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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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陷入了教条化。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苏共领袖在这方面有严重
的失误。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把理论看成是绝对正确的，实践，
包括群众的利益，都要无条件地符合理论。这种思维，使苏共不能
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党的理论与群众的实际的关系，从而把理论与
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了。党的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党所制定的
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为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
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体系万万不能离开这个基础。苏
共却不是这样。在苏共看来，为了“理论
”本身的“纯洁性
”，甚至
可以去牺牲群众的利益。在这种教条化倾向不断强化的情况下，
理论不但逐渐脱离了群众的实际，而且逐渐变成了与群众利益相
矛盾的东西。当这一现实为广大群众所认识时，它对苏共作为人
民利益代表的地位的冲击是可以想见的。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
为苏共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没有发展上去。这是对的。但是，
苏共不是不想发展经济。问题的关键不是想不想发展，而是用什
么思想、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发展。不能摆正政党和民众之间的位
置，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是错的，经济发展就缺乏正确的方
向，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对利益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关键在于对个人合法利益认识
有误“。左
”的理论误读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忽视个人利益，实
际上是掏空了这一理论“为了人”的基本内涵，这就把公共利益建
立在了虚无的基础上。美国前驻苏大使戴维斯曾正确地预测：
“由于这是个建立在无私观念基础上的社会，所以目前它正遭受
着无法消除的人类谋私本性的威胁。这些埋藏在人类的生理器官
中的本性，是几个世纪来隔代遗传的结果。如果这些本性不能在
一两代人中根除，那么政府的试验就会失败了。”如果不把对个
人利益的追求都笼统地看做“谋私”，而看做是必然需要的话，那
①［美
约瑟夫
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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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后来苏联的发展被他说中了。
苏共在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方面不成功，在作为执政党
对社会各集团利益进行整合方面同样不成功。执政党和领导夺取
政权斗争的党有一个显著区别。作为与执政党对立的党，党的主
要职责在于表达所代表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而作为执
政党，则要尽可能代表社会多数，以使自己有比较牢固的执政基
础。因此，由国家机器的社会功能所决定，政党在执政之后，一方
面继续作为本阶级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而且是惟
一执政党，它的政策不能不更多地体现社会各部分利益的一体化。
苏共不是如此。就利益表达功能而言，苏共更多起的是一种普及
作用，即自己制定政策，然后用思想的和行政的手段迫使人们接
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政策是否真的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
很难判断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即是一个典型事例。就利益综
合功能而言，在后列宁时期，苏共消除社会矛盾的主要思路受
“左”的“在野党思维
”的支配，往往倾向于依靠一部分人，而对另
一部分人（有时是社会的多数）实行强制和压制，其政权的巩固以
损害相当部分群众的利益为代价。这大大削弱了党执政的基础。
其次，苏共没有从制度上支持和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保证人
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地位。
苏共以人民的名义取得政权，并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党的旗
帜。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列宁曾明确指
出“：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
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
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列宁明确这一点显然是想说明，
共产党政权的发展方向应是逐步实现劳动群众的管理，劳动群众
的民主权利应是不断扩大的。但是，由于建立的体制缺乏表达民
主的渠道和途径，苏共与群众的隔阂，在列宁当政晚期就有所显
露。为此，列宁曾对当时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脱离群众的官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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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后来，随着高度集权体制的强化，
党群关系的消极面并没有被克服，反而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在
后来的实践中，苏共越来越远离了民主的基础。在斯大林确立的
传统模式中，群众与其说是“主人”，不如说是被统治者。而且在
党内，在领导层圈子里
“，主人
”这个神圣的字眼被专用做对斯大
林本人的称呼。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苏共在许多文件中都强调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发扬民主，
并且不能说没有做一点工作。但总的说来，苏共对群众是缺乏信
任的。对群众缺乏信任，使苏共往往害怕群众，对扩大群众的民主
权利持消极、保守的态度，例如，苏共看到了权力行使过程中出现
的弊端，提出了加强人民监督的问题，年代已经基本形成了比
较完整的人民监督体系。但是，尽管这个体系在组织上十分庞大
且无所不在，真正的权力却有限。首先，它对党的系统没有任何约
束力，只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党和政府的决议、指
示、计划情况
”进行监督；其次，无论是人民监督委员会，还是其他
有权起监督作用的群众性机构，如工会、生产会议等，都不是决策
机构，只有咨询权、建议权。所以，虽然组织是健全的，却无法阻止
权力的滥用、官僚主义的泛滥和腐败现象的蔓延。又如，无论是苏
联宪法，还是苏共的历届党章，都把群众的选举权放在重要的地
位。然而在实践中，这项权利的落实却打了很大的折扣。苏共干
部长期实行委任制，党内外群众的选举权实际上成了使委任制合
法化的一种形式。苏共为推广选举做了一些工作，但这些工作和
民主选举的要求相距甚远。到
年代，苏联才开始在某些生产企
业中实行工长、总工长、工段长的直接选举制，在有关机关和团体
中实行科技干部竞选招聘制。到
年苏共二十七大，才提出要
普遍实行生产作业队长的直接选举制，并逐步推广到企业工长、班
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国营农场的分场主管人员。可以想像，苏共
这种缓慢的民主步伐，在反对派“归还”人民“普选权”的要求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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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多么缺乏吸引力。当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对民主的惧怕心
理，归根结底还是既得利益阶层怕失去手中权力的心态在作怪。
苏共与群众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和隔阂，使苏共的执政基
础大为削弱。到改革前夕，维持苏共强大外表的，实际上主要是苏
共手中掌握的强制性权力。党执政初期得到的那种群众性支持已
经变得微不足道了。可以说，改革后期人们对苏共的冷淡和遗弃，
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状况发展而来的。社会民主与党内民主是如
此缺乏，以至于六七十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和改革开始后出
现的反对派组织能够轻而易举地扯起“民主”这面旗帜，把群众拉
到自己一边。对于以争民主、搞社会主义为己任的共产党来说，这
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
正因为此，人们对苏共的改革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对苏共来
说，在党群关系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它应当努力
重建党和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应当承认，苏共在改革之初有这
方面的主观愿望。而且“，民主化
”
“、公开性
”这样一些概念从其
含义说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还权于民”的色彩，因而颇受群众的欢
迎。然而，实践表明，苏共的改革并未能使党群关系变得和谐。相
反，在为改革激起的热情消退之后，我们看到，苏共与群众的关系
更加恶化，人们对苏共更加失望，乃至最后认可了对苏共生存权的
剥夺。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从党群关系的角度而言，仍然是由于
苏共长期脱离群众的错误，只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错误是
由声称要纠正这一错误的戈尔巴乔夫来体现的。
这种错误表现在：
首先，在观念上，戈尔巴乔夫和被他批判的前任苏共领导一
样，不能把群众的意愿作为考虑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戈尔巴乔
夫把人作为中心，把“民主
”
“、自由
”
“、人权
”等看做是至高无上
的东西，因而看上去要更强调人，强调群众，这是他和前任的不同
之处。但是，口头上依靠群众，并不等于实际上依靠群众。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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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思想和主张，并不是忠实地表达了群众的意
愿，反映群众的要求，而主要的是反映那些对他有影响的派别和人
物的想法。这就使他的主张具有易变的特点。例如他对多党制的
看法就是如此。在
年
月为《真理报》写的《社会主义思想
与革命性改革》中，戈尔巴乔夫强调一党制的历史性，强调一党制
适宜于苏联国情。但是，年
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戈尔巴
乔夫就认为多党制不是什么不幸，并劝人们不要“像魔鬼怕烧香
一样地害怕多党制”了。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进
而表达了同其他新出现的政党合作的愿望，明确地站到了多党制
的立场上。戈尔巴乔夫的政党观发生如此急速的变化，其背景，不
过是反对派势力的日益壮大和右翼力量的日益猖獗。也正是在这
种势力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不顾广大党员的反对和抗议，宣布中
止苏共的活动。此外，从戈尔巴乔夫崇尚中庸、热衷于无原则的调
和、退让这一点，也可以看到那种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于不顾、靠
政治手腕来达到目的的官僚政客作风。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改革
前后的苏共表面上区别很大，但在群众观念极其淡薄这一点上却
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次，在方向上，戈尔巴乔夫也和被他批判的前任领导一样，
不能自觉地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改革不能不和促进经济的
发展相联系，不能不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相联系。对于这一点，
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认识一开始是清楚的。但是到后来，当政治
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摆到面前时，就出现了方向
性的迷误。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认为它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在经济出现大幅度滑坡、人民生活水平
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仍津津乐道于人民取得的“民主”
和“自由”。这样，改革就错过了大好时机。等到苏共和戈尔巴乔
夫终于认识到不能不抓经济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反对派羽毛已丰，苏共内派别分野也已形成，苏共再像过去那样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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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己的政策已不可能。很显然，这种状况，是苏共过去对群众利
益长期麻木不仁带来的一个后遗症。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放任自流
的政策。发扬民主，不等于不要领导和引导。戈尔巴乔夫低估了
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