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大将军-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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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英雄。回望历史，这些为民族而勇于献身的英勇精神是应该也一定要去理解何颂扬的。尽管依当今大中华的视角观察，这些英雄的行为对象、行为准则和行为内容难免狭隘甚至迂腐，可这种为理想、为族群敢于献身的精神，无论对汉民族和大中华民族来说，都是重要甚至必需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一些人在评价郑成功与施琅时，自然会褒扬效忠明朝的郑成功，而对为清朝统一海疆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施琅不以为然。以今天的社会现状和对历史的反观，没有必要把本没有也不该有的两人的对立继续强化和夸大，形成一褒一贬、非此即彼的状态。否则已经不是出于一种民族精神的弘扬了。部分人现今某种过分的褒郑贬施，除去狭隘的情感因素外，不能不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一定的政治愿景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企盼，这一点在今天的台湾岛内表现得较为明显。
随着南明的灭亡，直至清朝末年，特别是晚清时期的腐败，使得汉民族主义在中国得以延存并被强化，影响至今。在如此历史文化背景下，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认识也难免带有较强汉族主体意识。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明朝最为强调忠君，朝臣中多有忠烈，虽后来不少人降清，却非品质低下、贪图荣华富贵之辈。在明朝将领中，诚然有兵部尚书史可法这样“舍生取义”的烈臣，但降清的经略大臣洪承畴却也不该被视为鄙俗之辈。洪承畴自幼读经，博览群书，从小就树立了治国平天下的宏愿。松锦之战，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至第二年三月，洪承畴被困于松山达半年之久，明朝援军因害怕清军不敢前来，城中粮食殆尽，最后城破被俘。开始洪承畴坚拒不降，决心“杀身成仁”，甚至以绝食相抗。但后来他亲身感受到皇太极的礼遇，再联想到明廷的腐败堕落、崇祯帝的残暴乖戾，最终降清。洪承畴在清朝为官20多年，佐理机务，招抚江南，经略五省，提出诸多建议和举措，比如建议清朝满族官员也须“习汉文，晓汉语”，倡导儒家学说，淡化满汉隔阂；为了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他主张对抗清武装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及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尽量避免过多的武装冲突和流血等等，为促使清廷迅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在那些坚持满清民族主义的王公贵族眼中，汉臣依然是“贰臣”。与此相对应的是，那些明朝的忠臣们，还深陷于腐败朝廷的党争之中，他们的忠诚并没能减缓日益堕落腐化的明王朝覆没的速度，反使百姓深受战祸之害。所幸的是，时下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学界的基调，对洪承畴予以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认为其所做所为某种意义上说顺应时代大势，对中华民族的安定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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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遭戮愤然二次降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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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不仅要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历史人物的思想、认识、性格等因素，还必须要分析事件的演化、人物的行为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否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对其行为做出公正的评判。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早在其入关之前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甚至皇太极也是清朝的地方官吏。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其间，形成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疆土概念，创立了各民族和睦共荣的局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明、清政权更替，是中华民族内部矛盾冲突的结果，清朝以朝气蓬勃的姿态取代了明朝的腐朽黑暗统治，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他的所作所为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国家统一，并促进社会的安定，都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施琅降清后，力主收复台湾、建设台湾，在客观上既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又实现了台湾的发展，善莫大焉。
施琅降清后又反清，反清后再降清，有人认为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利益小人，据此断定施琅的品质恶劣、道德低下。这种评价既脱离了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对人情人性的理性分析，又缺乏对施琅个人性格、思想形成的了解，显然有失公允。施琅之首次降清，乃是奉郑芝龙之命，并无太多自己的主观愿望，也无所谓为贪图个人功利之念，与其品德高尚与否无涉。施琅再次降清，则是因为郑成功完全断绝了与施琅和解的可能，杀其父弟已使施琅与郑成功成为不共戴天之仇敌。为报仇雪恨，他降清也属人之常情，因而施琅的第二次降清属于被逼上梁山，与个人品德问题无涉。更何况施琅出身卑微，自幼饱受战乱之苦，除去建功立业、封侯拜相这些正常追求以外，他最高尚的追求无非就是希望百姓早日结束离乱之苦。倘若认为施琅在明知郑成功必杀之的情况下，仍须为忠主而不降清，坐待屠戮，那更是不切实际且不人道的看法。而以此认定施琅的品德低下，当然是苛责。
郑成功自起兵竖旗抗清以来，经大小战役百余次。在艰苦的征战中，郑成功虽然每每以褒奖来鼓舞斗志，但其执法严峻，“果于诛杀”，常以杀立威。被郑成功诛杀的部将，单单在《先王实录》中记有姓名的就多达七十余员，有的还祸及妻儿并全家。被诛杀者，除了有几起定为贪污罪外，其他多是战场上“怕死不前”的，有的的确该杀，但像杀施琅之父弟这样的冤案、错案并非绝无仅有。据阮旻锡《海上见闻录》记载，郑成功“用法严峻，果于诛杀。府尹杨朝栋以小斗散粮，杀其一家；又杀万年县知县祝敬，家属发配。”这种轻率的祸及无辜的做法，无疑在郑成功伟大的一生中留下了瑕疵。杀害施琅之父弟可谓郑成功一生中最大的错杀案，盛怒之下不计后果的行为，使郑成功不但失去了施琅和施显两员战将，还为自己树了强敌，留下后患。
郑氏家族依靠海上活动起家，清军不习海战，这是郑军能够长期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重要原因。然而，由于郑成功处置失当，导致施琅这样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投入清廷怀抱，使清廷能够建立一支足以同郑军相抗衡的水师，对后来收复郑氏家族长期据守的台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施琅二次降清，可以说既是施琅的悲剧，也是郑成功的悲剧。但于民族的统一来说，显然就不能用这一感念来表述了。千秋历史，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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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波折重新披挂上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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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满怀复仇雪恨的强烈愿望，枕戈以待，但天意难测，却受到清廷的无端猜忌，被解职遣返回泉郡。黄梧降清，给施琅带来了转机，施琅自此走上清朝的历史舞台。这期间郑成功挥师北伐，南京城指日可待，不料却功亏一篑。清军尾随而至，即将展开一场海战。
施琅降清后，被派驻于同安。他的心中燃烧着复仇的怒火，时刻准备率军冲向厦门，以雪心头之恨。然而，施琅并未得到重视，而且由于清廷对郑军策略发生了变化，施琅急于报仇雪恨的愿望落空了。
此时，一些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组成的抗清队伍，在西南部十分活跃。他们与郑成功遥相呼应，频频进攻清军，并连战连捷，势力渐壮。清顺治八年（1651年）十二月，郑成功重占漳浦，并攻下诏安、平和两县。同月，为了增加军饷，扩充实力，郑成功接受参军冯澄世的建议，以晋江县安平为主要贸易港口，与日本通商，并联通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海上贸易交通线，开始大规模发展海上贸易。次年（1652年）正月，郑成功攻入海澄，二月又取长泰、平和、诏安等县。五月，清军水师进攻厦门，郑成功令陈辉督水师迎战，两军遇于崇武，清军战败，弃船登岸遁走。
漳州位于福建东南部，东濒台湾海峡，与厦门隔海相望，从东北到西北与泉州和龙岩相接，西南与广东的汕头毗邻。如今台湾人口中三分之一的祖籍在漳州，是侨、台胞寻根谒祖之地。漳州西北多山，东南濒海，雨量充沛，四季常青。据考证，早在1万年以前就有先民在这里生息，周划为七闽地，秦属闽中郡，唐垂拱二年（686年）始建州治于漳江之畔（今云霄境内），故名漳州。唐贞元二年（786年）迁至今址。明代曾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从四月开始，郑军进攻漳州，清军总督陈锦赴援，战于江东桥，陈锦败退同安，郑成功遂围漳州城达六个月之久。漳州城内食尽，人相食，尸体枕藉，军民死亡数十万。九月，清都督固山金砺率领浙江、直隶八旗满兵及汉军共万余骑驰援漳州，兵至泉州驻扎，郑成功方撤离漳州。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清将固山金砺率师围攻海澄，郑成功身当矢石，战况惨烈，城破百余丈，积尸填河，清兵大败而退。六月，永历帝晋郑成功为漳国公，又封为延平王。郑成功修筑海澄城，巩固据点。七月，与清兵战于崇明之平阳沙，于舟山击败清军。
这一时期，郑成功为壮大郑军战斗力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军对郑成功屡剿不利，而西南地区的抗清武装在李定国等人的率领下，又与郑军遥相呼应，不断挫败清军，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鉴于此，为瓦解郑成功的抗清武装，以利于彻底扑灭西南、东南两地的抗清战火，清政府开始考虑采用剿、抚并用的办法，改变了对待郑成功一味进剿的策略。
据《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之《密奏招抚郑成功稿》记载，顺治九年（1652年）的九月，有廷臣向顺治提出招抚郑成功的建议：“成功等作贼既久，狼子野心，臣等非敢保其不变，亦难必其就抚。但今湖南、川、广处处用兵，力不暇及。且湖南之贼，或由江西，或由广东，皆可通闽，万一勾连狂逞，为祸愈大。故姑以招抚一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