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经的政治书:国际政治梦工场-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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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东德与维希法国
《窃听风暴》的背景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1984 年。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是国家安全局克格勃特务大头子安德罗波夫。不到十年，冷战档案全面解密，世界才发现多达数十万东德人曾为他们的秘密警察组织斯塔西（Ministry for State Security，Stasi）服务。不过高压以外，不能否定多少有些东德人相信分配制度和共产式刻板社会，也许更符合日耳曼民族性。不少文化人以外的东德人在德国统一后，都抱怨生活不及从前，既要面对同一欧盟屋檐下的东欧外劳抢饭碗，又不能适应西方生活水平。也许如那位在电影中下令监视作家的东德部长片尾所言，统一后的德国“没有斗争、没有理想”，作家除了伤痕文学，也写不了什么。这自然是当权派的自我开脱，但《再见列宁！》中那位真心相信共产主义的善良女教师，以及她代表的一代老人，无疑都有类似情结。她们可不是权贵。斯塔西的特务行为，其实被这些人默许—这是德国人不要揭的疮疤。
这不得不勾起我们对合作主义（collaborationi*）的回忆。近代最著名的和敌人合作的案例都出现在二战期间，中国有汪精卫，法国有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传统史书记载，他们都是叛国贼，战后政府都希望塑造一个“史实”：全国上下一心抗战。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东德和共产苏联合作，就像维希和纳粹德国合作一般羞耻。然而汪精卫和贝当的个人声望原来十分崇高，汪精卫被日本衷心称为“*一流人物”；一战击败德国的英雄贝当“卖国”后，出巡居然受到巴黎人自发欢呼，一度被视为法国救世主，他的出山宣言和丘吉尔的战斗宣言同时得到各自民族的支持，总之，并非没有真诚的支持者。维希政府虽是德国附庸，但巴黎沦陷确有法国人叫好，因为这象征*议会*制的崩溃，可以进行右翼—“法兰西行动党”（Action Fran？aise）的改革主张：结束资本主义的自私、拍卖选票的低效，建立等级制度和集体主义，视以往的宿敌英国和犹太人为共同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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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作家要有总书记夫人赏识？
维希政府*犹太人其实是自发的，没有纳粹占领也可能付诸实行，因为那源自法国本土的反犹思潮。1895 年，法国发生“德雷福斯事件”，法军的犹太人上尉德雷福斯被控叛国，是为欧洲近代反犹的坐标。东德的合作者其实也是有部分自发的：对他们而言，国家经过二战，必须尽快恢复稳定和制度。希特勒的盖世太保遗产、德国人的冷静天性，加上德国共产党本身在游击战中积累的群众基础，让东德极权政体的面世显得畅顺，否则斯塔西不可能成为共产各国最有效率的秘密警察。电影说东德文化人抗拒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苟且偷安才拒绝揭竿，忽视了他们部分人向往这制度的惰性和潜意识，否则获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夫人赏识的作家主角乔治·德莱曼不会沾沾自喜，负责搜屋的秘密警察也不会对他有那样好的门面态度。
顺带一提，这位昂纳克夫人在丈夫当权期间全程担任国家*长，夫妻档指点江山，夫人对文艺教育特别有发言权，所以《窃听风暴》才设定她为作家靠山，暗示她为高层权力斗争的核心。部长指示斯塔西特务整肃作家，除了为了夺他的女人，也是要整垮对方后台的权力斗争。昂纳克曾和西德总理科尔平起平坐见面，后来科尔成为统一德国的唯一领袖，昂纳克沦为被控反*的阶下囚，科尔念旧网开一面，让他根据共产党传统到智利“保外就医”。不久昂纳克死在智利，夫人现在还留在那里，曾以访问形式出书畅谈她眼中的东德。相信以她对文艺的热爱，必定会看《窃听风暴》，不知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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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档案开放
2003 年，德国政府决定将斯塔西秘密档案全部向公众开放。档案全长125 英里，厚达2 125 000 000 页，放在整座大厦供当事人查案，如此规模浩大的翻旧账可谓世界纪录。这时，东德人才发现全国整整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有档案建立，同样数目的人曾向秘密警察告发亲友，从查档发现历史，这就是《窃听风暴》剧本的现实基础。然而告密人究竟算是合作者、刁民还是受害人，其实已不可能判断，像电影那样发现一位好心特务的可能性极小，发现亲密战友夫妻子女出卖自己的可能性极大。电影对开放档案持“面对历史”的正面态度，并非德国一致共识，在国内也曾惹起争议。
本笃十六世被揭发年轻时曾加入希特勒青年队，依然成为教宗，他的同业就没有这么幸运。前东德天主教行政总管史托菲在德国统一后成为交通部长，原来被视为“东德良心”，档案却揭露他曾为秘密警察当卧底25 年。波兰著名神父、已故教宗约望保禄二世的同乡兼亲密战友海莫2005 年被揭发曾任共产党特务，监视对象正是教宗。也是源自德国算账风，控制前朝档案的波兰国家纪念院（IPN）负责翻旧账，同时意外发现的还有波兰特务为教宗捏造情妇的故事。末代东德足球先生古斯科（Torsten Gütschow）、球迷熟悉的勒沃库森足球会的德国前锋基尔斯滕（UlfKirsten），也是档案披露的斯塔西线人，监视对象自然少不了来自东德的欧洲足球先生萨默尔（Matthias Sammer）。德国是对历史负责的民族，这值得嘉许，但电影“告密者总是软弱的”的暗示，则未免过分简化、残忍。旧闻揭下去容易黑白分明，国家繁荣时，过来人可一笑置之；一旦出现金融风暴还是什么，人性就难免爱算总账。毕竟，看过这类电影的观众容易在道德高地审判“谁是好人”。这结论，却是翻文档不可能弄明白的。《窃听风暴》上映时，某曾任东德秘密警察的男配角父亲参加首映被认出，激起公愤，被逼向公众道歉才能平息众怒。又是一个疮疤。
《再见列宁！》更有去精英价值
正史的东德文化人圈子有点像嬉皮士，集体住在东柏林一个租金便宜、啤酒便宜的旧城区，也许就像今日北京的798 旧工厂艺术区。《窃听风暴》的东德文化人却甚少嬉皮味，比正史政治化得多，而且都是关系多多的社会精英，广受上层官僚重视，主角更被称为“唯一同时获东西方重视的东德作家”，属于一个更小的小圈子。在小圈子内坚持“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容易的，但他们的话语、他们的贝多芬，其实不太落地。东德百姓不满经济下滑，甚至要靠西德借贷，知识分子就不大能感觉到，因为他们在物质上属于既得利益层，从电影可见他们的中产公寓环境优美，还有钢琴。电影提及的《明镜》杂志（Der Spiegel ）对德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是实至名归的*明灯，但也经常被批评借助专家用语扭曲事实和装作中立，特别是在文化人更似精英的当年。前*政权的文化精英到了*社会，创作往往大为失色，这并非偶然。
要说“人性光辉”，《再见列宁！》虽是黑色喜剧，但它那人工自制历史和真历史的混淆，似乎寓意更深、更贴身。主角的母亲相信共产主义并非为了什么大道理，只是自我感觉良好，最爱就鸡毛蒜皮小事写信“反映情况”，喜欢井然有序的生活……但其实她知道流亡西德的丈夫健在，依然有通信，也知道东西差异的并存。东德人虽然身在铁幕，但一直有便捷的信息流通，基本上了解西方发生何事。她选择东德，比文化精英和窃听者的心路更有代表性，而她绝对是一个好人。她拿虚拟的东德感染儿子，比贝多芬音乐感染特工令人信服，也比“坏人里有好人、好人里有坏人”一类伊索寓言更堪玩味。
延伸影画：
* 《再见列宁》（Goodbye； Lenin！）（德国/2003）
* 《The Red Cockatoo》（德国/2006）
延伸阅读：
* 《The Stasi： Myth and Reality》（Mike Dennis： London/ Longman/ 2003）
* 《Man Without a Face》（Wolf Markus： London/ PublicAffair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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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与凤凰社（Harry Potter V：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the Phoenix）
时代背景 约公元1995 年
地域背景 ＇1＇ 英国，＇2＇ 巫师世界
原著来源 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the Phoenix （）
电影制作 英国/2007
电影导演 大卫·叶芝
电影编剧 迈克尔·戈登伯格
电影演员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 鲁伯特·格林特 / 艾玛·沃特森/ 迈克尔·甘本/
艾美达·斯丹顿/ 伊文娜·林奇
剧情简介 哈利·波特双亲均为善良巫师，被伏地魔杀害，哈利却成了伏地魔“分灵体”之一，因而受到魔法保护。他入读霍格沃兹魔法学校后一直成绩优异，学校却受制于教育官僚、反魔不力，哈利遂于本集自发组成邓不利多兵团，与伏地魔部队决战。
解读罗琳的左翼政治符号
《哈利·波特》系列风靡全球，毋庸赘言。尽管大多数人视之为普通童话，但西方学界对这个系列的政治符号已研究得相当深入。当《哈利·波特》第五集《哈利·波特与凤凰社》出现了惹人讨厌的教育官僚恩不里居，资深演员艾美达·斯丹顿将这一角色演得出神入化，连香港论者也察觉到电影的政治色彩。要了解作者罗琳（）的政治倾向，我们可先从《哈利·波特》中三个著名角色邓不利多、恩不里居和伏地魔入手分析，再与现实世界的罗琳本人和饰演哈利的演员交叉印证，我们就会发现，罗琳是左翼政治符号的优秀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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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老人同志：邓不里多与苏格拉底
首先，对不少年轻读者来说，2007 年的十大国际新闻除了选举、爆炸、和会，还应加上一项：《哈利·波特》德高望重的霍格沃兹学校校长邓不利多原来是同性恋者，并通过罗琳在答问会宣布“出柜”。这项出柜声明是直接面对青少年的，当时罗琳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搞读书会，问答环节时，首次正面以“邓不利多其实是同志”来响应学生“他有没有找到真爱”这问题。那么，这个深受读者喜爱的老巫师的真爱究竟是谁？罗琳说，原来是他的手下败将、因沉迷黑巫术而变成反派的东欧巫师格林沃德，巧合地，这名字使人联想到希腊神话的首席同性恋美少年格尼美德。虽然“哈迷”一直怀疑不近女色的邓不利多的性取向倾向“中间落墨”，但他以如此方式在小说外出柜，还是令人有点意外，也为《哈利·波特》添上入世色彩，因为罗琳在颠覆他的形象之余，也颠覆了保守派宣传同性恋者易染性病、“很难成为老人”的成见。
邓不利多的老同志身份，在近代名人群像中确是难得一见。爱尔兰文学家王尔德等近代著名同志确是英年早逝，反而古希腊一群同性恋权威哲学家，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身份和地位都应和邓不利多相似。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既是所属学问的权威，又可以通过培育弟子在思想上“传宗接代”，和邓不利多的校长身份已是相若。而且古希腊时代的世界没有明显的同性恋、异性恋定义，社会对同性恋不但没有歧视，反而视之为多元文化的一员，甚至是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