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的非常之路-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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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炮兵中有这种抵近射击的说法。”
这种形象化的语言，对于大多数出身于农民的军队干部，尤其深受欢迎，因为容易消化。
1940年5月，在白晋铁路大破击的战术总结中，刘伯承说：“敌军现在企图对我们大块根据地，用据点的铁路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紧缠起来。
作一个比喻来说，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这个“囚笼政策”专用术语产生后，不久就为全军采用。
与此相应的“交通破袭战”也被列为我军的主要战术。
1942年，日本侵略军残暴疯狂达到了极点。
刘伯承在总结《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中指出：日本侵略军“扫荡”的目标是摧毁抗战军民的生存条件。
抗战区不能像敌占区听日寇自由地掠夺、奴役，故日寇曾在抗战区采取“三光”政策。
这个概括，不但激起当时的全国军民对日本侵略军残酷本性的愤恨，而且现代的历史学家也采用“三光政策”这一专用名词。
如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昭和光》和《中国革命思想》等书中，记载有“冈村宁次大将率领的华北方面军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施行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的残酷战术——烧光、杀光、抢光。”
1947年夏季，蒋介石把主力集中在陕北、山东两翼，对我进行重点进攻。
刘伯承仅用三言两语指出：“蒋介石凭借黄河天险只以少数兵力实施防御。
这种兵力部署，很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其中央部分就成了要害和薄弱部分。”
这里不但点破了敌方的意图，更重要的是使我军指战员懂得自己担负中央突破的战略意义，动员起来为打断这个哑铃“把”而奋战。
善于袭击敌人而又能有效地防止被敌人所袭击，是刘伯承战术思想中很突出的一点。
袭击和反袭击，在他的军事论著中都有切实的阐述。
在为晋冀鲁豫军区《人民的军队》报写的发刊词中，他明确地提出：要防止“反民主力量使用各种手段（不止是单一的武装袭击）阴谋破坏和平民主事业。”
括弧里的十个字，是报纸即将发排时，根据刘伯承的意思临时加进去的。
1941年1月27日上午，他向一二九师直属队党员干部传达中央指示时，在讲解提高警惕性时，刘伯承说：“刚才天亮前，有个部队受袭击，死了干部，可惜！受袭击可耻！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后面这句土话，经他一运用，就成为提高警惕防止袭击的警句了。
刘伯承为了教育干部懂得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的道理，在蒋介石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的前一天（1946年6月25日），刘伯承在邯郸下达的战术指标中写道：“要以我们的重点对付敌人的弱点。
运用形象化语言展示深刻内涵（2）
牛抵角的战术是非常糟糕的。
马的战术比牛的战术高明。
狼的战术又比马的战术高明。”
正式的军事指导文件，写得如此生动活泼，没有一句官话套话，实属罕见。
将近两年后，1948年4月17日，在中原，刘伯承对干部讲解了：“狼的战术——成都有一个坡路，狼就在坡路上静坐等着，一个推车的人走到半坡时，狼就照准他的屁股吃一块肉，推车人放也放不下，走也走不掉乖乖地让狼吃去一块肉。”
刘伯承的结语是：“狼的战术是高明的。
我们是人，总比狼聪明些。”
他常常要求指挥员注意：“如果？##本酰档赜泊酉旅娑放＃卦馕薮鄣南摹薄？/p》他总结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之所以能把敌人消灭得干干净净是“因为我们攻势是钳形的，袋形的，假若和敌人牛抵角，最多也不过是把敌人打退而已。”
刘伯承特别讲究教学的方法和效果。
他要求学习者从最扼要的语句中得到切切实实的知识，这在他的论著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刘伯承认为指挥员下决心的依据，也就是基础，必须依靠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点和时间。
为了使干部便于熟记这个致胜要素，他利用旧辞汇发展为“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的新成语，很快为部队上上下下所接受。
本来是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却演变成为作战指挥守则的五行，真是神来之笔！利用民间成语来加强干部的思想认识，这是刘伯承有特色也有成效的一个教学方法。
在《参加百团大战第一战役的总结报告》中，刘伯承写着：“侦察是战役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没有侦察或侦察不详，就好像狗戴砂锅乱碰一阵。”
抗战时期，刘伯承师长还兼太行军区司令员，他不仅关于军区的建设方针和作战指挥做了许多具体工作，而且在训练民兵方面也有独到的方法和成就。
要使农民（民兵）真正懂得高级指挥员的指示，不是一件容易做得到的事情，可是大军事家刘伯承却有这种本领。
1942年10月10日，《在人民武装干部测验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教民兵怎样打仗时说：“我们要发扬各种武器，利用敌人的一切漏洞和机会消灭它，逐渐强化我们的武器。
但是无论新旧武器，有了以后还要熟练才行。
将技术练成如用筷子吃饭的样子。
咱们用筷子吃饭是‘百发百中’的，要吃哪一块就夹哪一块。
大家不要以为懂了以后就算可以啦，还要时时练习，只有时常练习，才能熟练，只有熟练方能生巧。
筷子是‘百发百中’的，我们用枪也要‘百发百中’”。
战术和技术的关系问题，要用最简要的语言解释清楚，并且要达到准确程度，也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但刘伯承硬是用不多的话，就阐明了两者的关系：“战术是建筑在善于使用武器之上，不善于使用武器，就等于剃头匠不会使用剃头刀。”
刘伯承的这个比喻，具有更深的涵义，他认为：要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清除武盲是一项重要任务。
文盲，谁都知道是指不识字的人，犹如瞪眼瞎。
为了便于了解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的重要性，刘伯承巧妙地创造了“武盲”这一专门名词。
当然，他的用意是唤起学军事、学技术的积极性，以应付新的形势，完成新的使命。
作为军事家，刘伯承有着经济学家的精敏。
他常计算击毙一个敌人需用多少子弹，经常向干部揭示我军射击技术尚存在的弱点，并设法通过针对性的训练学习加以提高。
1942年夏季反‘扫荡’作战中，有三个县的民兵是37发子弹或3个半手榴弹才打中一个敌人；有一次战斗中，100发子弹才打中一个敌人；还有一个基干部队是13发子弹打中一个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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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形象化语言展示深刻内涵（3）
针对这个现状刘伯承指出：我们的射击还不高明。
为了提高学习技术的热情，他借用敌军的资料以扩展消除武盲的成果。
刘伯承说：“我在这次反‘扫荡’中看到一篇日本军事论文，其中说：‘与其有百发一中的炮百门，不如有一发一中的炮一门。
’我们从精兵意义来看，应该说：‘与其有百发一中的兵百名，不如有一发一中的兵一名’”。
经过刘伯承一加工，日本人的话，就成了我们的东西。
这又把诸葛亮的“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
的思想加以发挥。
富有生命力的形象化语言，不仅使文化程度低的干部战士乐于接受，即使知识分子干部也是难以忘怀的。
一二九师司令部有一位科长，原留学日本，他根据自己在刘伯承身边工作的亲身体会写道：刘伯承师长“常常教导我们以‘狗啃骨头死不放手’的精神向工作钻研，他尤常高呼‘防机关主义作怪’，以警惕自己，警惕全体人员。
1941年初，他向我们提出了四句格言：‘具体的计划，科学的分工，定期的检查，适时的总结’作为我们的武器。”
老记者冯诗云经常提起刘伯承对他和林火（太行名记者）在1941年讲过：“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结合。
双方取长补短则大有作为；如相反，那就要‘糟煮豆豉——桑（伤谐音）泡味’。”
这句四川开县的歇后语的意思只有四川人才能懂得。
通常的情况下，刘伯承是不怎么用地方性太强的语言，他很注意对方的理解能力。
由于听到冯诗云操一口川东话，所以他才说了这么一句地地道道的家乡话。
据一位开县人的解释：“泡，是生长田边地角的一种荆棘上结的小果，酸甜可口，开县称桑葚泡。
桑葚甜，入药补虚。
糟用糯米酿成，味香甜酸；豆豉用黄豆酿成，味咸酥松。
两者都是可口佳品，如混煮则味怪不可入口。”
因此，刘伯承通过这一句家乡话，表达了两种类型干部必须亲密团结的观点使听者得以长久难忘，事隔半个世纪，冯诗云还能记忆犹新。
以严谨、心细似发著称的刘伯承，对于那种浮夸、粗枝大叶的作风十分恼火，为了纠正这种不良习气，有时他还加以辛辣的批评或幽默的讽刺。
在敌后抗战的太行山上，刘伯承向干部做报告时讲到：“我看到一份情报，写着敌人集结数千余人，似欲侵犯我军模样。
这种情报毫无用处，空话！究竟敌伪军各有多少？日军是什么番号？伪军是‘皇协军’还是匪顽？是从太原、石家庄来的，还是从济南来的？都不清楚。
敌军的师团各有特点。
有的擅长山地战；有的擅长平原作战；司令官的经历、战术思想和性格也有差异。
笼里笼统说‘敌人集结数千余人’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脑壳！所以我要他们重新查明情况。”
山西有种圆毡帽，正反面不分，前后也不分。
刘伯承把那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报告，比喻‘山西毡帽’。
他说：“你们看山西毡帽，怎么戴都可以。
有的报告跟它差不多，说‘激战一昼夜，双方无伤亡’，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激战’而又‘无伤亡’，叫人无法捉摸。”
为什么刘伯承对情报如此看重呢？这是有历史教训的。
刘伯承当年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中就有一条：“估量敌人，自然要靠谍报。
估量自己，就要靠仔细的认识，切实的工作。
此次估量敌人力量何以太小？是谍报的罪过。
估量自己的力量何以太大？是我们不认识、不切实的罪过。”
由此也可以看到，刘伯承对人民的事业多么的负责啊！“茶壶里装汤圆——肚里有货口小出不来。
干部要掌握文化，首先语文打基础，肚里没有几篇好文章打底子，写出来的文章不成个样子。”
运用形象化语言展示深刻内涵（4）
刘伯承曾对干部教员王南讲学习语文的重要意义，他关心提高干部的文化程度，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同时，他还帮助王教员如何选用古代、近代和现代的适合干部学习的范文。
刘伯承把培养干部当作自己一件不可忽视的工作，他甚至对司令部干部传授怎样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