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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胡雪岩4-萧瑟洋场-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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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筹,不能道其只字,万里同心,不言而喻。”

    原来胡雪岩早替左宗棠算过了,年底本应发饷,陕甘两省旱灾要赈济,再还了湖北、上海两处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间,便又是青黄不接的时期了。

    借款筹饷要早一年便须着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借。借洋款是国家的责任,虽说由各省协饷,但灾荒连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协饷,无法归还欠款,仍需政府设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气,自己亦不大愿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岩想到左宗棠说过,“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还罢了。洋人赚了我们重利,还要多方挑剔,实在不甘。”同时又一再表示,“何必海关及各省出票?倒象是各省替陕甘来还债,其实还的还是陕甘应得的协饷。我主持西征,筹饷我有全权,协饷不到,先借款子来接济,这就是所谓调度。商人如果相信陕甘相信我,由陕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劳动总署?”

    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借商款的办法,往返磋商,终于定议,由胡雪岩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另由汇丰“认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合共三百五十万,组织一个乾泰公司负责借出。照左宗棠的计算,在七年之中,陕甘可得协饷一千八百八十万以上,除还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万之多,所以借几百万商款,一定能够清偿,但协饷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来一个“机圆法活”的要求,第一,不出关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还,亦可以迟还,第三,有钱就还,无钱暂欠,利息照算,不必定为几个月一期。

    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胡雪岩只能替他办到不出关票,此外年限定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当然借商款亦需奏准,左宗棠于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个月以后奏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

    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交姑念左宗棠筹办各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致贻后累。“

    所谓“京饷”,即是在京的各项开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给、八旗士兵的饷项,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宫内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开支的“交进银”在内,是最重要的一笔预算,由于左宗棠动辄借款之累,连京饷都“无从筹措”,这话说得很重了。

    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人京,为了替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独断独行的情况下,借了汇丰银行招股所贷的四百万两。

    这两笔款子的风险,都在胡雪岩一个人身上。三百五十万的商款,自光绪五年起分期拔还,几乎已还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约十来万银子,邵友濂亦知道,难不倒胡雪岩,要刁难他,只有在光绪七年所借的那一笔上。

    这笔款子实收于光绪七年四月,年息九厘九毫五,前两年只付息,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万两,分两期给付,光绪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万两。

    以前各次洋债,虽由胡雪岩经手,但如何偿还,不用他来操心,因为各省督抚加了印的“关票”,汇票于江海关后,税务司还要签押负连带责任,如果各省的“关票”不能兑现,税务司可以截留税款,代为抵付。可是这最后一次的四百万两,在借款时为了替刘锦棠解除后顾之忧,左宗棠近乎独断独行,只以为未来数年协饷尚多,不愁无法偿还,所以大包大揽他说:本银“如期由上海转运局经手交还,如上海无银,应准其向户部如期兑取。”

    这一唯恐总理衙门及李鸿章策动赫德阻挠,但求成功不惜迁就的承诺,无形之中使将全部风险都加了在胡雪岩的肩头上,因为各省如果不解,汇丰银行一定找胡雪岩,他们不必多费周折,请英国公使出面跟户部打交道,以胡雪岩的财力、信用与担当,每期五十万两银子的本银,亦一定挑得起来。

    话虽如此,五十万两银子到底不是一个小数目。邵友濂与盛宣怀密密商定,到时候“挤他一挤”,虽未必能挤倒,至少可以打击打击他的信用。

    其时——光绪九年春天,中法的关系复又恶化了。本来前一年十一月间,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上海谈判,已经达成了和平解决在越南的纠纷的三点协议。但法国海军部及殖民部,分别向他们的外交部表示,不满宝海与李鸿章的协议,海军方面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而又恰好法国发生政潮,新内阁的外交部长沙美拉库支持军部的主张,推翻前议,而且将宝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专程来华谈判。

    妙的是法国公使宝海,特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鸿章,他劝李鸿章坚持前议,不妨指责法国政府违约。有了这种反对他们政府的法国公使,李鸿章觉得谈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旧照原定计划,奏请准予给假回籍葬亲。李还不肯回任,但为了开始建设旅顺军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来了,既然请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张树声暂署。

    但就在二月里,李鸿章在合肥原籍时,法军在越南复又动武,不但攻占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国在越南权益,招商局运米的船,在海防为法军扣押,设在海防及顺安的两处仓库,为法军占领,其中的存粮及其他物品,当然也被没收了。加以越南政府除行文礼部乞援外,并特派“刑部尚书”范慎来华,效“申包青哭秦庭”,因此,朝中震动,清议昂扬,都主张采取强硬的对策,甚至驻英兼驻法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纪泽,亦打电报回来,建议派军援越,不可对法国让步。

    当时疆臣亦多主哉,云贵总督岑毓英,备战已有多时,但署理两广总督的曾国荃,却不愿轻启战端,清议深为不满,因而主持总署的恭王,一面循外交途径向法国抗议,一面奏准命李鸿章迅回直隶总督本任,接着降谕,派李鸿章以直隶总督的身分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同时命左宗棠筹划江南防军,待命南调援越。

    这时胡雪岩恰好在江宁,便跟左宗棠说:“好象应该还有张制军回两广本任的上谕,不然,李合肥一到天津,不就是有了两位直隶总署?”

    “妙就妙在没有张振轩回本任的上谕。”左宗棠答说,“总署也知道李少荃决不会到广东,恐怕也不会回天津。”

    “这,大人倒多指点指点,让我们也开开茅塞。”

    “李少荃看在曾文正分上,对曾老九一向是很客气的。当年江宁之围,师老无功,李少荃已经克复了常州,朝命赴援江宁,他按兵不动,为的是不愿分曾老九的功。你想,如今他如果一到广东,曾老九怎么办?”

    “是,是。”胡雪岩想了一下说:“大人说李合肥也不会到天津,是怕一到了,张制军就得回广东,那一来不是又要把曾九帅挤走的吗?”

    “正是如此。”

    “照此说来,京里只说叫李某某回任,对于张曾两位没有交代,意思也就是要李合肥只领虚衔,暂时不必回任。”

    “不错,举一反三,你明白了。”

    “那么,李合肥怎么办呢?”

    左宗棠沉吟了好一会问说:“你看呢?”

    “我看,他仍旧会到上海。”

    左宗棠点点头,“我想他也只能先驻上海。”他说:“而且他也不能忘情上海。”

    胡雪岩当即说道:“我本来想跟大人辞了行,回杭州,以后再到上海,照现在看,似乎应该直接到上海的好。”

    原来各省关应解陕甘,以便还本的协款,都交由江海关代转,所以各省解缴的情况如何,非要胡雪岩到上海去查了才知道。

    “好,你到上海首先办这件事,看情形如何,赶紧写信来。看哪里还没有解到,好及早去催。”

    胡雪岩的估计很正确,李鸿章果然奏请暂驻上海,统筹全局,察酌南北军情,再取进止。意思是江南防军如果力量不足,无法南调,那就不一定用武,以求和为宜。恭王懂他的用意,奏请准如所请,于是李鸿章在三月底专轮到了上海,驻节天后宫行辕。

    五萧瑟洋场一见古应春的面,胡雪岩吓一跳,他人都瘦得落形了。

    “应春,你,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唉!”古应春长长地叹口气,“小爷叔,我的运气太坏!也怪我自己大意。”

    “你出了什么事?快告诉我。”

    “我要倾家荡产了。”古应春说,“都是听信了徐雨之的话。”

    这徐雨之是广东籍的富商,胡雪岩跟他也很熟。此人单名一个润字,人很能干,运气也很好,在上海一家洋行学生意,深得洋人的器重,从二十二岁开始与人合伙开钱庄,开丝号,开茶栈,无不大发利市。同治二年二十六岁,已经积货十来万,在江南粮台报捐员外郎,加捐花翎,俨然上海洋场上有名的绅士了。

    因此,同治十年得了个差使,那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藩决定挑选幼童出洋留学,事先研究,这批幼童以在广东挑选为宜,因为美国的华侨绝大部分是广东人,广东风气开通,作父兄的固不以幼年子弟在万里重洋之外而不放心,而此辈幼童在美国常有乡音亲切的长辈去看他们,亦可以稍慰思乡之苦。

    由于徐润是上海“广东帮”商人的领袖,所以曾国藩把这个差使交了给他。徐润策划得很周到,挑选了一百二十个资质很不错的幼童,分四批出洋,每批三十人,第一批在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上船,由容闳带队,大部分是广东籍,广东籍中又以香山为最多,因为徐润就是香山人。

    当然,也有其他省份的人,但为数极少,只得五个,两个江苏、一个山东、一个福建,还有一个是徽州人,不过是广东招来的,这个十二岁、生在辛酉政变那一年的幼童,叫做詹天佑,他的父亲叫詹作屏,在福建船政局当机器匠,家眷寄居广州。詹天佑应募时,有人劝詹作屏让他的儿子学法律,学成回国,可以做官,但詹作屏坚持他的儿子要学技艺,而且要学最新的技艺。

    第二批是在同治十二年五月放洋的,由徐润的亲家黄平甫领队。这回在挑选的官费生三十名以外,另有七名广东少年,由他们的家长自备资斧,请黄平甫带到美国,风气到底大开了,已经有自费留学的了。

    第三批是在同治十三年八月间派遣。这回与以前不同的是,除了两个学技艺、一个学机器以外,其余的都念普通学校,年长的念“中馆”,年幼的念“小馆”,但所谓年长,亦不过十三岁,如广东香山的唐绍仪、江苏常州的朱宝奎,而最年幼的,至少也要十岁。

    第四批放洋在光绪元年九月,增加了十个名额,一共是四十名,这回一律念普通学校,到中学毕业,再视他们性之所近,决定学什么,同时外省籍的幼童也多了,但仍不脱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幼童放洋是曾国藩所创议,但他不及见第一批幼童放洋,同治十一年二月殁于任上,以后便由李鸿章支持这件事,徐润亦由此获得李鸿章的赏识,由北洋札委为招商局的会办,与盛宣怀同事。

    在这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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