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与我-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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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Ｓ谑谴笈昵嵊胁呕哪凶泳奂诒本匏率碌氐群颍陨畈荒艿玫铰恪＞秃孟�1921年一位传教士所写到的：
北京人口有811；556人。其中515；535（）为男性，296；021（）为女性。在某些警区，77％都是男子。这个数字足以表明，北京有怎样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相当大一部分（）男子不超过35岁。
编者序（7）
就同性恋问题，文章补充说：
有专为荒淫的满族贵人开设的男性妓院，但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即被取缔了。Gamble； Sidney and Burgess； John Steward。 《北京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 1921。
不过，导致这种性苏醒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文化上的。明朝末期，在新儒家思想家王阳明及其门生的影响下，文人对于性的态度变得更加解放。文学作品中尝试描写同性恋关系的内容在清朝开始流行。到了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文人梅庚就公然歌咏当时著名的伶人紫云，说他艳极无双，虽女子不如。
与中国文学中同性恋作品增加相伴随的，是另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在北京兴起：十八、十九世纪京剧的兴盛。从梅庚的诗句可以看出，文人和优伶的性关系不算新鲜，但随着京剧旦角的出现，这种描写达到了巅峰。旦角是京剧中饰演女性的男子，一般不超过20岁，是北京同性恋群体中的中心人物。他们在台前引得万千宠爱，在幕后常常为达官贵人提供专门的性服务。到十九世纪中期，男伶的受宠程度可以从作家黄均宰的描述中看出来：
京师宴集，非优伶不欢，而甚鄙女妓。士者出入妓馆者，众皆讪之。黄均宰（吴存存译），《金壶墨》，《笔记小说大观》（Vol 13）。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
白天，达官显贵到有名的剧院听戏，晚上就去附近的饭店或妓院。当时的男妓馆叫做“私寓”，或“相公下处”，最初是旦角的共同寓所，由梨园主人看管，到后来演化为高级男子妓院。根据当时一位无名氏的记载，这些所在：
优童之居，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橱，琼筵玉几，周彝汉鼎，衣镜壁钟，半是豪贵所未有者。至寝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至此，当亦迷矣。无名氏（吴存存译），《燕京杂记》，《北京历史风土丛书》。台北：广业书社编国立北平研究院编，1969。
无疑《DM》第一章里描写的淑春堂就是这样的地方。巴恪思的描述中术语使用得非常地道，细节也都准确。入门必须有正式的引荐信，服务后才收费，这两条是男妓院与女子妓院重要的不同之处。所在地石头巷处在一个出名的烟花地的中心，距离全城最有名的剧院步行不到五分钟。所列出的各项服务的花销，与当时当红男伶的预计收入也很相符。
这些都不能证明，1898年巴恪思的确在淑春堂与载澜和桂花见面，甚至于不能证明淑春堂这个地方的确存在。他可以参考当时一本叫做《花谱》（“花”此处为妓女的讳称）的书，写当时的优伶以及他们所在的妓院，并按他们的才貌列出排名。书中避免提到巴恪思那样露骨的性描写，正如吴存存和马克·史蒂文逊所指出的那样，“（《花谱》）大多是私下印刷，秘密传播，但类似的文学册子在北京丰富的图书市场上还是可以找得到。”吴存存，马克·史蒂文逊。《谈花：十九世纪北京关于戏剧、公共艺术和同性恋的作品》（Speaking of flowers： Theatre； Public Culture； and Homoerotic Writing in NieenthCentury Beijing），Asian Theatre Journal； 2010春（Vol27， No。 1）； 129。因此，如果巴恪思对行内一无所知，要想找到这些私下传播的资料，也不太可能。
编者序（8）
据我们对巴恪思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况的了解，可以得到一个更简单的解释：他的确和北京的同性恋精英有染。特雷弗…罗珀的传记中很少写到巴恪思在牛津的日子（1895年底），但也提供了少量信息。巴恪思在牛津和剑桥的同性恋圈子中，有个固定的性伴侣。他也迷恋戏剧，曾经包下剧院一整排的位置请他的朋友，给当红的女演员如艾伦·泰瑞（Ellen Terry）大送特送礼物。在这方面他挥金如土，特雷弗…罗珀在书中说到，他的债务累计高达两万二千英镑。
根据我们对巴恪思以及当时的北京的了解，斯人在斯地再合适不过。北京的同性恋文化与当时的伦敦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恰好符合了巴恪思的独特口味。他孜孜以求的两件事在这里完美地结合：一边与出色的同性恋文人相交，一边听戏。而且，在这里人人都出手阔绰，正是巴恪思在英国喜欢干的。假设他为梨园的名优赠送重礼，从中也能猜到他自己在类似淑春堂的地方也能得到丰厚的赏赐。
在这样的情况下，巴恪思就能与情人相会，像他所说那样共度“爱之夜”（nuits d’amour）。可以假设，也正如巴恪思所说那样，那些达官贵人有时会将各自的太监带来，这些人理所当然地只被作为性伴侣。同样可能的是，宫中伺候太后的太监常常也会到那些所在去。精通中文、满语和蒙语（官话）的巴恪思在这样的地方必定大受欢迎，至少深受贵族阶层的宠爱。他既然能以他的魅力谈吐令西方上流人士倾倒，同样也能得到中国官绅的爱慕。如果他真受宠了，也有机会，那么休·特雷弗…罗珀指责巴恪思既不了解形势又无政治依靠的说法，就值得推敲了。
仅仅从这本书第一章的前两页，我们就能看出这么多东西。那么，这本被认为毫无价值的手稿，到底还有多少被我们忽略的内容呢？
《DM》第二章的开头，写的是1900年夏末，颐和园起初由俄国后来由意大利和英国军队保护。巴恪思称自己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从颐和园中抢救了大量文件，使之在八国联军入侵时幸免于损毁。是真是假？巴恪思说自己在几个可靠的满族人的帮助下，全力从宫中救出珍贵宝物。特雷弗…罗珀指出，事实上此时巴恪思正因为从园中偷运珠宝被俄军关押。不过这至少说明，他说自己在颐和园，这一节没错。
巴恪思还说，一回城他立刻就亲自安排将珍宝送回紫禁城。
特雷弗…罗珀1993年版的编后记中说，有证据表明，将珍宝返送回宫的实际上是一个叫杜伯雷（Noel du Boulay）的英军少校。宝物清单是按照朝代顺序仔细登记的，按照杜伯雷的说法，是 “在巴恪思先生的协助下”完成的。巴恪思把杜伯雷等人排除不计，将功劳完全归于自己，这足以让特雷弗…罗珀将整桩事件忽略不计。但实际上这件事非同寻常，因为它意味着巴恪思在某种程度上为英国特遣军队工作，负责其与中国—满族社会之间的联络，很有可能协助将这些文物运回紫禁城。
那么他是否曾遇到太后并与她同床呢？这种说法大概更为牵强，但也是有可能的。
义和团运动中，太后下令屠杀外国人。1902年她回到北京后，还处在被制裁的高压下，因此急于修好。她更加积极地参与外国事务，为大使夫人们安排社交聚会，请美国画家为自己画肖像。在聚会中，巴恪思担任清政府和英国使团的翻译，在此过程中有可能受到了慈禧的注意。也有可能她听说了巴恪思与满族贵族之间的种种交情，对这外族人很好奇，进而表达她想见见这个对清朝习俗如此熟悉、能讲一口流利满语的奇特的外国人。
编者序（9）
但这个同性恋男子能与“老佛爷”保持四年之久的爱恋关系，却不那么可信。《DM》中对二人的行为描写，相比他与男子在一起交欢的场景，显得不那么细致入微得令人信服。在一处他提到“她”插进“他”的体内。尽管慈禧有可能像他说的那样有一个巨大的阴蒂。医学术语中叫做“阴蒂肥大”（Clitoromegaly）。
另外，中国皇后纵情纵欲（就好像武则天）是非常可信的，老佛爷也完全有可能出于好奇尝试一个西方男人。实际上，慈禧可能还有其他外国情人；巴恪思提到，曾有一名叫瓦伦的法国人和一名叫兰博的德国人，可能有幸上过凤床。太后这样的女子也许很难拒绝。人们都认为这是本书中最难以取信的地方，而巴恪思看似能够自圆其说。他到底和太后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现在已经无法证明，只能留待推断。
有可能与慈禧情欲缠绵，这听起来实在耸人听闻。但却是《DM》中的同性恋关系，让我们将巴恪思看得更清楚。知道这些，就理解为什么巴恪思对西方人怀着反感，住在远离使馆区的地方，明白他为什么刻意过着表面上离群索居的生活，想方设法不被他的同胞看到。进而也能明白，为什么他大半生都和男人一起，允诺无数人赠与他们珠宝，以及为什么他与他的中国“仆人”保持这样一种不合常规的亲近关系。
同样也理解，为什么他想要制造出像“景善日记”这样的消息来源。他的信息都来自妓院浴室的太监或官宦，他无法准确记得到底是什么人说的。但他听来的这些消息，可能正如贺普利所说，“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至少是十分可靠的传言。他在向他的同时代人传达这些信息的时候，不得不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同时也保护自己免于丑闻。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显然确实想让自己名誉清白。
这不是说《DM》中巴恪思所写的一切都可以毫不犹豫地看做真相。他的生活和写作中有许多不诚信的例子，我也不想为其辩护。按照当时的情况，他的某些所谓欺骗行为，无疑和行事张狂随意的中国官员有关。北京在1910—1920年间，政治上风起云涌。今天答应好的武器交易，明天斗争局势变化了，主意也变了，总处在变化中。这大约能解释他书中许多矛盾的地方，但不能解释全部。
《DM》中有一些情节与官方报告有出入，例如，慈禧和光绪的死因（第十五章）。2008年，光绪被证明是谋杀，但与《DM》中所说（尽管是转述）的方式不符。还有，休·特雷弗…罗珀说得很对，巴恪思说他私人会见荣禄（第二章），以及他与总管太监李莲英最后一次谈话中提到另一本日记（第十七章），这很难让人相信，因为这些文稿到底放在什么地方，他始终说法不定，自相矛盾。白云观的降神会（第十三章），且不说迷信的元素，有许多细节上的纰漏，即便不说全错，也确实是很难解释。但背后可能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不能把他的话就像特雷弗…罗珀在《北京隐士》中所说的那样全盘否定。
也有理由指责休·特雷弗…罗珀结论片面，学术态度马虎。他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声誉到后来也因为“希特勒日记”的丑闻1983年，特雷弗…罗珀独立证明了“被发现”的阿道夫·希特勒的日记确有其事，但不久之后就被证实是伪造的。而受到影响，因此他的判断是否正确，也值得质疑。但他在《北京隐士》所做的研究总体上说还是可靠的。现在没有人否认巴恪思的说法并不完全属实，也不否认特雷弗…罗珀是第一个真正挖掘他的隐秘生活的人。就这个问题要再有突破性发现已经不可能了。留给我们的，只有大量基于事实的推断，以及被唯一一个车夫证明的巴恪思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