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毫无疑问，事情在上海闹得最凶。从1月最后一个星期开始，群众集会、游行、示威，一个接着一个。2月5日几千名知青在市委门前示威要求书记彭冲接见，僵持了两个小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去上海火车站，采取了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在铁轨上坐了足足12个小时。市委立即报告了中央，国务院在6日清晨通过电话从北京下达指示，命令卧轨青年撤离铁道，威胁要严惩那些企图顽抗不服从者＇ 这项指示在随后几天贴满了全城，《明报》在1979年5月1日登载了一张该指示的照片。＇。警察用大喇叭向示威青年多次传达中央的指示，到凌晨3点相当一部分青年撤走了，只剩下一些最死硬的，一个小时后被警察带走。在当时及后来几天内逮捕了一些人。面对这类有着扩展趋势的请愿行动，中央就在2月19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各大城市随后也公布了市一级的通知，严厉限制集体诉求行动。在上海，3月6日通知也没有能让民主墙上的激烈讨论停止，更不用说游行，占据政府机关等行动了。3月15日在市革委会大礼堂前面有一场游行示威，刚好在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会之前。示威者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的请愿活动信息传到国外去，借以增加影响力。其实，所有这些活动的目标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返城。只不过申诉的理由有所不同而已＇ 关于1978年12月到1979年3月的上海游行，见A。 McLaren，前引； T。 Gold，前引 ；《科学、民主、法制》（个人收藏）；W。 Zafanolli； ？Shanghai； Place du Peuple？； Esprit； 1979年6月，页22…30；《解放日报》1979年2月7日、8日及11日。＇。
然而，邓小平3月16日内部讲话以后，在上海，以至在全国，开始全面镇压民主运动及请愿游行的组织者。在上海，甚至借口“施工工程”而禁止人们接近民主墙，一直到九月。这些钳制手段和当时出现的一次“左”的意识形态攻势是相辅相成的，7月1日五届人大二中全会结束之后，这种意识形态才开始受到批判＇ V。 Sidane； 前引，页38…43及T。 Gold，前引，页762。＇。政治紧张局面和社会气氛到秋季才逐渐缓和下来。知青们不失时机地再一次提出他们的请愿。从6月底开始，在上海几乎每天都有几十或几百名知青游行。参加的是来自郊区农场或者边疆地区的知青。落户郊区的青年不满市政府在年初同意他们之中12万名以“顶替”回城，但却又在6月宣布停办其余的15万名的回城工作。大失所望，加之满腔愤怒，以致在大多数农场都出现了自杀事件，在有人到城里去游行的同时，还爆发了罢工及怠工。其他的参加者来自黑龙江、云南和新疆。虽然，黑龙江和云南的知青是可以合法离开的，但上海当局试图食言。他们不给病退或困退回来的知青找工作。有些黑龙江的上海知青跟北京或天津知青结了婚，上海政府就拒绝接收，可是决定里是要求每个城市得首先重新安置自己的“知青”，然后为了他们夫妻团圆再进行商调工作＇ 上海市最终同意接受夫妻中的原上海人，但当局不帮他们解决分居两地的问题。他们就得自己想办法寻找处于同一处境（连子女数量都得一样）下的有意对调的夫妻。2000年8月10日，我们在北京访问了R。 Y。 C。。她是与一位北京知青结婚的上海女知青。＇。尽管知青有着各自的种种具体问题，但他们最终还是能联合起来成立了“知青遗留问题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仅组织请愿行动，而且还安排一些有酬劳的活动借以支持运动，又可以帮助经济极端困难的知青＇ 刘小萌，前引，页771…772。＇。在杭州，1000多浙江省五七农垦场的知识青年，9月8日开始静坐要求准许返城并安置工作。到17日，静坐仍在继续＇ 《四五论坛》第13期，页40。虽然名字相似，但这些农场跟“五七干校”没有关系。＇。10月初，请愿知青增加到几千人，其中34名绝食了4天。他们确是受屈受害深重。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浙江日报》在2月宣布，所有在1966年进这些农垦场的知青都可以在上半年回城，而在1969年进场的则要等下半年。这个消息令他们欣喜若狂。然而，到了5月26日，这项已经写入正式文件的计划突然被收回了，理由是与中央决定的精神有矛盾，而1979年5月14日国发132号文件规定不再另行安置已在国营农场就业的知青＇ V。 Sidane，前引，页46，及刘小萌，前引，页776。＇。与此同时，在上海，请愿知青要求返城的呼声此起彼伏。在人民广场，几个年轻人请求一个日本记者把警察撕毁大字报的情景用相机照下来，那份大字报的题目是《新疆下放青年代表”上诉”归来，不欢迎吗？》＇ Yomiuri Shimbun； 刊于《明报》1979年10月6日。照片在《明报》1979年10月7日。有关在新疆的上海知青特殊问题，见本书，页205…214。＇
魏京生，民主运动最激进的发言人之一，在1979年10月16日被判处15年徒刑，这标志着对社会群体的要求及政治体制改革提倡的各种抗议活动开始进行一场严厉的镇压。1979年底，《民主墙》被封闭了，地下杂志遭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最后被迫停刊＇ 见V。 Sidane，前引，页47…49。＇。3名参加2月5日游行的知青，12月1日在上海被判徒刑＇ 分别判9年、5年和4年缓刑两年；见《文汇报》1979年12月12日第一版，及《人民日报》1979年12月14日第4版。＇。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请愿时期主要在1978年11月与1979年10月之间。在这一时期之后，知青的抗议活动消弱趋于消沉，一方面是镇压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根本的原因，是绝大部分知青的回城愿望得到了满足。其实，知青抗议活动的结束并不是政府有能力单方面强制推行它的决定的结果，而是知青这个社会群体在1970年代末期那个特殊的政治形势下有能力从政府那儿取得对大多数人来说较为满意的折衷方案的征兆。当局在1979整整一年里，不遗余力地贯彻1978年12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大型会议的决定，但最后收效甚微，这就说明了当时社会上的抵制行动的功效，不论那是消极或是积极的。
实际上，为了继续遣送知青上山下乡，同时限制回城人数，政府在1978年底到1979年底期间竭尽了全力。这个时期采取的措施既认真又谨慎，还付出不菲的代价，这一事实清楚地显示出国家是真的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至少还要持续好几年。
1979年当政者的战略方针
精神落实到各省份并重申全国会议所定政策
在12月15日公布工作会议的当天早上，上海市就组织了学习文件的大小会议，再次肯定不应该像林彪及四人帮那样阻止知青问题的讨论，也不应该“像某些人那样否定这次运动的成绩，给运动抹黑”＇ 上海电台广播，1978年12月15日，刊于FBIS，1978年12月20日。＇。16日，吉林省召开了大会落实全国会议的指示精神。这次大会一直开到月底，决定一方面要“帮助知青满意地在农村安家落户，并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另一面，“鉴于本省的经济条件，几年内还应该继续动员知青到农村去插队”＇ 吉林电台广播，1978年12月22日及1978年12月30日，分别刊于FBIS，1978年12月26日及1979年1月4日。 ＇。辽宁省党委在12月20到25日期间也开了会，肯定“全国工作会议关于今后几年继续下放知青到农村去的决定是符合本省的实际情况的”＇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月2日，刊于FBIS，1979年12月18日。＇。对新毕业生来说，上海预见到升学与城市招工的机会将会增加，他们就不再去农村插队了。但是，“特别要注意跟着来的这几年里，将会有大批毕业生离开中学，其中相当一部分仍必须下放到上海的国营农场去”＇ 《文汇报》1979年1月5日，刊于FBIS，1979年1月24日。＇。山西政府则表示要继续努力，争取“三四年以后”不必下放知青去农村＇ 山西电台广播，1979年1月8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2日。＇。所有这些措施都完完全全与正式公布的全国工作会议的各项决定相配合，只等着落实了。浙江知青办公室的政策是最宽松的，其主任宣称；暂时没有工作的年青毕业生可以去农村，也可以留在城里自学准备升学考试，其实那就暗示着强迫下放政策的终结（前提是父母有能力继续供养这些毕业生子女＇ 浙江电台广播，1979年1月30日，刊于FBIS，1979年2月2日。＇。
在组织传达中央决定的会议之后，国务院又发出了通知，要求各省市当局如同往年一样在春节期间给各自管辖地区的知青寄慰问信＇ 新华社讯，1979年1月16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9日。＇。这些信件又再次谈到12月的决定，勉励知青继续奋斗、耐心等待，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共11届3中全会后的政策新方向，而投身于这一建设乃是知青义不容辞的责任＇ 江苏电台广播，1979年1月14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6日。内蒙古电台广播，1979年1月14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7日。贵州电台广播，1979年1月16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9日。河北电台广播，1979年1月26日，刊于FBIS，1979年1月23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月17日，刊于FBIS，1979年1月23日。吉林电台广播，1979年1月26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日。＇。从6月份开始，面对新的一批毕业生离开学校，究竟需要采取什么政策，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省一级即时召开各种会议商讨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甘肃电台广播，1979年6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6月20日。青海电台广播，1979年6月28日，刊于SWA，1979年7月5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黑龙江电台广播，1979年7月10日，1979年7月16日及1979年8月23日，分别刊于FBIS，1979年7月13日，1979年7月27日及1979年8月27日。＇。辽宁省强调要竭尽全力做好必不可缺的动员工作。他们的一个负责人声称：“今年我们动员知青下乡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各级党委不可有一刻松懈，而且得比往年做更多的工作”＇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在各地，毫无例外地都有必要继续动员相当一部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这与华国锋6月18日在全国5届人大第2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完全吻合＇ Beijing Information，1979年7月9日，页22。＇。这时，又祭出“两条腿走路”这一老掉牙的万能口号，不过赋予了崭新意义：在城市以及农村都提供工作职位＇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8月13日，刊于FBIS，1979年8月17日。＇。1979年8月份，中央一级的领导人非常明确地表达出他们要继续下乡运动并再次掀起一场全面动员的意图。《红旗》杂志首先发表了“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理论组”的长文，目的很明显是为了给新的一场秋季下乡动员打下一个理论基础。题为“统一认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文章再次提及全国工作会议的结论，并对其中某几点作了补充。文章开首“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绩”，然后对“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由做了一番解释：
…农村和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