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漂流记-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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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一名底特律东部长大的年轻人，我曾经为选择什么样的职业而犹豫不决。我希望有一天成为一名牛仔，后来又想当一名消防员。然而，就在1969年7月，当我随着家人去加拿大的Ipperwash省立公园度假时，我决定将来要成为一名宇航员。那时，我仅14岁。
Ipperwash座落于休伦湖东岸。它既是一个家庭度假的胜地，同时又是加拿大的一个军事训练基地。我们通常在湖边宿营。我记得那湖水即使在夏天也让人感到丝丝凉意，清澈的湖水，湛蓝的天空，这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游泳，打闹，捉迷藏，这就是我在Ipperwash度过的难忘的时光。
一天，在宿营地吃完晚饭后，我和哥哥肯一起去沙滩散步。我们哥俩肚子里塞满了热狗和烤豆子。当我们沉重地将身子躺倒在沙滩上，注视着太阳照在休伦湖上的最后一丝余辉时，月
亮已经升起来了。
“真不可思议！此时正有两名宇航员在月球上。”肯说。
“是啊！简直无法想像。”我满怀敬畏地说。
我们静静地躺着，揣着深藏于男孩心底的念头，幻想着月球上的种种景象。我甚至猜想、月球上的那两名宇航员是否也在向下注视着我们这两个休伦湖边的男孩呢？
我首先打破沉默，提议回宿营地看电视节目。而当我们回到营地时，我们发现富有创意的人在野餐桌上摆了台黑白电视机，差不多有二三十人聚在一起在观看，一台汽油发电机正在为电视机提供电力。
我和肯好不容易才挤到前排，坐在沙滩上，看着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布兹·阿尔德林将一面美国国旗插在月球表面宁静的海上。
尽管发电机发出的噪音淹没了沃尔特·克朗凯特的评论，但那一刻，我们仍可以从他的脸上读出那种与我们一样的敬畏之情。事实上，克朗凯特先生，这位我眼中的“大人”，已经是热泪盈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虽然只是个14岁的孩子，我隐约感觉到了自己正在亲眼目睹一个壮举。正是这个壮举，使所有的宿营者都离开火堆，放下酒杯，聚集到电视机前。在那一瞬间，我下定决心，终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一名宇航员，像那两名在月球表面行走的人一样，我也要变得不平凡。
2。成为一名宇航员（上）
如果我这一生已决心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飞行中去，那么在严酷的高标准的宇航员训练中，我也绝不会退缩。
现在回想起所有在那晚以后作出的决定，我不敢说每一个选择都紧紧围绕着成为宇航员这个根本目标，但这个梦想，却是始终潜藏在我的心灵深处的。
我申请去美国海军学院念书，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大多数的宇航员都是从安那波利斯毕业的。而且不得不承认，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我的哥哥和两个姐姐先于我上大学，我的父亲是一名电话接线员，赚钱供他们三人念书已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更别说再多一个我了。家里的经济状况恐怕已经负担不起又一个大学生了。所以当议员卢西恩·尼齐推荐我去安那波利斯，而父母得知他们不用为我的学费、食宿费出钱（实际上，我在安那波利斯还能拿到补助）时，决定已是显而易见的，要么去海军学院读书，要么去工作。
最初的时候，我讨厌这所“船校”。我猜想要不是被剃了个极其难看的头，没脸回家见朋友的话，一星期后我就会逃离这所学校的。但过了几个月后，我开始喜欢安那波利斯了，尤其当我发现该校学术水平是一流的时候。现在我毫不隐讳地承认自己喜欢那些课程，但在当时，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这样说的。
除了工程学、数学、自然科学课程外，我对学习新技能也很感兴趣，如驾船、射击瞄准、星上着陆、航海等。尽管我算不上特别聪明，但我有超乎寻常的求知欲，求知欲是最伟大的驱动力。通过严于律己，我在一流教官的指导下学会了一技之长，并且学术上也搞得不错。一年以后，我凭借基本无过失的记录和全优的成绩，和其他19名海军学校见习生一起被选拔去学习一门新开发的专业——生物科学。
这样，我们除了学习安那波利斯规定的普通工程学课程外，又要学习医学预科的课程。如果学习这一专业的学生能被医学学校录取，毕业后海军总部就直接派遣他到该校就读。
三年以后，即1977年6月，我在一千多名学生中脱颖而出，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绩毕业。我兴奋地将帽子抛向天空中，然后佩上海军少尉的肩章，昂首阔步前往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医学分校。
现在，我的名字正常写为：杰瑞·迈克·利宁杰，医学博士，系统管理科学硕士，公共卫生硕士，哲学博士。修完医学学位以后，我继续攻读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而自我的“和平”号飞行生涯开始以后，我被三所不同的大学分别授予三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荣誉博士学位。现在我总被称作“博士，博士，博士。”但我本人更喜欢被称作“杰瑞”。
每当有人拿我取得的学位数目开玩笑时，我就会这么回答：我学得太慢了，所以不得不一直不停地学，直到学会为止。随后，他们的评论总是千篇一律：“你脑子里的每个角落，每条缝隙都肯定已经被塞满了。”我反驳道：“任何人都不应低估大脑的实力，退一步说，就算整个脑子都被占满了，人们总还可以采取‘覆盖’的办法。”
求知欲总是占上风，我对此总是束手无策，这似乎是个难以驾驭的特性。我绝不是一个杂耍演员，我承认我总是拎着一个公文包，但我从不在皮带上别着一个计算尺或计算器，我实际上更像一名纯真的少年。美国国家宇航局在我的档案中这样写道：我喜欢参加马拉松、
铁人三项赛、海洋游泳赛、下坡滑雪和越野滑雪赛、潜水和徒步负重旅行。我和一位漂亮的女子结婚并养育了三个可爱的小男孩，我觉得自己生就这个怪癖：我更喜欢看科技杂志，而讨厌看电视和无所事事。我无法抗拒体会新事物的诱惑，并且由衷地希望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尽管我在安那波利斯的第一年曾有挫折，但海军生活确实挺适合我。我周游世界，在各种领域从事各种工作。随着地区与工种的更换，我的军衔不断提高。
我在圣地亚哥完成了外科实习，并在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接受了空间医学训练。我在菲律宾共和国的库维波因特当了两年的飞行外科医生。之后，我又成了圣地亚哥一位三星级海军上将的医学顾问。
上将吉姆·瑟维斯控制着美国海军航空局一半的资产，他的权限涉及整个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的海军事务。他的职责是保证美国海军的航空站和航空母舰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作为他的医学顾问，我对任何有可能影响军队战备状态的医学事宜都提出了建议。另外，我还参与对上将的航空军事行动医疗队的直接援助。这支部队汇集了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外科医生，管理减压舱的生理学家以及驻扎在世界各地的海军航空站基地的临床医生。
瑟维斯将军是一位真正体恤下属的领导。他深切关怀手下每位海军成员的福利，包括他们的长远健康。因此将军命令我为其手下的所有舰队与航空站设计并推行一个健康改良计划。
最后，上将与我决定实施一个全方位的保健计划，它大至针对东非军港的爱滋病威胁所作的海军教育，小到减少军队饮食中的脂肪含量。整个方案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即如果能有效地减少健康生活方式的障碍，那么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比如，一个海员可能倾向于骑车去上班，但当他的车道几乎全被一辆辆路过的汽车侵占时，他就会选择开车去上班。方案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在所有海军航空站正在整修或新修的道路上都加入了自行车道。船上也增加了健身房。啤酒自动售卖机被从生活区挪了出去，在军官休息室和食堂内新增设了色拉柜台。
实际上，我们不只是在食堂的前堂与中央增设了色拉柜台，我们还将冰淇淋与甜品供应点挪到了不起眼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减少其吸引力。根据一名善于观察的机灵的海员的建议，我们将原本卖冰淇淋的一名年轻妇女调到色拉柜台。这个海员告诉我，那地方的冰淇淋店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其实与冰淇淋或什么果仁、调味酱无关，海员们之所以频频光顾这家店，无非是为了有机会与这位极富魅力的女售货员搭讪。在调整了色拉店与年轻女服务员的位置之后，冰淇淋的销量大幅度下降，而生菜几乎变得供不应求。
通过这个健康改良计划，我认识到预防措施能对人们的健康状况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申请在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接受预防医学方面的脱产训练。
海军总部让我用两年的时间取得预防医学的实习医生资格证书。这需要获得一个公共健康方面的硕士学位及临床训练。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偷偷地着手博士学位的研究项目——研究传染病学。后来当我正式登记入学时，因为我能跟上预防医学的必修课，因此海军总部没有反对。
我在两年内完成了三大任务——一个硕士学位，一个预防医学的实习医师资格以及一个传染病学博士学位。后来，我从大学管理部门得知，单就一个传染病学博士学位而言，我也是该校有史以来花费时间最少的一个学生。
就像你们所能知道的，我不喜欢无所事事地呆着。一旦我发现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我就会全部投入；而一旦我着手做某事，我就会一干到底。
1989年夏，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看完了两个精彩的焦油脚人篮球赛季后，我回到了圣地亚哥并开始在海军健康研究中心工作。当时，我34岁。我主持研究一项检查软组织损伤的计划。这种损伤在海军新兵与特种武装部队成员中都有发生。
从圣地亚哥市中心穿过海湾有一个岛叫科罗那多，我就生活在岛上。和我一贯倡导的一致，我决定过一种比以前更为健康的生活。
黎明，我把独木舟沿街拖到岸边，穿上防水衣，花45分钟划船穿过圣地亚哥海湾到位于波因特洛马半岛脚下的海军新兵训练中心码头。然后，我组装好十速自行车并骑车半个小时上山坡。冲澡以后，我换上了黄褐色的确良制服，用微波炉热了一份燕麦粥，随即开始一天的工作。万一我上班迟到，我会道歉并坦率地承认：“今天早上交通堵塞，有两艘驱逐舰和一艘航空母舰堵塞交通。”
中午，我会跑到几英里远的山下海军潜艇基地，在那里的游泳池里来回游上45分钟。午饭是小米饭拌金枪鱼罐头，这种营养食品的强烈气味几乎让餐厅里的所有人都难以忍受。所以我回到办公室，在电脑前边工作边吃饭。下班后，又是骑车、划船、走一小段路，草草地吃顿晚饭。饭后我得上夜校。我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申请了一个系统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
相比之下，周末会清闲一些。除了做作业，坐在喷气式飞机的后座上飞行一段，以达到作为一名现任飞行军医所要求的飞行时数，我还常常与一些特种部队的朋友进行一项比赛——铁人三项或者下海游泳。
特种部队是一个精英荟萃的组织，其成员个个身强力壮，他们专门接受常人难以完成的任务。当美国政府需要人手营救身陷囹圄的在敌占区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或深入恐怖组织内部时，特种部队总是当仁不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