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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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会枪毙我吧？应该不会。不对，好像会！谁说过，像我这样都够枪毙几个来回的了、是谁说的？好像是我说的。后来好像也有人说过。是税务局。是税务总局那个小领导说过。我的妈呀！真的有可能要枪毙我了！我又要死了！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为什么？为钱。过去没有钱老在书上看到“钱是万恶之源”，不理解。现在刚刚有点钱就太体会钱是万恶之源了。
可是我不是为钱。我没有钱。我没有偷税。肯定没有偷税。像我这样遵纪守法的人多不容易，绝对只有一个。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没有人相信。要真的赚钱我可以出国，免得成天在国内为了温饱吃苦受累，还担惊受怕。在中国呆着就没打算挣钱。
干嘛要枪毙我？就算我不是一个雷锋，但我是一只益鸟，至少无害。就像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将军，他犯了错误也别杀他，让他到战场上去带罪立功，死在战场上也比死在自己人手里强。别说我没偷税，就是我偷了税难道不可以悄悄批评教育，让我把钱交了也就完了。何必要这样公诸于众罚款巨大把人往死路上推？把我留着再拍几部电影，哪怕是拍一部电影多少个十八万三十六万都回来了。再大的国家出一个人才也不容易，出一个像我这样国内国外都认可的更不容易。
放我一码，我会感激涕零。不过中国人才有的是。少了我一个胡萝卜照样成席。可能要的就是抓我这个典型吧！杀一儆百，杀我这只鸡吓那些猴。可是鸡只有一生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当典型。我不是典型。弄错了弄错了。
会不会再也没有我说话的那一天了？我得赶紧告诉我的朋友，就告诉小吕和杨吧。让他们在我死后把我的冤案写一本书让世人知道实情。他们最了解情况。这样就是死也能瞑目了。
我马上去和他们交待。需不需要写遗嘱？遗嘱怎么写呢？我这样开头……
啊！不行，我得先去算帐。“穴头”们肯定都来了。我不能死。我不要死。我要站起来运用我全部的力量与智慧，为保护自己的生命而战斗。
站起来。走出去。我上了车。我到了开会的地点。
关键的一仗
“穴头”们都正襟危坐。脸上的表情既严肃又庄严，有一种悲壮的意味。我注意到他们都没有抽烟。哈！我发现我现在开始临危不惧了。也许已经够惨的了，再惨下去余地也不大了，物极必反吧。
想起上次与陈国军谈话，他在面前暴跳如雷，要是在过去我肯定吓得魂不附体，可是在那天我一直盯着他在想别的事，就当他是在唱歌，只不过唱歌的声音大了一些、激昂了一些。他后面正好有一架电视机，电视机一直没有关，变换着各种画面。突然我看到电视上正在放一部卡通片，好像是谁去推探险，那些卡通全是由线条画成，像小时候我看的上影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一样。其中有一个卡通两只脚是两条线。一走快了两条线来回乱动，好玩死了。我居然“噗嗤”笑出声来。好啊！我已经具备一定的“拿得起放得下”的才能了！
既然“拿得起”今天就先“拿起”。我们开始算帐。屋子里又慢慢烟雾缭绕。一边拿着计算器一边算，一边听汇报一边讨论，这种情景在我后来做生意时多次出现过。可是第一次出现是为了“偷税”的事。人生是多么千姿百态啊。
今天是关键的一仗。不算出来一切工作都不能进行。我不能去见记者，蒋律师不能给税务局写“反诉”。税务局可以不讲理由，我不能没有理由。要有证据，有理、有利、有节。
查完了。我没有偷税。没有偷税？真的没有偷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那么漏税呢？有没有？再查一遍。再查一遍，连续查三遍，不能出差错。这事开不得玩笑。人命关天。
又查了三遍。我又跟着亲自对了一遍。情况还好，没有大问题。从一九八八年二月到一九八八年九月，我参加演出一百六十八场，共收入五万一千三百元，交税二万二千一百十一元。差不多都有纳税记录。只有几个地方没有税票，但有证明信委托当地演出公司代扣代交，我们没有责任。可能漏税指的是这些，可以跟税务局讲清楚并出示证明信，另外赶快去补交说不定也来得及，反正钱也不多。其实税务局应该去找演出公司，是他们违法。算了算了。我们讲清楚交了也就行了。去财免灾。这些事也就别较真了。
那么，偷税的十八万从何而来？为什么不是十六万、十九万或是其他数字？肯定有原因。什么原因？再查再看。主要是看有没有演出收入的钱去了别处。并且要和我有关。
查了好久。有许多是给演员的单位交劳务费的。劳务费！我眼睛一亮。会不会是我的劳务费？我好像听过一耳朵，在《西太后》组曾有过一笔交到组里的劳务费。快查！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单子？多少钱？
查过了。有这回事！可是没有单子。只有手写的白条。因为是现金来往，手写了收条就算数。这不行，税务局不会认帐的。多少钱？一共二十八万五千。百分之六十的税是多少？大家拿着电子计算器一起乱算。算出来了。差不多就是十八万！在这里了！肯定是这一笔！
我的心一下子跳得天翻地覆。怎么过去没有人跟我说过？我们看你忙，事情都那么麻烦，所以就自己处理了。“穴头”们说。是淮去谈的？“穴头”L。跟谁谈的？《西太后》摄制组制片主任T。什么理由给钱？组里要的赔偿费。谁去送的钱呢？“穴头”L。是谁收的钱呢？制片主任。李翰祥知道这件事吗？当然知道。就是给他的赔偿费嘛。
我长出了一口气。不行。还不能出气。我们还没有发票。不能证明。况且能不能说服税务局我没有把握，得找到李翰祥。可是又到哪里去找他呢？找到后他肯不肯给我们证明呢？在这样浩荡的一场税务运动中？恐怕谁也不愿意沾边，去惹是生非吧？
不管结果如何首先一定要找到他。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我们来不来得及呢？先把他找到，并且假设他会给我们正式发票，然后拿着发票去税务局，再与税务局交涉……这一切都得在我判刑之前做完。判刑？不得了不得了。还没给税务局写我的反诉呢，呵，对了对了。蒋律师好像已代表我写过了，听说好像无效。税务局根本不承认。是无效。我研究了税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规定，被处罚者要先交完税及罚款才有资格提出反诉。我交不起钱也就没有交钱，所以表示反对也没有用。要交得起钱还闹这么麻烦的一场官司？废话。
得先摁着报纸。绝不能让自己的光辉形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变黑。挣钱还“偷税”绝对臭遍大街。跟《人民日报》的记者联系得怎么样了？赶紧打电话给朋友。我今天晚上就得见到那位记者。必须见，非见不可！不然就来不及了。再不然我去他家登门拜访。
朋友说她已与赵志文联系上了。我说谁？你与谁联系上了？朋友说赵志文啊。就是那位《人民日报》经济部的大记者。我说呵呵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朋友说他开始不愿意见你，后来我说了半天劝了半天，现在人家好歹同意了。我说好好好。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今天晚上怎么样？就今天晚上！朋友说你怎么这么着急啊？我说不着急还得了？再不着急就死路一条了。见不着我你不想我啊？不然你给我往监狱里送饭？天天送饭月月送饭年年送饭你累不累啊？朋友笑了半天说在哪儿见？我说你不是开饭店吗？去你的饭店好了。朋友说你出钱吗，你有钱吗？我说有。这个钱就是卖了我的奖杯也要拿出来。朋友说你等一下。等我的电话。我说哎。我等着。
“穴头”们都看着我。我得安排工作。首先我们得对好口径。不要谁说错了捅娄子。现在税务局等着抓我们的尾巴，出一点小问题被人拿住就可以变成整我们的证据。这么多年来教训还少啊？进监狱我一个人去。大家都去就太惨了。吩咐一个“穴头”记录，然后我开始说。
这二十八万五千元是给《西太后》组的赔偿费。为什么叫赔偿费？是因为影片是香港导演李翰祥承包拍摄，我和他有一合同，李导演坚决不放，说是我如果去“走穴”会给摄制组造成损失，于是双方达成协议给予赔偿。一共七个月，赔偿费二十八万五千元。谁去谈的？×××。跟谁谈的？×××。怎么谈的？××××××……
全记下来了。我再重复一遍。再核对一遍。发给大家每人抄一份。抄好后再核对。然后排练。我演税务局。“穴头”们演“穴头”。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穴头”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答，答得不对大家一起严厉加以纠正，每个人轮流过关。有一个“穴头”记忆力特差，每句答话都有一两个字错误，刚开始有了错误我给他纠正，背了好几遍他都背不上来，所有人都急得要命，全体冲着他怒吼，吓得他冷汗长流。那情景特像我平日拍电影或是演话剧，可是比拍电影演话剧认真、严肃、紧张一万倍，所有参加排练者都那么真挚，那么进入角色，在和平时期绝对可以堪称文艺界的楷模。
每个人都过了一遍，成绩有好有坏。我没有台词背，一直在担任考官。时不时从我演的税务局角色里跳出来向他们犯的错误咆哮，咆哮了半天嗓子都冒烟了，看到他们瞠目结舌又一阵心疼。他们到这里千里迢迢是为什么？为了谁？还不都是为我。当然我们现在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可我是主犯。我是长城。长城一垮，大家都跑不了。不过又谁知道？也许税务局查的就是我一个人。只要把我弄出来别人也就不再追究了。反正税务局向他们一再重申的就是这个政策。只不过大家都吓怕了，唯恐税务局是“引蛇出洞”，到时候交代完了才一网打尽，不敢轻易相信就是了。
我把“剧本”就是那些要背诵的要点，每人发了一份，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们熟记在胸中，还不能太熟练，不能像背台词，可以加一些水话，不要千篇一律，只要主要环节不错就行。我在那些关键的“台词”下面打上红杠，这些是绝不能错的地方。要紧的是在背熟之后这份记录要销毁，最好是烧成灰烬不留痕迹。紧要关头可以学革命志士放在口中嚼烂，不过那样税务局就发觉了，这个方法不好，不可取，还是背好后立即烧掉的好。切记切记。
正在忙乱之中电话铃响。我回头。大家也都回头。是不是朋友告诉那位记者约会的事？接电话的“穴队”队员说不是，是别人打来的。楼下邻居说楼上厨房漏水，要她下去看一下。
接着我赶快分配任务。对了，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李翰祥。每个人都要去打听，尽快给我回话。散会。
“穴头”们得了指示，一个个都走了。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发愣。
我干什么？好像有无数的事情要干，理不出头绪。
对了！见记者。怎么还没有电话来？现在还没有消息情况好像不大妙。从凳子上弹起来，“咚”的一下坐在电话机前拚命拨电话，趁着急越出错，电话老拨不对。最后耐着性子一下一下慢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