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中日-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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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川家康成功保存了自身实力，这就为他日后在日本政坛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军事基础。
　　伊达政宗作为另一名地方实力派，曾经是领地达百万石的大名，拥有的版图非常庞大。
　　在公元1590年丰臣秀吉出兵*政敌之时，曾下令伊达家出兵配合，但是伊达政宗多方推托，迟迟按兵不动。丰臣秀吉盛怒之下，计划将其剿灭处死。伊达政宗顺势而变，全军着白甲临战，为丰臣秀吉冲锋陷阵，以表顺服，虽然出兵有功，但功过相抵，还是被丰臣秀吉削去一部分领地。第二年，由于被告谋反，伊达政宗虽然亲自面见丰臣秀吉进行解释，但封地还是被削弱至五十八万石。
　　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命令伊达政宗派兵三千出征朝鲜，伊达政宗仍是在百般推托下才成行，公元1595年获准回日本。他没有参与“庆长之役”，即第二次侵朝战争。丰臣秀吉死后，伊达政宗与德川家康结下姻亲关系。
　　以上的所有因素都只是促因之一，是丰臣秀吉发动对外战争的可能性动力。而武家政权即军事政权特质再加上“神国”思想，才是丰臣秀吉发兵朝鲜的根本原因。武士政权无止境的“领主扩张”欲望与“神国日本”相杂糅，这一点与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原因有历史脉络上的继承关系。
　　公元1591年4月21日，六十九岁的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再次对丰臣秀吉出兵大明进行进谏。这一次，丰臣秀吉没有再容忍他，将千利休处死。千利休是丰臣秀吉官邸的“茶头”，多年贴身侍奉丰臣秀吉，朝夕间因言获罪。丰臣秀吉此举，正是在告诉日本诸大名：我意已决。
　　名护屋位于九州西北部的肥前国境内，因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最终被丰臣秀吉选定为侵朝战争大本营。也正是在名护屋，丰臣秀吉的一名爱妾怀孕，生下幼子丰臣秀赖，这个男孩的出世，使得关白丰臣秀次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
　　在日本人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商人实行贸易的时候，由于对异域文明的生疏和排斥，日本人起初对欧洲人很轻视。但很快，他们对欧洲人的技术与文化进行了消化和吸收，特别在军事方面受到重大影响，比如在火绳枪、铠甲以及造船技术等领域。
　　公元1543年9月23日，一艘中国商船因遭暴风袭击漂流到了日本种子岛，船上有三名蓝眼睛高鼻梁的葡萄牙人，身着奇装异服，犹如天外来客，在当地居民中引起了轰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船的还有中国人，并且日本人是从中国人那里得知这是“西南蛮种之贾胡”，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更吸引日本人的是船上的人随身佩带的武器，就是火绳枪，在众人面前试射之后，日本人立即意识到它的不凡之处。该岛领主时尧立即不惜重金求购，同时下令属下的能工巧匠尽快学会制造术。
　　在火绳枪传入后一年之内，日本剑工与铁匠开始规模型复制葡萄牙枪。
　　当时日本正处于战国时期。三十二年以后的公元1575年，织田信长、德川家康联军在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武田胜赖的骑兵队时，就组织了大规模的火枪队参加战争。从此以后，枪成了不可缺少的新式武器，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将们竞相组织枪队。
　　仅仅经过五十年，到丰臣秀吉时代，火枪在日军中的配备已非常普遍，根据日本史料记载，侵朝战争前，日军装备火绳枪的部队高达六万人。可以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战争就是靠火枪完成的。甚至有种说法是普及程度超过欧洲军队。
　　这种枪械的普及性配备，在黑泽明的《影子武士》、《乱》等日本战国题材电影中都有着艺术性再现，场面蔚为壮观。战国日军对盔甲也有着很高的重视程度，与“元日战争”年代相比，当时的日本盔甲得到长足发展，已全面弃用藤甲。盔甲队伍在进行全面防护的同时，也受到西洋盔甲制造方式的巨大影响。日本盔甲质量的飞跃得益于欧洲技术，日本刀源于中国“唐刀”，到了战国时代，日本盔甲与日本刀因为制品精良，反而成为一种重要的外贸商品。
　　日本商船由于与“南蛮”的频繁基础，较早受到葡萄牙帆船制作技术的影响，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前，就有地方藩主模仿制造这种欧式战舰。为了备战朝鲜，丰臣秀吉特意委托欧洲传教士购买两艘葡萄牙式最新战舰，并加以仿造。在首次投往朝鲜前线的战舰中，有仿葡萄牙式军舰五百艘。但是从后来中朝一方与日军的海战结果来推断，日本军舰在实战中并不具备优势，这是因为日本对火炮技术的运用还不够重视。
　　

二　中朝两国战前实录（1）
公元1368年，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在南京建制，大明王朝诞生。
　　称帝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就派遣使臣去到日本、高丽、安南、占城等国，通告他们明朝政权建立，希望各国来使奉明朝为正朔。第二年；其他地方均派使节来朝，唯不见日本使节。
　　当时日本正处在南北朝时期；双方都自称正统；激烈对抗，都没有理睬明太祖的使团。同时；倭寇掠夺中国东南沿海。
　　明太祖再次派出特使，在国书中斥责日本既不通好，又纵倭骚扰明朝疆域，并称日本为“倭”，执政南朝的良怀亲王恼怒之下杀死明朝五名使者成员。但因为日本国内开始发生不利于南朝的动向，良怀亲王接见了明太祖派出的另一批使团，并于公元1371年派遣僧人祖来等九人奉表入贡明朝，同时送还被掠中国人七十余名。第二年，明太祖与日本北朝也建立了关系。公元1374年，日本南北两朝使团先后抵达南京，遣使入贡。
　　至此；中日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改变了宋、元两朝官方交往的空白。
　　后来；宰相胡惟庸谋反，他派人与日本良怀亲王取得联系，企图合谋刺杀朱元璋。事情败露之后，有大臣提议远征日本，以示惩戒，但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但决定永远不准日本再来中国进行贸易，并把这一点写在《祖训》当中。
　　公元1401年，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向明朝主动送交了“日本准三后道义，上书大明皇帝陛下”的国书，请求重开两国间正常化往来。这一举动得到日本商人们的支持。第二年，明朝皇帝的诏书送达日本，确认足利义满的服属请求，诏书中称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随后，足利义满向明朝回复了题为“日本国王臣源上书，臣领旨”的国书，表示接受册封。明朝皇帝则赐予足利义满“日本国王之印”的金印，并给予一百道“勘合符”，规定日本每十年进贡一次，以此开启了持续一百一十五年的中日“勘合贸易”。足利义满还答应明政府的要求出兵打击倭寇。
　　但是，足利义满对明朝的臣从态度遭到很多臣僚的非议，由于他在室町幕府属于强势将军，在位期间尚能服众。他死后，甚至其子足利义持都对其对明政策进行大力批判。
　　公元1392年2月2日，明朝所发布禁止海上贸易令，这便是明朝的海防政策的基础性文件。皇帝之所以实行这种政策，是因为他害怕臣民会勾结外人向他的统治发起挑战。
　　市舶司是明太祖按照宋、元两代的成立建立起来的，在宁波、泉州、和广州设三个港口，实行“勘合贸易”，官方先是把“贡品”清理出，其余私人贩卖货物则要课税，官员有权优先挑选货物，非官员也可以购买，但需要在指定官员的严密监督下进行，纯私人的不受监督的贸易被视为非法走私。
　　这就把许多商人的正常贸易活动置入地下状态。公元15世纪中国沿海海盗活动之所以横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明朝对海上贸易和国家间的关系采取了消极、恐惧的态度。
　　明朝政权本就属于内向型排外经济体，这一点既源于其农业政权的性质特征，又因为该政权在军事和政治上缺乏双重安全感；再次，明朝刚刚完成打击倭寇战争，朝野双方一方面对日本来华人员持有恐惧感，另一方面又有蔑视感，在有些情况下，即便是持有日本政府颁发“朱印状”的商船也无法入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　中朝两国战前实录（2）
但是，明朝对外关系的大幅收缩，却为葡萄牙人的活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在公元16世纪初的南亚、东南亚，葡萄牙扩张东来，他们不仅占据了印度果阿，又强占了马来半岛的满剌加（马六甲），这股外来势力打破了亚洲原有的格局，对明朝建立的朝贡体系形成了冲突。并且来往于中、日之间，从中谋得暴利。
　　紧随其后的公元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也在菲律宾登陆，成功占据马尼拉，成为西方国家在海外扩张过程中楔入东方的又一个钉子。
　　公元1582年，大明万历首辅张居正去世。
　　同年，日本战国枭雄织田信长被刺。
　　从表面上看，大明王朝江山依旧，但张居正之死导致帝国中兴改革全然终止，他所倾心任用的有所作为的官员大都遭到贬斥，可谓人亡政息。万历皇帝大权在握，但他不仅没有能力继续张居正的改革，而且将皇权的自私发挥到极致，在他身边，不再存在任何制衡，不仅没有了张居正这样的强权人物，而且由于太祖时代就废除宰相，也缺乏最基本的体制制衡，如此一来，明朝皇帝就如脱缰野马，在声色私欲方面越走越远。
　　在此后的政局中；从宫廷到朝野，从君臣之间再到同僚，暴戾、争端和消极成为政治常态，严重侵蚀着庞大的大明帝国。
　　朝鲜半岛高丽王朝末期，中国处于元明交替之际。高丽上层有“事元”或“事明”的争议。因高丽王室与元朝皇室有姻亲关系，其稳固地位的有效维持需要依赖元朝。而权臣李成桂有意取代高丽国王而自立，遂主张“反元事明”。政治利益的争执导致巨大政争，政争又引发政变。
　　公元1388年，李成桂将军在表面上尊奉高丽国王命率军征讨明军之时，在半途上发动军变，撤回军队，占领高丽首都开京（今开城）。四年之后，高丽王朝正式结束。
　　在李成桂兵变成功以右丞相身份独揽高丽军政时期，就通过独尊儒术、削弱佛教等措施，逐步完成了新旧两朝的意识形态替代工作，使得新政权在心理距离上与明朝的距离越来越近。
　　李成桂罢黜高丽末代国王的第二天，就派出特使来到南京，请求明朝皇帝予以册封。此后，他又为自己的新王朝提供了两个备选名称，并请明太祖为替代选用一个。明朝皇帝最终选择了朝鲜二字，李成桂在公元1393年3月正式下诏启用“朝鲜”这一国号。
　　明太祖宣布了十五个“不征之国”，此举不仅标志着中国基于现实，正式承认“普天之下”除了本国之外还存在其他政治体，而且以“南京宣言”的形式向世界宣布：不会以武力的方式将其他国家领土纳入到明朝统治之内，意味着太祖试图在自己的主导下，建成一种和平的国际新秩序。
　　从此，中原王朝在实践中不再将与周围属国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关系的延伸，也不再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这种关系，而是采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即封贡体系或宗藩关系。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不仅较早地步入封贡体系，而且一直是这一体系的典型，对后来中国全面确立封贡体系具有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