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 作者:张鸣-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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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先明：《论近代社会中的绅士集团》，《史学月刊）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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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地方治安与防务，是士人另一项大的重要政治活动。从 来乡村地区的治安，主要不是由官军来维持的，中国传统社会又 没有警察，防匪洽盗主要由乡村中的头面人物即士绅来张罗，修 筑圩寨，组织乡勇团丁。每逢社会矛盾尖锐，天下将乱和大乱之 时，这些乡村治安组织就变成大大小小的团练，自发地抵杭农民 起义军。
賑济活动是士人又一项社会“主业”。每逢发生灾荒时，一般 会有官方和民办的两种賑济活动。官方賑济常常很不及时，赖有 民办的賑济应急。就是官方的赈济，也需有士绅居中操办。賑济 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措施，显然，主持这项事务的士人们 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
此外，某些势力较大同时品质恶劣的士绅还能通过与地方官 乃至与胥吏勾结，把持和变相把持赋税的征收，不是有意为自家 减免，就是从中浮收渔利。同时乡绅还能借助于宗族系统，事实 上侵夺了相当部分的司法权，谁都知道，宗族对犯错的族人可以 自行处罚，小到鞭笞，大至沉渾（处死〉。而官方则多半睁眼闭眼， 听之任之。
比起在朝士人来，在野士人政治活动的习惯有所不同，对于 有些合乎身份、比较光彩露脸的政治和社会事务，他们的活动是 显性的和公开的；而某些显然包藏私利的活动他们则隐在台后。乡 绅们实际控制了乡村，但乡村中半官方的乡约和里正他们是不屑 担任的，甚至于宗族的族长他们也往往避而不就，但这些乡约、里 正和族长，却无一不听命于那些声大势隆的乡绅。在传统社会里， 士绅必须维护自己的道德形象，即使是恶人，也须以伪君子的面 目出现才更合乎“身份”。
行动必须合乎身份是士人行为的最基本准则之一，如果做出 了不合身份的举动，士入就意味着丢面子。贫穷的士人服饰上可 以将就，但行为必须谨慎。清人笔记记载了一段故事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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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书先生，居村数里，有小路逾沟而行，稍近数十步。先生平 生必由正路过桥，不趋捷也。一日自市归，遇雨。行至沟旁，四 顾无人，一跃而过。有童子匿桥下避雨，惊曰：是先生亦跳沟耶？ 先生饵以一钱，嘱勿言。童子归、其父诘其钱所从来。争传是先 生跳沟，声名大损广〔~在今天看来，这位教书先生“声名大抿” 损得委实冤枉，但在那个时代，“先生”也只好委屈点了。在传统 社会的士人中，只一小类人的行为举止可以在一定范围逾矩过格 而不受舆论的谴责，这就是名士…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轭象，在十 分讲究礼法的社会里，大家对“道学先生”的行为评判往往过于 苛刻，而对于名士则又过分宽松。只要帔冠以“名士”的头衔，就 大可以恃酒狂放，不拘礼法，留连于秦楼楚馆，徜徉在酒家戏苑， 甚至放浪形骸，肆言无忌。当然也有玩得太过火而身陷囹圃的，如 明代的李贽。或者碰上个把用心险恶的地方官而丢了性命的，如 金圣叹1 一般来讲，名士还是安全的‘徐谓杀过妻子，扬州八怪 蔑视王侯，袁才子（袁枚〗招了一群女弟子，都活得好好的。名 士沉缅于琴棋书画、醉酒妇人，但绝非忘情于政冶。名士每每游 离于政治中心之外，并非他们不想出将人相，建功立业，或者缺 乏从政的才能，对于他们中的多数来说，恰恰是政治抱负太大，从 政热切太高，才情也过于旺盛，才在并不需要他们的才气、忠诚 和见识的官僚体系中处处碰壁，对他们来说，政治的悲剧不仅仅 是怀才不遇。名士洪亮吉一鸣惊人的上奏，针砭时弊，畅快淋漓， 却落了个远戍新疆，比贾府上忠心耿耿的焦大那一嘴马粪还惨。龚 自珍和王韬也是一腔救世之志和救世之识，却依旧只好在依红偎 绿、浅斟低唱里打发时光。
顽固的道德取向是士人政治行为的又一基本准则。我们这么 说不等于说凡士人都是讲道德的，任何社会群体都存有寡廉鲜耻
〔I〕清“阮葵生：《茶余客话I 38
之徒，士人中的无耻之辈并不比农、工、商中少些。但是戴过方 头巾的士，在明清时节经过理学的强化教育，都是名符其实的儒 士，僑家伦理和礼仪已经通过专门的学习和日常活动的习染，渗 透到了他们的骨糖之中。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他们至少在公开场 合要尽量使自己的言行合乎儒家道德礼仪，如果实在不符合，也 要找出些堂而皇之的理由或借口。比如为官者父母身死需丁忧守 制三年，如果有的权臣实在放不下乎中的大印，就得设法让皇帝 出面阻拦，借口 “忠孝不能两仝”而“夺情”。如果在非常时期， 那么理学家要求于妇女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符咒就会在士人 身上“显灵”，担心“失节”成为改朝换代时传每个士人的最大忧 虑之一。胜负已判，天下已定，还好说，自然会有“一队齐夷下 首阳”，就是天下混混沌沌的时候，最难将息，迎新还是恋旧让人 两难。一旦“事二主”的帽子戴到头上，就像那时代再醮之妇一 样让人难为情。明清鼎革之际，抵抗清军，为明死节者，后来受 到清朝的表彰，而帮了满清大忙的洪承畴、1钱谦益诸人，反被新 主子列人“贰臣传”有意让他们遗臭万年。真是巧妇难事两姑！
“节”这种政治上的道德要求是士人们所独有的，而其他的 “三民”则没有这个荣糴。这从另一面也说明士人在政治活动领域 道德气氛之浓重，他们在进行政治操作时，道德评价往往是首要 考虑的问题。有时候，事情的成败利钝，政治运作的利害得失是 一回事，而道德评价的好恶又是一回事，但是士人就更多地要考 虑在两者之间的权衡和抉择6在道德准则与政治现实发生冲突的 时候，只要与自己利害无直接相关，士人们更倾向于情绪化地把 天平倒向前者。特别是道德评价的标准斤斤于儒家伦理原则时，常 常会使政治局面闹得纷乱不堪，难免会有“空言误国”的危险。明 代中晚期围绕所谓“移宫”、“红丸”、“梃击”三大案展开的廷争 与党议，本质上均厲对国家政事有害无益的“道德纷争”。
当然，慊学，尤其是西汉董仲舒以后融合了法、道、墨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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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的儒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政治倾向，经世致用的 学风虽然时断时续，但一直是一部分士人的旗帜，不论政治领域 道德氛围多么浓重，道德评价的大棒如何横飞，总有人会想出办 法来躲过政治运作的道德陷阱，达成实际的政治目的I最有效的 办法就是凭借…疏的道德口号与理论，给其政治操作（或变革）戴 上一顶保险的大帽，借古人之口行现实之实。在我们以后的议论 中，还会提这种现象在近代的表现。
士人传统的政治角色，是中国进人近代以后，在急剧变动的 政治格局中参与政治的最初身份，而恰恰是在他们艰难的角色变 换申，中国走进了溲长而多难的近代化进程。
二、西学的萌芽与书院的悄变
如果宏观地鸟瞰中国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几十年的中国 学界，不能不令人沮丧，士林的大多数不是沉缅于考据词章之学； 即营营于八股制艺。留意一下士人的书斋，摆的不是“清供” “清 玩”，就是“高头讲章”和“新科利器”。但是，如果小心地把镜 头对准牛国的某些通商口岸，比如上海和广州，就会发现那里的 学界还是出现某些相当新奇的变化：西学从正门挤了进来，也从 侧门湳了进来6
严格地说，西方近代科学（包括社会与人文学科）是从鸦片 战争以后才传人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于明末清初在中国士林掀起 的一小股“西学热”，其内涵只能说是准近代的，作为其主体的天 文学还是托勒密体系的，毫无“新”气可言。然而就是这种档次 的西学也很快化为一现的昙花，像徐光启、李之藻这样深通西学 的士大夫在“康乾盛世”不复存在，除了康熙帝留下了少许研究 西学的笔记而外，到李善兰之前，中国士人没有一本有关西学的 译著问世。 40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指洋文，笔者
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数理启校В牍摹�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讲求化学，天文測箅，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天文测箅，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1〕
其他洋务学堂大同小异；不过由于专业不同有所偏重而已。课 程中数理化分量很重（即中国所谓格致》，机械制造、工程测量的 比重也不少。正是由于洋务学堂的教育，中国引人阿拉伯数字，化 学元素符号和近代的工程图。只是奇怪的是，各学堂对算学（数
1：1〕《同文馆麵名录&光绪十三、十九、二十二年刊，“课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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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的进入中国，有正门和俩门之分。属于 正门的，就是中国的洋务机构、企业和学校，从这个渠道介绍进 来的西学，占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段时间内译介西学主要 部分。洋务学堂主要通过课堂讲授和讲义的印发来传授西学。从 1861年以来。各地陆陆续续办了一些洋务学堂，比较有名的像北 京的同文馆、福州的船政学堂、上海的广方言馆、天津的北洋水 师学堂等等，到甲午之前，总计大大小小有近三十余座。这些洋 务学堂虽然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教“正学”〈即国学、但毕竞传授 了一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语言文宇，甚至还有西方地理历史、法 律以及粗浅的经济学知识。我们从同文馆的课程设置可略见一斑 （学制八年〉：
年 年年束年年‘参 首 二三四五六七八
注
学）都格外重视，课程比重奇高，似乎超出了实际需要，这可能 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有关。
与此同时，洋务机构附设的翻译馆（所）则幵始将西方自然 科学以及少量的社会科学知识译介到国内。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江 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和同文馆附设的印书处。江南制造总 局翻译馆由中国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主持，著名新学者徐寿、华 蘅芳、徐建寅、李善兰、赵元益、贾步纬、刘彝程等均参与其中 主持译事。人员最多时中外人士曾达四五十人，颇具规模。从1868 年创办到1880年时，平均每年译书11种，售书逾万。其中主要 是自然科学的书籍，最初翻译的代数书，以甲乙丙取代X丫2，以 汉字“一二三四五”取代阿拉伯数字，列出箅式，今天的数学家 是不会看谨的，比如“四甲”即表示渐渐地才西化起来， 变成今日我们所熟悉的全球通用式。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诸同人 筚路蓝缕的开山之功，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安家落户奠定 了基础。戊戌时期叱咤风云的康有为、梁启超、潭嗣同等人牵强 附会在社会、政治现象上的自然科学理论与名词，大多源于他们 的译著。康有为曾经购买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三千余册。更为难 能可责的是，制造总局的翻译馆也翻译了一些反映、介绍西方先 进政治法律知识的书籍，最著名的是《佐治刍言》，该书是卢梭政 治思想的阐发，以宣传自由、平等思想为宗旨，认为人人均有自 主之权，国家应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