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政要答记者问-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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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看得见别人眼里的砂粒，看不见自己眼里的圆木。在许多所谓的发达*国家，他们的*也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包括选举程序上的问题。约近4年前，我们惊异地发现，美国的选举体制是如此的混乱。因此，我希望，他们在批评我们的同时，也会为自己作出相应的结论，完善一下自己的*程序。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是友好地对待相互之间的某些缺点、不足，我认为是有益的，我认为，这不应当导致冲突，而应当使我们的*体制和选举程序更加完善。
问：您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竞争对手和政敌的竞选活动？他们也对您进行了很多批评，在这些批评中，您认为有没有合理的成分，是否从中汲取到一些新的东西？
普京：您知道，我不是由于轻视，而只是因为忙，不可认真关注选举竞选活动包括辩论中的所有事情。电视辩论中的许多言论是正确的。我们都想生活得好，我们都想健康和富有。问题是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为什么现政权在选举中总是更困难些？因为它有可批评之处。而那些进行批评的旁观者，则不易受到打击。因为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做。我重复一遍，我竞选中的所有竞争者在我看来都是当之无愧的。他们表现出了良好的知识水平、果敢的品质，他们了解国家的问题，并使俄罗斯公民和权力机构的代表注意到这些问题。我想，竞选活动对我们大家都是有益的。
问：现在可以谨慎地谈点继承人的话题。请问，您是否想过再过4年卸任之后做什么？
普京：我还没有开始下个4年的工作，而您已经撵我退休了。
当然，我有时也想这个问题，但现在应当集中精力做好未来4年的工作。做好新的工作，一点也不比过去4年的工作轻松。总统办公厅将相应地改变面貌，政府也要跟上同样的速度和节奏。这就是现在要考虑的事情！当然，第八年将是不寻常的一年，我非常清楚这一点。当然，我们都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对此考虑得越少，我们在这四年内取得的成果就会越多——我们大家一起。到那时，2008年从政治含义上尽管可能是激烈的，但它不会把我们置于诸如政治体制和国家解体等无法解决的问题边缘。相反，我们这四年的工作进行得越顺利——我想强调，是我们所有人的工作——我们就越容易在政治观点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应对2008年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问：您的政敌经常批评您不参加电视辩论。您对他们如何作答？
普京：这没有意思。我认为，对于现任总统来说，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所有的言行都在这4年当中展现出来了。我完全清楚我的政敌的每句话。我认为，这种游戏要么是随声附和，要么是参加游戏的一方已经知道游戏结果，因而是无意义的。我认为，我们在竞选活动中选择不参加电视辩论的战术是有根据的。
重复一遍，我原本也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竞选手段，又是电视辩论，又是跳舞，又是唱歌。但是，就连远离政治的老百姓也可以真正用心去感觉很多东西。4年多来，就连不从事而且也不是每天都关心政治的普通公民都能够很好地理解国内发生的事情，并知道在未来几年内可以抱有何种期望。我想，这是最主要的。选举结果再次证明老百姓的这种反应。这是一种正面的反应。
谢谢。
施罗德：德中技术合作决无禁区
（2003年12月4日）
施罗德总理一结束了与学生的对话，就匆匆来到中大的黑石堂，接受了广东几家主要媒体记者的专访。
记者：中德及粤德在经贸的合作已经步入快速的轨道。你昨天向张德江委员提出，希望进一步加强粤德的科技合作。那么，贵国政府对推动这项工作有什么措施？德国会否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在中国进行技术合作时有着许多限制？
施罗德：德中的技术合作决无禁区！我们两国已经签署多项有关科技方面的合作协议，德中的大学已经有300多对校际关系，其中大部分是在近两年发展起来的。德国有一些基金会资助中德的学术研究。而且，我们鼓励中国的专家学者去德国深造。德国现在已经有2万多个中国留学生，他们不需要缴纳学费。
记者：粤德之间经贸额占中德经贸额的1／5，为什么总理第五次访华才来广东？怎样评价中山大学学生刚才的表现？
施罗德：因为我前几次访华，主要是和中国领导人会面。我也曾到过上海、大连。广东是中国经济发展得最快的省份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地，是向世界敞开的窗口。因此，这次便选择广州作为访问地点，广东对德国非常重要。
我认为中山大学的学生提出的问题非常坦率，看出他们对德国非常了解，知识面很广，能和他们面对面交流，非常有意义。
记者：通过这两天的参观，加上游览珠江，你对广州有什么印象？
施罗德：我认为广州很美好。夜晚所见到的珠江两岸很迷人，新旧建筑在一起很和谐。广州市民值得为这座城市感到自豪。我将来不管以什么身份，都非常愿意再来这里。
记者：今后广东和德国相关企业的合作重点是什么？您这次访奥的收获有哪些？
施罗德：几乎所有领域都可以进行合作。除了目前已经合作的交通设施、化工、汽车等项目，德国的机械制造、信息产业也是极具实力的。这次德国有庞大的经济代表团随同访问，企业家们会落实那些有意向的项目。因此，收获将需要一个过程才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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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武铉：我将改变官本位的权力文化（1）
（2003年7月6日）
韩国总统卢武铉定于7月7日—10日访华。在访问前夕，卢武铉欣然接受了新华社《环球》杂志的书面专访。
记者：总统先生，您上任已近4个月。从一名普通官员到一国总统，您是如何适应这种角色的迅速变化的？
卢武铉：过去的4个月对我来说好像是4年。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但是直到现在，面对别人对我表示过分的尊敬，还是觉得不好意思，也一时难以适应。那时候我就会突然间感到：“啊！我现在已经是总统了！”
我尽量使自己在当总统之前和之后没有过多的变化。同时，我希望营造一个即使没有变化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环境。
和大部分儒教文化传统悠久的国家一样，在韩国的政治生活中也遗留着权威主义的痕迹。在韩国，确实存在以权力和人为中心，而不是利用制度来处理事务的习惯和文化。
我将着手改变这种代表着官本位思想的“权力文化”和“总统文化”。我希望总统和顾问之间能够不拘礼节地进行讨论；所有的事务都通过透明的过程，利用制度加以解决。我希望这样的文化能在韩国扎根。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许5年后上任的下一届总统可以像没当选总统之前一样行动，而旁人丝毫都不觉得奇怪。
记者：就任总统后，您的个人生活，比如饮食起居，休闲娱乐等，发生了哪些变化？一般来说，您一天的日程是怎样安排的？
卢武铉：用一句话说，一切都不自由。我深切地感到：总统的职位需要放弃日常的自由和快乐。
说句题外话，我对饮食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当总统之前，想吃什么我可以跟夫人说。但现在有专门人员安排我的饮食，他们准备了什么我就心存感激地吃。有时，我时常怀念入住总统府之前经常去的餐馆。
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抽空听取汇报后做出决定，平日里很难抽空做个人的事情。因为我喜欢自由的个性，刚刚上任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头。
有时候，一想到不能随心所欲地到外面去，甚至觉得自己是被关进了“监狱”……不过，不能因为我个人的警卫等问题而给市民带来不便。我觉得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希望能够不再被公务所打搅，但并不如意。就任之前，晚上11点到12点就能就寝，一天能睡5到6个小时。但现在经常不能保证这样的睡眠时间。
周末和清晨算是最悠闲的时候。我利用这个时间和夫人一起在总统府内骑自行车或打羽毛球。不过，总统的日常生活本来就是繁忙的、有规律的，所以，我想这对健康是十分有益的。
记者：您职位的变化对您夫人和孩子的生活与工作有什么影响？他们是如何适应作为总统家属的生活的？
卢武铉：我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的夫人和子女都能够较好地适应发生的变化。
但我自己有时觉得对不起家人，尤其是我的夫人想见孩子们的时候。子女们在我就任之前都已结婚，他们在总统府外面生活，尽量克制自己出入总统府。
不过，我和夫人倒是觉得结婚20年后重新过上新婚般的生活。每次活动夫人都要和我一起参加，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就多起来了。
我的夫人不得不参加公务活动，身不由己，但坦率地讲，我希望我的子女们的生活能和从前一样。我的孩子们现在都在上班。他们和从前一样，和同事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且工作认真。我对此感到欣慰。
卢武铉：我将改变官本位的权力文化（2）
记者：您最尊敬的政治家是谁？理由是什么？
卢武铉：在韩国人中，我最尊敬的是金九先生，外国的政治家中我最尊敬的是林肯。
金九先生是韩国国民最尊敬的人。金九先生到死都坚定不移地为民族的独立和统一而鞠躬尽瘁。
但可惜的是，金九先生在政治实践中并没有成功。未获得成功的人很难成为榜样。正确的、正义的人遭到失败的经历难以用于教育青少年走上正确的、正义的道路。
所以我经常讲我最尊敬的人是美国总统林肯。林肯用“卑微的人”，“谦逊的权力”造就了“强大的国家”，书写了“正义终将胜利”的历史。
一个人如果正直地、诚实地走自己的路，走正确的路就能获得成功。我从林肯总统那里获得这样的信心与勇气。
记者：您的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什么？您怎样评价现在的国际形势？请您展望一下今后的国际秩序。
卢武铉：韩国政府首要的外交目标是在维持韩半岛（注：韩国称朝鲜半岛为韩半岛）和平与繁荣的同时开拓“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时代”。
另外，我们还要同国际社会携手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弘扬*主义和*等普遍价值观，为人类的共同繁荣做出贡献。这也是韩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
当然，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保持韩半岛的和平。为此，韩国政府正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友好国家一道为和平解决棘手的朝鲜核问题而竭尽全力。
冷战虽然已经结束10多年，但当今国际局势中，民族、宗教以及地区间的冲突却不断扩大，恐怖主义活动和争端不断，国际局势处于不稳定状态。
不过，我对今后的国际秩序并不悲观，国际社会的合作在激烈竞争中仍继续加强。以“非典”为例，如果没有国际社会及时而密切的合作，我们也许难以有效地应对它。
今后，需要国际社会同心协力共同应对的事务将逐渐增多。除经济之外，诸如反恐、脱贫、环境污染、国际犯罪等领域也需要众多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