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恩仇录-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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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中共主张和平，可以和蒋介石分庭抗礼，平起平坐。我是蒋介石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以后，你叫我怎么对付？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杨虎成的神情很激动，南汉宸很少见他这样激动过。
虎成继续说：“目前西安的局势很不稳，不知道会演变出什么事儿来？作为朋友，我可以立刻把你送到三原东里堡老太太家里去，那是安全的。西安的事你不要过问了。”
南汉宸很冷静，他直等到老朋友发完火，才说：“我是那边的人，就得办那边的事。至于私交上，你我是好友，我不出卖你；说到党派关系上，我们共产党决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我不能走！”他见杨虎成仍然冷静不下来，接着说：“目前的严酷局势究竟怎样处理？我马上找周副主席重新研究。”南汉宸说罢就走了。
就在杨虎成对南汉宸发火的时候，少壮派已经寻找到金家巷张公馆的东楼，与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少壮派担心王以哲、何柱国会蒙蔽住中共代表团，便从政治上先发制人。
周恩来、叶剑英、秦帮宪、刘鼎接待了抗日同志会的代表朱仁堂、苗剑秋、孙铭九、何镜华。
孙铭九抢先说道：“我们要坚持先让张将军回来，尔后从渭南撤兵，你们怎么看？”
叶剑英和刘鼎说：“那样恐怕有引起战争的危险。退兵以后，三体一位好好团结，仍然可以要求张将军回去。”
朱仁堂不同意：“东北军不同于红军，这是以少帅个人为唯一中心的团体。有副司令在，这个团体能够维持；副司令不回来，这个团体可能很快走向分岐、涣散、崩裂、瓦解。在这危难关头，为东北军前途计，必须先把副司令营救回来。”接着他又说明张将军在三位一体里的重要性，而且说明杨主任也是这么看的。
周恩来站起身耐心解释：“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张将军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十分了解，我们极愿意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这样不撤兵而僵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一旦引起战争，不符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战局一开，你死我活，南京更不会在双方打仗的时候放回副司令。
战争只能导致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团结抗日的前途有害无益。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将军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但现在以这种战争方式强行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何镜华正想发言，苗剑秋激动地站起身来，双手叉腰，冷眉冷眼，对着周恩来大声数落：“一月八日，你同国民党代表张冲进行了接触，一月十日，你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制止内战并改组南京政府；一月二十日，蒋介石给你复信，对共产党的合作态度表示欢迎。营救我们张副司令，你们哪当一回事嘛！”
秦邦宪起身说道：“为了结成统一战线，中共放弃了许多革命和前锋的口号。当国家还暴露在未能统一的危机之前，我们共产党这样做没有错。”
苗剑秋、何镜华涨红了脸膛，立时恼了，争吵起来：“既然不帮助我们，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来了？你们不帮，我们也要打，难道你们就袖手旁观，看着蒋介石毁灭我们？”
朱仁堂一下子跪在周恩来面前，又哭又叫“你们不同我们合作，咱们岂不是破裂了么？我们这样各顾各，副司令就完了啊！”朱仁堂以怨愤而痛苦的眼光望着周恩来。
左右为难的周恩来只好表态：“别吵别闹！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答复你们。”
这里好不容易送走了朱仁堂他们，南汉宸早坐在周恩来办公室里等着哩。听了南汉宸的汇报，周恩来感到情势热非常严重。连夜与叶剑英赶到云阳镇红军司令部驻地，与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左权、杨尚昆同志一起研究，在颇难两全的困境里重新作出决定。
翌日清晨，很冷，杨虎成和少壮派得了中共代表团的回答：“只要你们团结一体，意见一致，中共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红军愿意联合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央军决一雌雄。”
南汉宸转达完周副主席的话，忽然看见，杨虎成眼里涌动着泪花……
王以哲、何柱国很快就知道了少壮派与中共代表团谈判的情景。为贯彻先撤兵的主张，一月二十九日晚上，在五十七军和一０五师的驻地渭南，召开了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将军长何柱国、缪激流，中将师长刘多荃，少将师长常思多、霍守义、刘启文、刘桂五，少将旅长高福源、唐君尧，少将总队长孙铭九。西北总部出席的有中将参谋长董英斌，少将副主任洪钫，少将处长卢广绩、王尔瞻、陈先舟、张政枋、邓玉均、周文章。此外还有东北军元老马占山、鲍文樾、高崇民、苗剑秋、刘伟等高级上校级参谋四十余人。
董英斌主持会议。他说：“今天的会议本是王以哲军长主持，他因为身体不好，委托我代为主持。现在在我们东北军内部有主和、主战两种意见，争论激烈，不能一致。这对于副司令、对于东北军都无好处。今天的会议，就是希望大家坐在一起好好谈谈，便意见趋于一致，然后根据这个一致的意见坚持下去，才有力量，才能使东北军走上光明的前途。”
第一个发言的是何柱国：“根据现在的形势，我们只能接受中央的撤兵命令。这表明我们东北军是尊重中央、服从中央的。然后再慢慢请求副司令回来，中央就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的请求。倘是进行战争，中央军兵力强大，我们打下败仗，他们更不能放副司令回来，东北军的前途将更加暗淡。战争引起内战，也不符合副司令发动兵谏的意图，将使他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因此，必须先接受顾祝同的撤兵条件。我这个发言，也代表王以哲军长的意见。”
何柱国刚说完，参谋处上校处长朱仁堂立刻起来讲话，他是少壮派推举出的代表，预先就对要说的内容进行了充分准备：
“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把营救副司令的希望寄托在讨南京欢心上面。我们的一行一事，是不是只有取得了南京的欢心才有了好结果呢？从东北军入关助蒋起，直到与红军达成停战协定为止，这一段背井离乡的日子里，东北军全体将士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做了那么多讨南京欢心的事，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的损失不仅不予一枪一卒的补充，甚至连阵亡将士的家属也得不到毫金粒菜的抚慰。二十五日的放蒋、送蒋、接着我们又放人、放机，每一项事都得到了蒋介石的欢心，其结果又怎么样呢？在座的每一位心里都十分清楚，用不着我说。相反双十二那天把他抓起来，关起来，尽管他满腹愤恨，极不欢心，却仍旧不得不接受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条件。事实告诉我们，讨南京喜欢才能营救副司令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起码也是南辕北辙。”
“第二，蒋介石扣留副司令虽然是恶毒的阴谋，但为着本身利害，他只能试探着进行。他要我们放那批将领，为什么不直接打电报命令我们放呢？为什么副司令打电报而又提出放回四名不说全部放回呢？他要我们放回五十架战斗机，为什么要宋子文、宋美龄出面，并请副司令写信进行释放呢？这是在一步一步试探我们的态度，是摸着石头过河谨慎小心地从西安抽回一系列‘抵押品’。如今审判了副司令，仍留下了‘严加管束’的尾巴，他之所以运用非法律的管束词语，显然是在扣留阴谋中有伸缩的余地。他派王化一、吴瀚涛、祝绍周来，以及要我们派人去，无一不是在进行试探，试探我们营救副司令的决心怎么样。如果我们不作争取就乖乖撤兵，俯首听命，那就是一误、二误、还要三误，副司令这一辈子也别想回来了！一句话，今天已经到了营救副司令的最后关头。
“第三，副司令一直渴望着我们能够坚持，能把他营救出来。临上飞机时，他对杨主任说‘争取三天最迟也不过五天就回来’；他又对阎宝航说。‘他们不让我回，那边能答应吗？！’还对鲍文越说，‘你们不坚持，我完了，你们也完了。’副司令一再暗示我们坚持，这样撤兵能算坚持吗？！现在杨主任和十七路军用眼睛看着我们，杨主任望眼欲穿心里是盼望副司令回来的，中共也表示支持我们对中央军作战，难道我们东北军自己反而这样胆小怕死吗？！谁都明白，副司令是我们东北军的主心骨，并非十七路军和红军的领袖，我们的领袖被扣，我们难道连外人还不如吗？东北儿女、东北汉子的血性哪里去了！……”
朱仁堂慷慨激昂，一连说了八条，剖析得明晰透彻，反问得动人心魄。说完之后，会场上没有出现任何争论，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在纷纷的赞声中，缪激流军长大声地说：
“赞成朱处长的意见！副司令不回来，我们宁愿战死，决不撤一兵一卒！”
董英斌为了慎重起见，又因王以哲本人不在场，认为这个决议案需要赞成的人签名，好拿回西安交王军长执行。列会的四十多人，一个接一个，在决议案上挥笔签名。
朱仁堂长长舒了口气。他站在北临渭河的窗口，让河滩上吹来的湿湿的寒风掠过自己发热的面庞……身后签名的沙沙声，在他心头引起一种无名的快感。
十 祸起萧墙 泪 变化
十 祸起萧墙 泪 变化 送信的人
渭南会议开得一边倒，紧凑、整齐。遗憾的是病着的王以哲却没有参加。他在病榻上听了何柱国的介绍，一直摇头，一席话又把何柱国扫了过去。何柱国说：“我一人好办，在决议上亲笔签着四十多个名字呢！”
王以哲说：“于学忠是副司令手谕里指定的负责人，把他从兰州接过来，重新开会研究。”何柱国照王以哲的指令，去寻朱仁堂通气。朱仁堂想了想：于学忠为人正派，对副司令很忠诚，资格又老。于是便同意接他来西安。
黄昏时分，于学忠乘飞机降落于西安，骑兵军副官长何镜华接他进城，听说王以哲有病，汽车便径直开往粉巷。
王以哲家里，何柱国之外，粮秣处长张政彷、一一五师师长刘启文、工兵团团长杜维纲、炮兵团团长刘佩苇，参谋处副处长邓玉匆，情报科科长李宇清也正在等待着于学忠的到来。王以哲斜倚在床，被子遮住下半身，朱仁堂坐在床边恳切地说着话：“副司令不回来，我们群龙无首，实在没有办法。”
王以哲的语调也很郑重、很亲切：“朱参谋，事在人为，不用担心这个嘛！副司令不回来，军事上有我，政治上有你，还怕撑不住东北军这个局面吗？！”
边上几个人听到这话，十分惊愕，朱仁堂的表情难堪而痛苦：“不管怎么说，咱们应顾全东北军全体的心愿，重视渭南会议的决定。离开这一条，十几万人很难捏合在一块呀！”
正在这时，何镜华陪同于学忠进来了，寒暄声中，朱仁堂让出位置，推于学忠坐下，话一转入正题，杜维钢一下子就泣不成声：“我们一定要……要求副司令回来！”屋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所有人都静悄悄等着于学忠表态。于学忠在兰州对这里的争论略有所闻，刚才在汽车上何镜华讲述了渭南会议的情景，他一下子不好说话。何柱国在一旁催王以哲说话，王以哲推托了一阵才说道：
“现在是六点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