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普罗旺斯-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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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摊子沿墙排成一行,大约有40码长,磅秤和鱼眼闪闪发亮,摊子上挨个儿整整齐齐地排着一溜鱼。碎冰块垒成一道道小堤,闻起来还有海的味道,将鱿鱼和深红的金枪鱼、鲍鱼和鲈鱼、鳕鱼和鳐鱼隔开。堆成小山的蚌和螺、软耷耷的乌贼、灰忽忽的小虾、铁黑色的龙虾、油炸用的鱼、煮汤用的鱼,柜台上还留着新鲜柠檬挤出来的黄汁液。鱼贩子熟练地举着细长刀子开膛破肚,取出鱼的内脏,橡胶靴踏在湿答答的石地上发出喀喳喀喳的声音。
将近七点时,第一批家庭主妇们已经开始在摊子上又戳又挤,寻觅当晚要下锅的食物。市场五点半开始营业,最初的半小时是保留给采购商和饭店老板的。不过,我倒是没看见有人敢拒绝打定主意要在六点前买完菜的亚维隆家庭主妇们。经常有人告诉我们,赶大早可以买到品质最好的东西;等到市场快收摊的时候,则可以买到最便宜的。
只是谁能够在众多诱惑下忍住苦等呢?!不过一会儿的工夫,我就已经在凭空想象中享受了好几顿大餐。一碗打散的鸡蛋变成一盘甜椒火腿炒蛋,里面的火腿隔壁摊上就有现货,甜椒则在几英尺远的摊子上。这个想法促使我一路前行,直到看见更令人心动的烟熏鲑鱼和鱼子酱。但是另外还有干酪、香肠、兔肉酱、野兔肉酱、猪肉酱、绝妙的肉酱丸、蜜汁鸭子……无不让人食指大动,不尝尝这些东西的人,肯定是疯了。
我的研究成果最后演变成在停车场吃野餐。所有我需要的东西——包括从第一摊的面包到最后一摊的酒——都新鲜诱人地陈列在20码之间。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以这种方式展开新的一天呢?我的胃显然已跟着环境调整了生物钟,往前跳越了好几个小时。表上指着七点半,我的胃却咕咕噜噜地告诉我该是午餐时间了。去它的时间!我迈开步子,寻找液态的精神支柱——咖啡。
亚勒市场内有三个酒吧——杰克和伊莎贝尔,西里尔和伊芙林,以及最危险的第三家——奇奇之家,它在大多数人起床前就开始卖香槟酒。我看见两名身材魁伟的男子,粗壮的手指优雅地擎起香槟高脚杯,互相敬酒。指甲里靴子上都沾满泥土,看来早上的生菜生意挺不错。
走道和摊子上现在挤满了买菜的人流,脸上露出一副不买到最鲜嫩最水灵最上等的货色誓不回头的表情,热切中带着些许怀疑。一位老太太戴上眼镜检查一排的花菜,在我看来,这些花菜全都长得一个样。只见她用手捧起一棵,在手里掂掂分量,仔细检查紧密的白色花菜头,闻一闻,又放回去,前前后后看了三遍之后,才最后做了决定。她从老花眼镜上方盯着老板,防止他拿后排的次品掉包。记得在伦敦时,有人告诫我在菜市场不准用手摸菜。如果在这里也来这套的话,肯定会引起公愤。不亲手摸摸这些蔬菜水果,怎么能够下定决心买呢?哪位摊主胆敢冒犯这样的大忌,铁定会被赶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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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维隆的腹地(2)
虽然停车场下方的这块场地从1973年才开始营业,但亚勒市场其实早在1910年就已经存在于亚维隆了。这是办公室里的女孩所能提供给我惟一的资料,我问她每天或每星期的销售量时,她只是耸耸肩回答我,“很多。”
“很多”确实也不为过。在这里,各式各样的容器,从扁扁的手提箱到看来可无限扩张的手提袋都被塞得鼓鼓囊囊的。一位穿短裤、罗圈腿的老先生,头戴撞扁的安全帽,骑着轻 型摩托车,到市场入口来拿他早上买的东西——一个装满甜瓜和水蜜桃的塑料箱子,两个装了太多东西而变形拉长的篮子,一个装了一打面包的棉布口袋。他小心翼翼地把重量平均分配到摩托车四周。装水果的箱子用松紧带绑在后座的架子上,篮子挂在两边把手上,面包袋斜背在后面。当他载着够吃一个星期的口粮离开市场时,他对其中一位摊子老板喊道,“明天见!”
我望着他的身影没入广场的车流中,摩托车小小的引擎费力地劈啪作响,他的头往前低下向把手靠去,背后的长条法国面包直直挺着,好似一枝颤抖的大金箭。11点整了,市场对面的咖啡馆已在人行道上排好桌子,午餐时刻到了!
第十七章
我们决定去迁就夏日里的卢贝隆,尽我们的努力去适应度假的人群,还要像他们一样寄明信片给远方的朋友,告诉他们我们正在享受的快乐时光。
夏日明信片(1)
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接受了一个事实――我们住在一幢房子里,却身处两个不同的地方。
我们眼中的正常生活从九月开始。除了镇上的集贸日子,这里平时没什么人。白天,街上车辆稀疏,一部拖拉机、几辆小货车。到了晚上,几乎看不到任何车的影子。除了周日的午餐时间,每个餐馆都有空桌子。社交活动是断断续续的,时有时无,非常简单。面包店里 有面包卖,水管工有空侃大山,邮差可以偷闲坐下来喝上一杯。过了狩猎季节最后一个震耳欲聋的周末之后,森林又恢复了平静。每片地里都有个在葡萄藤间埋头工作的身影,慢慢地往上移一排,慢慢地再移一排。 晌午到下午两点之间,整个镇上一片死寂。
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六月,然后七八月就来临了。
我们曾经只把它们当成一年中的两个月,酷热难当的两个月。热归热,但是不需要我们做出什么调整,惟一的变化就是在下午舒舒服服地睡个午觉。
我们错了。七八月份我们还是住在卢贝隆,但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卢贝隆了,而是“度假中”的卢贝隆。以前我们试图在非常时期过正常生活的努力,悲惨地宣告失败。我们甚至曾经考虑过取消整个夏天的活动,找个灰暗阴凉安静的地方待着,比如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
但是如果真这么做,也许我们会想念这里的一切,包括那些让汗流浃背怒气冲天筋疲力尽的日子和事情。所以,我们决定去迁就夏日里的卢贝隆,尽我们的努力去适应度假的人群,还要像他们一样寄明信片给远方的朋友,告诉他们我们正在享受的快乐时光,下面就是其中的一些小故事。
马里尼安机场
下午三点了,一点的飞机还是不见踪影。
我打电话过来问这班飞机能否准点到达时,对方给了个典型的乐观谎言。所以我11点半就从家里出发,在高速公路上度过炎炎夏日里最热的一个小时,只是为了避免被堵在当天早上从巴黎赶往蔚蓝海岸的雷诺大军中动弹不得。这些人是怎么开这些四轮腾空的车子呢?
航班指示牌上显示“稍晚到达”,还好,四十五分钟,不过是喝一两杯咖啡的时间。到奥兰(Oran)的班机也晚点了,候机室里挤满了阿拉伯工人和他们等待回家的家人,小孩子们就坐在鼓鼓囊囊的兰、粉、白条子的三色塑料编织袋中。男人们棱角分明的黑色脸上,露出一副很有耐心,听天由命的表情。
柜台后面的小姐只是指了指航班指示牌,就当回答了我的问题,上面写着“晚点四十五分钟”。我争辩说现在已经晚了整整一个小时,她耸耸肩膀,在她的神奇电脑里面查了一下。“指示牌上说的没错啊,晚点四十五分钟嘛。”我问她,飞机到底离开了伦敦没有。她说已经离开了。算了吧,她和这里其他人一样,早就被训练成假话大王了。
飞机最终到达的时候都快五点了,脸色惨白心情恶劣的旅客们鱼贯而来。假日的前几个小时就这么浪费在了希思罗机场的停机坪上。有些旅客因此犯了个大错,他们不耐烦地把护照扔在了移民局的柜台上。作为报复,海关官员把他们的护照一页页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个够,翻页的时候还特地停下来往指头上蘸点口水,那个慢悠悠的劲儿足足能把人活活气死。
我的朋友们出现了,衣服皱巴巴的,但是精神不错。我满心希望再花上几分钟拿行李,然后我们就能回家在晚饭前痛痛快快地游会儿泳了。但是十五分钟过去了,他们仍然等在行李认领区。看来航空公司给他们的某一只箱子另外安排了一次假日旅行,钮卡斯尔(Newcastle)?还是香港?谁知道呢?!于是,我们又和其他的几个倒霉蛋一起在丢失行李区会合了。
我们到家的时候是七点半,从我早上出门算起,几乎整整八个小时!
圣特罗佩(Saint Tropez)
“天体营会员招募中!”这是自然爱好者的时节,而志愿加入圣特罗佩警察行列的人数也会陡然增加。
市长斯巴达先生已经下令,出于安全和卫生的考虑,禁止在公共海滩上裸体晒日光浴。斯巴达先生的原话如下:“禁止全身裸露!”他还授权警察有权逮捕任何违反规定的人。不过,也许不是来真的“逮捕”,而是追踪他们,一旦出现有伤风化的行为,就可处以最低75法郎、最高1500法郎的罚款。但是,让当地居民困惑不已的一个问题是:裸体者能随身携带1500法郎吗?
为了表示抗议,有一群天体营爱好者在莫特(Moutte)海滩的一些岩石后面成立了抗议团体总部。女发言人已经郑重声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穿上游泳衣。多希望当时你也在场呐!
甜瓜地
福斯坦的哥哥杰基是个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体型瘦小,骨格硬朗。他在房子对面的空地里种下了甜瓜,这块田很大,但他老人家一个人一双手担下了所有的活,春天里,我常常看见他在地里一待就是六七个小时,弓着腰板用锄头清除杂草。老先生从来不喷农药,照他的说法,谁愿意吃那些有化学味儿的瓜?我想他一定乐于用传统的方式照料自己的瓜田。
现在甜瓜熟了。每天一大早,六点钟,杰基就会到田里摘已经成熟的甜瓜,送到梅纳村用浅木箱子装起来,再从梅纳村运到卡维隆,从卡维隆再到亚维隆,最后到达巴黎,或其他任何地方。一想到那些光顾时髦餐厅的客人,只为了尝尝像甜瓜这么简单的东西,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大笔钱,杰基就觉得很滑稽。
如果我起床够早,可以在他去梅纳村之前碰到他,他总会挑出一两个熟过头因而不适合长途跋涉的甜瓜,几法郎地便宜卖给我。
我散步到家时,阳光已经照亮了山顶,脸上忽然就感到热了。手里拎着的是甜瓜,沉甸甸的,还带着夜晚空气的凉意,着实让人心满意足。我们的早饭就是这些新鲜美味的甜瓜,啧啧,采下来只有十分钟哦!
吧台背后
当气温到达华氏一百度时,游泳池就不再是一种奢侈,而变成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要有人向我们请教在普罗旺斯夏日租房的注意事项,我们一定会向他们强调游泳池的重要性,有些人听进去了。
有些人则不以为然,结果往往在到达这里两天之后,他们就会打电话过来,说一些我们几个月前就已经告诉他们的话。“这儿太热了,热得不适合打网球,不适合骑自行车,连出门逛逛也太热,实在热死了。哎!你们有游泳池,太走运了。”
电话那头紧接着是一段满怀希望的停顿。这边,不知是我的想象,还是我真的听见了汗珠子像雨滴般掉落在电话本上的声音。
我想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