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隆起-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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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招是另辟蹊径。当时，因为多年来积压的住房难题，房地产市场开始萌动，市场上急需高质量的窗框钢。但多数拥有棒材、线材、板材等高端市场的国营大型钢铁企业都不屑于赚这种“蝇头小利”，而窗框钢断面复杂，工艺难度高，一般小钢厂凭借有限的资金技术资源无法形成规模生产。沈文荣抓住了这个空白点，做出了沙钢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收缩产品线，集中资金，并组织技术攻关，将窗框钢作为企业的主导产品。经过10年努力，沙钢成为国内门类最齐、品种最多、质量最好的热轧窗框钢生产基地，为企业的未来发展赚到了第一桶金。
第二招是孤注一掷。1991年，沈文荣倾囊而出，从英国比兹顿钢厂引进一条年生产25万吨螺纹钢的75吨电炉炼钢、连铸、连轧一体化短流程生产线；1993年，沈文荣再行惊人之举，投资13亿元，兴建具有上世纪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亚洲第一座超高功率竖式电炉炼钢、LF精炼、连铸、连轧高速线材生产线；1996年，沙钢与世界第二大钢铁企业韩国浦项合资兴办了年生产不锈钢薄板15万吨、热镀锌板15万吨的浦项综合工程……几次冒险之举，最终都为沙钢赢得了超越常态的发展速度。 。。
第一章 首富们的炼金术（7）
在钢铁行业中，政府一直是对国有大型企业进行优惠政策重点倾斜，而沙钢作为一家小小的乡镇钢铁企业，硬是从壁垒森严中搏杀出一条“血路”来，从而从“游击队”一跃变为“正规军”。目前，沙钢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电炉钢及硬质高线线材生产基地。在1999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举办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指标体系”评定中，沙钢被评为全国冶金行业综合竞争力第二，仅次于宝钢。
守望“苏南模式”
一度被寄予社会主义经济新希望的“苏南模式”，却在1993年遭遇了巨大转折。在到达巅峰之后，江苏乡镇企业便掉头直下，以加速度迅速滑落。统计数据表明，1993年之后，江苏乡镇企业增幅直线下降，平均每年下降14％。
在大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苏南模式”暴露出种种弊端：一是以社区为特征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带来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弊端；二是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内部活力不断减弱；三是投资主体单一，不可避免地带来企业高负债；四是受块块分割的利益和权力的驱动，形成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浪费了大量资源；五是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六是在卖方市场条件下乡镇企业“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变成了买方市场条件下“船小经不起风浪”的劣势；七是对集体经济主体地位的片面认识，影响和抑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苏南乡镇企业的危机最终被巨额的负债所引爆。1994年以后，国家开始严格控制信贷规模，许多企业只得向企业职工集资。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久之后，因集资款而引发频繁的冲突，让当地乡镇政府疲于奔命、坐卧不安。为形势所逼，乡镇政府开始考虑企业改制，实际上是为了甩掉这些沉重的包袱。
但沈文荣成为一个例外。当时各级政府实行的“抓大放小”政策，其实质则是“抓公放私”、“抓盈放亏”，像沙钢一样规模又大、效益又好的企业，自然被当地政府牢牢抓在手里不肯轻易松手。
为了安抚沈文荣，当地政府可以说是让他极尽殊荣——1993年沈文荣当选为张家港市政协主席，1997年沈文荣但任*张家港市委副书记，1998年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002年当选*十六大代表。他成为一名真正的“红顶商人”，甚至被赋予“苏南模式守望者”的雅号。
在享受这些殊荣的同时，沈文荣的心中又充满了矛盾。他曾如此透露心声：“苏南从集体经济起步，村办、乡办企业，资金来源都不是国家的，而是发动了民间的力量。现在要产生新的活力，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小规模的企业改造成私营经济，大企业则进行股份制改造。”
在沈文荣无奈地守望着“苏南模式”的同时，曾风靡一时的“苏南模式”却日渐冷落。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的85000多家乡镇集体企业，％已经摘下“集体经济”的帽子，成为私人企业或产权明晰的股份制企业。
走出“苏南模式”
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有心人注意到：在1998年3月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沈文荣的头衔还是一个国企老总，但到了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代表时，他的身份已经悄然转变为一个民营企业家。
但让沈文荣愤怒的是，一位来自于英国的年轻人胡润，竟然把这种“悄然无声”变成了“天下皆知”。2002年当选*十六大代表时，沈文荣曾经做出了高姿态：“我即使成了首富，也是党的安排。”但到了当年年底，胡润便把他列入了《福布斯》杂志的“资本家黑名单”。
第一章 首富们的炼金术（8）
沙钢的改制实际上从1998年就开始酝酿，方案几经易稿，到2001年年初终于如愿以偿。在改制后的股权结构中，集体持股25％，职工持股30％，领导层持股45％，其中沈文荣个人持股17％。但沈文荣当时对这个改制的结果有些失望：“现在沙钢的政府股份达到25％，我当然要看政府的脸色行事。如果政府的股份在3％~5％之间，改制就彻底了。当初我坚持政府的股份应该在20％以下，但没有如愿，现在的结构就是要让我受制于政府。”2年后，沈文荣终于达成所愿，接受了部分集体持股，个人拥有的股份达到％。
沈文荣从“高官”变成“巨富”，可以说是苏南集体企业改制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苏南长期为“冯根生难题”所困，企业领导事实上控制着企业的大量财富，但并没有被合法的私有化。而“苏南模式”的旗舰企业沙钢顺利改制，沈文荣一跃而成为“财富新贵”，这标志着传统“苏南模式”的彻底崩溃，众多原集体企业领导人也开始大胆地撕下了“羞涩的面纱”。从此意义来讲，新科首富沈文荣，无疑从“苏南模式守望者”变成了“苏南模式终结者”。
但令人诧异的是，已经成为这片国土上最富有者的沈文荣，却仍然习惯于原来的那套党政语言，和记者谈话时一再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完全没有如荣智健等其他富豪一样奢华的财富享受观念。
也许，对于从小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沈文荣而言，他的财富观较他的财富演变得更慢一些。
◎杨国强：“最土”的中国首富
在“潜伏”了十几年后，顺德地产大鳄杨国强终于无所遁形，十分不情愿地浮出了水面。
2007年4月20日上午10时，香港联交所内，代号为“”的“碧桂园”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上市后短短的2分钟内，就从每股港元蹿升至港元，全日最高价为港元，较上市价升幅达37％，成交量为1004020千股，成交金额达亿港元，位居当日香港联交所普通股成交金额第一位。
如果以收市价每股港元计算，持有亿股碧桂园股份的杨惠妍（杨国强之女、家族股权代持人）当天身价为亿港元。而同一时间，前首富张茵旗下玖龙纸业市值为亿港元，持股72％的张茵身价亿港元。这意味着，碧桂园实际持有人杨国强的个人财富比张茵超出了三分之一强，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大陆新首富。
与丁磊、陈天桥、黄光裕、张茵等历届首富相比，杨国强应该算得上是“最土”的中国首富了。
土生土长的农家穷小子
与黄光裕一样，杨国强也出生于南方农村的一个偏僻穷困的小山村。杨国强出生时，上边已有2个姐姐和3个哥哥。多年后，他的三哥杨国光——这个家族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曾在《碧桂园报》上以连载的方式撰文记述家族百年史。他如此描述全家面对杨国强出生时的愁态：弟弟的出世并没有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快乐，那意味着家里又多了一张要填的嘴……
因为家境赤贫，杨国强甚至在17岁之前都没穿过鞋。杨国强自幼就在家放牛种田，稍大后便出去做泥水匠。由于大哥杨国华当时在顺德县第二建筑公司当负责人，于是杨国强才得以受到照顾进了北滘公社房管所任施工员，6年后又升任区建筑队队长。1989年，35岁的杨国强才正式踏上了他事业的起点——成为北滘镇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经理。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首富们的炼金术（9）
在别人的眼里，杨国强一直土得掉渣——他身材偏瘦、皮肤黝黑，脚上穿一双吱吱作响的拖鞋，西装永远像大一个码。而在开会时，他喜欢脱鞋盘腿而坐，一直摆脱不了农民所特有的习气。他平时坐的也是一般的国产大众汽车，生活非常节俭，不喜欢张扬。有时他坐在自己楼盘的售楼处，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一个走错地方的老农民。
而在此期间，杨国强也遭受了人生中最早的一次噩运：大女儿持续发烧，但工资低微的他根本无钱医治，以至于烧坏了头脑，影响了女儿的智力。自幼贫寒，加之无钱治病的刺激，恐怕成为他对挣钱最直接、最原始的动力。
但与黄光裕从小出来闯天下不一样，杨国强几十年来一直偏守一隅，把根深深地扎在顺德这片他所熟悉的土地中。
“鱼水交融”的官商关系
在香港联交所内，陪同杨国强前来的有几位家乡来的“父母官”，他们一起见证了碧桂园成为市值最大的国内房地产企业的激动一刻。“父母官”们盛赞杨国强和他的碧桂园：“是顺德的骄傲，是佛山的骄傲，是佛山第三产业发展的骄傲。”
熟悉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历史的人知道：想让自己的企业迅速、安全地发展壮大，如果没有地方政府与官员的支持是很难遂愿的。这种支持既有“阳光支持”，也有“月光支持”。 “阳光支持”指光明正大的、符合法律和政策的扶持；“月光支持”指的是官与商在潜规则支配下，进行游走于法律与政策边缘的灰色交易。
透析杨国强早年创业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官商紧密结合的痕迹：首先，他的发迹便是得益于自己在政府部门当“领导”的哥哥杨国华，因为有了大哥的照顾，他在公司里平步青云，职位提升得很快，迅速成了建筑工程公司的经理。正是在这个职位上，杨国强赚取了上百万元的人生第一桶金；其次，在担任经理的4年后，也就是1993年，杨国强和其搭档杨贰珠竟然能拿出3395万元的巨额资金，对北滘建筑工程公司进行了MBO（管理层收购），杨国强从此成了“Boss杨”。
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MBO案例。而其后，风起云涌的MBO一直备受争议，以至于被政府直接喊停。杨国强之所以能顺利地把国企进行私营化，和当地政府官员的鼎力支持有莫大关系。
当时北滘镇委书记区祥贤就是促成“Boss杨”问世的“贵人”之一。当然，杨国强的“茁壮成长”，“贵人”远远不止区祥贤一人，几乎每一个从顺德起步的地方政府官员，都曾给杨国强提供过诸多便利。这种密切的官商合作，让双方达到了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