这事,鲁迅早就想做的。《新生》杂志要是真办起来,这也将是它的一项重要内容吧。出版翻译的小说集,可得有钱才成。现在这一位富有的朋友出来帮忙,这事很快就办成了。1909年2月,“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6月,又出版了第二册。两册共收小说十六篇。计俄国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思尼亚一人两篇,英、美、法和芬兰各一人一篇。鲁迅翻译了安德烈耶夫的《谩》和《默》,以及迦尔洵的《四日》这三篇俄国作品。其馀十三篇都是周作人译的。
  1920年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经过增订的《域外小说集》合订本,鲁迅用周作人的名义给它写了一篇新序,概述了这书出版的始末:
  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账。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这里可以补充说明一点:那个去试验买书的“极熟的友人”是许寿裳。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称《域外小说集》为《新生》乙编。有了甲编(给《河南》月刊写稿)和这乙编,当初办《新生》杂志的想法可以说是实现了,只不过用了另外的形式,并且推迟了一两年而已。
  后来,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评论说:“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纾]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
  这时,周作人在立教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鲁迅为了资助他们,决定回国来做事。正好许寿裳在1909年4月回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鲁迅就托他帮自己求一职业,许即向学堂新任监督沈钧儒推荐,于是鲁迅即于这年8月回国来了。
  

辛亥革命前后(1)
1909年8月间,鲁迅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学和化学教员。他在这学堂工作和生活的情形,当时的同事夏丏尊的《鲁迅翁杂忆》一文曾经记述了若干片断:
  那时两级师范学校有许多功课是聘用日本人为教师的,教师所编的讲义要人翻译一过,上课的时候也要有人在旁边翻译。我和周先生在那里所担任的就是这翻译的职务。我担任教育学科方面的翻译,周先生担任生物学科方面的翻译。此外,他还兼任着几点钟的生理卫生的教课。
  翻译的职务是劳苦而且难以表现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语言传达他人的意思以外,并无任何可以显出才能的地方。周先生在学校里,却很受学生尊敬,他所译的讲义,就很被人称赞。
  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之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们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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