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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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镕基和格林斯潘在成长过程中都没有父亲的陪伴。朱镕基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而在格林斯潘5岁时，他的父母便离异了，从此他跟随母亲生活。他们两人都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成熟起来，成长为十分独立自主而又求知欲强的人。这样的品质使他们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

　　　　早年的苦难让朱镕基最终蜕变成为一个十分坚强的人。他就是那位令当代中国实现市场化的清廉的改革者。而格林斯潘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长大，亲眼见证了经济繁荣的变化无常。

　　　　他们两人对于意识形态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中所起的作用有一些分歧。朱镕基的关注点更加偏向实际：他贯彻了以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经济理念为框架的改革开放。而格林斯潘作为美联储主席，比朱镕基更多地将意识形态带入经济政策的探讨中。他极度依赖于艾茵·兰德的自由放任的客观主义哲学，就好像这是他的自由市场模式的理论支持。1米1花1书1库1 ；http：//www。7mihua。com

　　　　他们两人在快速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都是关键人物。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朱镕基看到在通往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会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作为新中国第五任总理，朱镕基提出了两个重要政策：放开中国的国企所有制结构以及加入世贸组织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得以规范化。中国逐渐发展成为金融危机后亚洲的经济领跑者。而与此同时，原来的经济领跑者日本则深陷在一连好几个“失去的十年”当中。

　　　　在地球另一端，格林斯潘开始着迷于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利用了新的信息技术和非凡的金融创新，以期提高生产率。格林斯潘无疑就是让美国经济顺利度过20世纪90年代的那位大师级人物。作为整个世界经济活力的典范，美国发展的程度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可望而不可即的。

　　　　然而在离任时，他们两人由于都太专注于经济的增长，而使经济发展得有些过头了。资产和信贷泡沫让美国的经济神话开始趋向于不稳定，并充斥着格林斯潘之前未能重视的风险。与此同时，失衡的中国经济也开始转向日益不稳定的发展道路。

　　　　随着两国经济体内风险不断累加，甚至相互加剧，两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开始逐步深化。格林斯潘和朱镕基遗留下的问题由此便不可避免地被联系在一起，并且留给两国的下一代经济领导人去解决。

　　　　“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朱镕基并没有正规学习过经济学。1928年，他生于湖南省，之后取得了被称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也是中国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本科学位。他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的三位当代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

　　　　这样的背景赋予朱镕基两点特别的优势：解决问题的缜密的思维方式和以清华为基础的高起点。他首次接触政治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在大学生活末期担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时。那时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动荡年代，朱镕基作为一所重点大学的学生会主席，自然会引起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注意。
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2）
　　　　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朱镕基立即开始接触中国经济的管理工作。他的经济学知识并不来自课本，而是来源于在中央计划制订中的摸索。最开始，他被任命为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而后又很快被升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办公室副处长。

　　　　1951~1957年，中国开始效仿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并且发展自己特色的苏联式五年计划。朱镕基便是这场灾难的见证者。在狂热的革命思想的驱动下，中央计划的资源分配导致了诸如农村运动和“大跃进”那样可怕的灾难。就像在第一章里强调过的一样，中国的经济状况在当时十分糟糕，恶劣的气候和农业领域的混乱导致了严重的食物短缺和饥荒。

　　　　“文革”在1976年结束，邓小平成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年近50岁的时候，朱镕基充分发挥他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优势，成功担任了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他的表现引起了正在致力于对中国脆弱的经济进行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的关注。┃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回到计划部门后，朱镕基先后被任命为石油部管道局副局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并由此得到了一个绝佳的发展机会：20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银行派遣一个研究团队到中国来发掘邓小平改革的潜力，朱镕基自愿在此次合作中担任中方代表。那次的合作非常成功，并一举让当代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1985年出版的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潜力的三卷本报告是世界最重要的发展机构对中国新经济政策的首次官方认可。这份报告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世界银行的第一笔贷款。邓小平对这样的良好结果以及朱镕基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甚是欣喜。

　　　　随着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复苏，邓小平随即开始关注地方发展问题。他将开发经济特区作为加快中国南部，尤其是深圳和珠海地区发展的试验性策略。同时，他强烈感觉这种方法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长期以来作为中国主要商业发展中心的上海地区。他相信朱镕基是这个项目的合适人选。

　　　　1983年，朱镕基被调到了上海，作为江泽民的属下，任上海市党委副书记。1988年，江泽民被调到中央后，邓小平任命朱镕基为上海市委书记，并兼市长，负责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工作。

　　　　朱镕基的表现远远超越了邓小平原本的期望。作为一位事必躬亲的市长，朱镕基上任后立刻投入了对诸如腐败、政府机构臃肿、资源短缺、住房不足、水污染等上海最棘手问题的整顿工作中，均取得了卓越成效。他是一位管理细致的市长，同时也有着非常宏观的构想。他将公务宴请的标准从12道菜削减为4道菜，还在1990年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第一锤。

　　　　而朱镕基在上海最非凡的政绩实际上是他将上海建设为未来中国领军城市的规划。在朱镕基的领导下，城市规划者们发掘出上海浦东地区未来的发展潜力，并开始了一场有着前所未有的规模的城市开发项目。由浦西对岸的一片农田、菜地发展起来的浦东新区，与南部珠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十分集中的那些经济特区有诸多不同。除制造业以外，浦东还拥有许多其他经济基础，如金融、贸易以及基础设施。朱镕基在浦东新区的城市改革中展现的非凡创造力和行动力进一步巩固了他在邓小平领导班子的地位。
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3）
　　　　他晋升得很快，1991年便被调入中央，担任分管财政和金融的副总理。但其实他的专业技能和职责范围远不止于财政部门。正如邓小平当时所说的一样：“朱镕基是唯一懂得经济学的人。”他高超地掌控着中国的经济政策，通过推行货币紧缩政策和特别针对农产品的价格管控解决了1993~1994年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将中央银行改组为类似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多分部的结构（朱镕基在1993~1995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并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改制。基于以上这些甚至更多的政绩，他在1998年被当选国务院总理。

　　　　朱镕基可谓是临危上任，正是在亚洲金融危机肆虐时接管了中国政府事务和经济。他是一位坦率直爽、有进取心又拥有战略思想的领导人。1998年3月，朱镕基在他作为国务院总理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本届政府的要务，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一个确保”是指确保中国能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并努力走出困境，避免正在困扰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衰退和货币贬值现象的发生。后被称为“朱镕基的三个许诺”的“三个到位”是指恢复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以清除银行坏账为首要目标的金融系统改革，以及政府机构改革重组。“五项改革”是指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朱镕基通过在国际资本市场出售股权而进行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和清理银行系统中的坏账，实现了前两项承诺，但他没有能够完全整顿好臃肿而腐败的政府机构。

　　　　事实证明了朱镕基带领中国顺利度过亚洲金融危机的能力。他将国家的过剩储蓄投入积极的财政刺激当中，主要用于加快对公路、铁路、港湾设施和电力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当其他亚洲国家接受IMF的建议而对货币进行贬值时，朱镕基始终坚守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相对而言并没有在这次严重的区域经济危机中受到太多伤害。到了21世纪初，这场严重的灾难才尘埃落定，而中国逐渐接替日本成为亚洲的主导经济体。确保经济增长对于避免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走下坡路以及让中国领导人对新的经济战略充满信心都非常关键。这可以说为之后的经济增长开了一个好头，而这招在随后的数年中数次派上了用场。我们看到，朱镕基就像一位大师一般，但如同格林斯潘大师一样，朱镕基仅仅关注了短期效益，却忽略了长期损失。

　　　　朱镕基也会谨慎地冒险行事，就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最好的范例：他清楚地知道在从国有企业转化到由中央政府持控股权，但很大一部分少数股权在外上市的一种混合体制的过程中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冲突。尽管国际投资者和党内负责国有企业资产的官员之间关系紧张，朱镕基还是推行了国有企业改革。他认为市场约束对减轻权力膨胀和减少造成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集权是必不可少的。

　　　　与此同时，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电信、交通以及能源（燃料和电力）领域，政府仍保持绝对控制。朱镕基在“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下权衡着市场基础效率和国家控制体系的利弊，最后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的混合体制，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4）
　　　　中国延宕已久才加入世贸组织是朱镕基极富冒险精神的另一体现。中国自1986年便开始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然而美国面对中国进口的激增，十分担忧本国的工作保障问题，于是申请陷入了僵局。而朱镕基决定打破这个僵局。1999年，他投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希望将此事促成。在1999年4月著名的访美之行中，朱镕基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一样善于运用美国式的政治手段，通过直接对美国企业界呼吁而预先阻止了美国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终，双方在1999年11月签署了协议。

　　　　朱镕基坚信，世贸组织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