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性法则-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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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用新历。公布施行。他满以为会得到理所当然的支持，可是宋孝武帝根本不懂什么历法，朝廷中很多人都提不出意见，唯有思想保守的太子旅贲中郎将戴法兴，竭力加以反对。
一天，孝武帝下了一道议历的诏书。侍立两旁的满朝文武官员们，慑于戴法兴的权势，一个个噤若寒蝉。而戴法兴却摆出了一副历法权威的架势，气势汹汹地指着祖冲之的鼻子说：“古人编制的历法，万代都不能变，你祖冲之一个区区浅陋的凡夫俗子就能‘妄可穿凿吗’？”
祖冲之面对着戴法兴这个庞然大物的威胁，是屈服于他的压力而放弃真理，还是为捍卫真理而坚决斗争到底呢？祖冲之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坚定地说：“就算我是个凡夫俗子，但我决不盲目迷信古人，我‘专功数术，搜练古今’，对周朝以来的历法，都加以校订、验证，改正了许多错误的地方，所依据的道理和事实是昭然若揭的。凡夫就是能议历。”
戴法兴看到以势压人，对祖冲之是行不通的，于是便竟恬不知耻地冒充“善历”的内行，胡诌说：“十九年加七个闰月这是天经地义的，你要改闰，就是‘削闰坏章’。”戴法兴还以假惺惺地关心农事为名攻击祖冲之破坏了“生民之本”！“再说，‘冬至日有定处’，太阳永远走在它的‘故辙’上，你搞什么岁差，是‘违天于改易’！”冲之据理驳斥：“像十九年七闰这种旧历法‘其疏尤甚’，误差很大，可你戴法兴却说‘此法自古，数不可移’，‘永当循用’，不能破除。天体运行‘非出神怪，有形可栓，有数可椎’，旧历不讲岁差，‘乖谬既著’，难道不该更改吗？”
一个小小的“从事史”敢于同戴法兴这个“事无大小专断之”的权贵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义正严词地把他的谬论驳得遍体鳞伤，目瞪口呆，把他卫道者的嘴脸揭露无遗。使在场的许多大官被祖冲之精辟透彻的说理，确凿无误的事实所说服。尽管在这场大辩论中，朝廷里那些主张实行新历的人，对戴法兴的邪说“立异议”，但固“畏其权”，不敢替祖冲之说话。可是在这黑暗的王国里，仍然透出了一线光明。当时有个叫巢尚之的大臣，公开表示支持祖冲之。他指出：《大明历》是祖冲之长期研究的成果，是根据祖冲之多年实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来推算日食和月食的，因此用《大明历》计算从元嘉13年（公元436年）到大明3年（公元459年）这23年里所发生的四次月食，月食的时间和在天空的位置都和实际情况相符。可是用旧历法推算的结果误差就非常大了，《大明历》由事实证明是比较好的，就应当采用。这样一来，戴法兴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祖冲之也以其无畏的精神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新历在公元510年被采用了。
说到不畏强权、敢于直言的典型，魏征也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代表。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秦王听后，立即派人把魏征找来。
魏征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在我们兄弟当中挑拨间离呢？”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征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秦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征，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唐太宗继位之后，把魏征提拔为谏议大夫，还选用了一批建成、元吉手下的人做官。原来秦王府的官员都不服气，背后嘀咕说：“我们跟着皇上多少年。现在皇上封官拜爵，反而让东宫、齐王府的人先沾了光，这算什么规矩？”宰相房玄龄把这番话告诉了唐太宗。唐太宗笑着说：“朝廷设置官员，为的是治理国家，应该选拔贤才，怎么能拿关系来做选人的标准呢？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老的没有才能，就不能排斥新的，任用老的啊！”大家听后便没有话可说了。
魏征，对朝廷大事，都想得非常的周到，有什么意见就在唐太宗面前直说。唐太宗也非常的信任他，常常把他召进内宫，听取他的意见。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而有的人昏庸呢？”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末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非常的好。”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做出来的事是这么的荒唐呢？”魏征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唐太宗听了，感触很深，叹了口气说：“唉，过去的教训应该是我们的老师啊！”
唐太宗看到他的统治巩固下来，心里非常的高兴。他觉得大臣们劝告他的话很有帮助，就向他们说：“治国好比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得好好休养，不能放松。现在中原安定，四方归服，自古以来，很少有这样的日子。但是我还得十分谨慎，只怕不能保持长久。所以我要多听听你们的谏言才好。”魏征说：“陛下能够在安定的情况下想到危急的日子，太叫人高兴了。”
以后，魏征提的意见越来越多了。他看到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就当面直接力争。有时候，唐太宗听得挺不是滋味的，沉下了脸，可魏征还是照样说下去，让唐太宗下不了台阶。
有一次，魏征在大堂上，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不能在忍受了！”
长孙皇后听之后，一声不吭的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长孙皇后们说的这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后来，他不但不记魏征的恨，反而夸奖魏征说：“别人都说魏征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妩媚可爱的地方哩！”
公元643年，那位直言敢谏的魏征因病而死。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到底对不对。魏征这一死，就让我少了一面好镜子。”
由于魏征敢于直言、不怕得罪人，使得他名垂青史，为后人所称赞。
香港首席富豪李嘉诚先生，由于其财富雄踞世界华人之首，而又由于为祖国四化建设的慷慨解囊，他的名字早已使大陆的人们所熟悉。
李嘉诚出生在广东省潮安县（今潮州市）的一个书香世家中。他的父亲李云经是个小学校长，家境清贫。李嘉诚自幼聪颖好学，不满5岁开始念书。11岁那年，日寇的铁蹄侵入中国的大地，践踏了他的家乡，父亲携带全家逃难到了香港。1940年冬，忧国忧民、心力交瘁的李云经不幸染上肺病，因为无钱负担昂贵的医药费，年仅45岁便英年早逝了。少年李嘉诚无限凄绝地倾泻着他人生的第一场苦雨，他开始忘却自己的年龄，思索替代了悲戚——穷！多么痛苦、耻辱的字眼。不仅仅字眼，简直就是法律，是世界上最残酷、最现实、最苛刻的法律。因为穷，可以毫无眷恋地丧失主权；因为穷，可以毫无耻辱地失去尊严；因为穷，可以毫无眷恋地丧失生命。穷，就是意味着失败，意味着消亡……
“不！我不要穷！”李嘉诚从内心发出一声呐喊。身为长子，他毅然担负起照顾乡亲、抚养弟妹的家庭重担。从此，他离开学校，走上了漫长人生之路。这位如同初生之犊不畏虎的英俊少年，由此无所畏惧地投身到大海般梦幻无穷和险恶的香港商界，时年他才14岁。
李嘉诚获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玩具制造工厂里做最低级的推销员。每天奔波16个小时。由于他勤劳刻苦，严己奉事，机敏精干，很快就得到了老板的赏识。在李嘉诚20岁时，便被提升为该厂的经理。李嘉诚并未因此而满足，仍日间做工，夜间上夜校苦读。同时，他生活克勤克俭。经过了长达8年的努力，他终于积攒了一笔钱，到1950年以5万港元的资金，创办了长江塑胶厂，专门生产玩具以及家庭用品，以后又易名为长江实业公司。
开始创业的前几年，李嘉诚熬过了无数辛劳的日日夜夜。他身兼数职，管理厂务，督导生产，对外联络，跑推销，每天工作都长达十七八个小时。饱尝了无尽的艰难困苦之后，李嘉诚开始崛起了！在他辉煌的创业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几个篇章：
5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起飞发展之时，李嘉诚先人一步跨入塑胶花界，在塑胶花热中崭露头脚，继而威风凛然地在国际市场上独占“花魁”；50年代末期，李嘉诚又不声不响地步入地产界；60年代开始崛起于地产高潮中；70年代末期，雄跨地产界，一跃成为“地产新生”，亿万富翁。这就是李嘉诚以其独有的准确奇妙的预测能力和机敏果断的应变能力谱写了一曲“长江之歌”！
在李嘉诚的个人档案中，有几件事是应该载入史册：美国《财富》杂志的“十亿身家巨富榜”，在全世界98名亿巨富中，李嘉诚资产25亿美元（约合200亿港元），排名第26位；美国《富比斯》杂志评出的世界10大华人亿万巨富中，李嘉诚位居榜首。1980年，李嘉诚曾被香港电台、美国万国宝通银行联合评选为该年度风云人物；1990年，他又获该年度《南华早报》商业成就奖。作为商界巨子，李嘉诚有这样一种预感：“从今天起到跨越21世纪，我们可以展望到的是亚洲人的时代，亦是中国人的时代。”
李嘉诚以其无畏的精神，勇敢挑战生活，终于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而在国外革命史中，以无畏的牺牲精神名垂青史的人物就不得不提起保尔·柯察金。可以说一提到保尔，知道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背起那段闪亮的名言：“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保尔·柯察金饱尝了生活的苦难，炼就了革命精神和反抗性格。十月革命爆发后只有十六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无论在战炮火中，还是在国民经济复时期，保尔·柯察金都表现出大无畏精神，钢铁一般的意志，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他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对事业无比的忠诚和无私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