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事沉思录-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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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苦如是，在清初思想界的一部分人中，却视为崇高之举。如著名思想家傅山、李颙，前者也曾居于土室，后者则别署曰“二曲土室病夫”；与李因笃、李颙一起被称为“关中三李”之一的李柏，“时往来山中，或雪后独上高峰看丹，熊罴虎豹，叫啸前后。性郁孤愤，与世龃龉不可合。亦好为大言，奇服诡行以耀于时。于河东买大牛，高八尺，头尾长一丈二尺，骑牛入城市中，儿童噪且随之。牛归卧场圃，柏便坐牛髀胁间，击缶被发，歌呼乌乌，名其牛曰‘牛蒲团’。……大旱，刍茭不继，牛亦饿死。尝驯一鹤曰松友者，柏出游归，鹤折其一足，柏生彘啖之，涕泗并下。鹤死，至操杖詈骂其老妻，任情放诞率如此。”［33］——凡此种种表明，在清初封建专制主义的壁垒前，思想界中不少人感到无路可走，苦闷到极点，用奇特怪诞的行为，把自己的形象扭曲了。从这一个侧面，我们也不难窥知清初反君权思潮衰竭的情况。
另一方面的原因，正是在于明末农民战争自身的局限性。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运动，用革命暴力推翻了明王朝，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但是，农民是个自发的阶级；在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一家一户的个体小生产构成的自然经济这一封建经济基础，并未也根本不可能受到农民军丝毫触动的历史条件下，农民革命尽管打击了“四权”，但只是动摇了这四根绳索，并不能斩断它，这是明末农民英雄们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旧式农民革命的悲剧所在。［34］批判的武器并不等于武器的批判。李自成、张献忠率领农民军经过长期浴血奋战，推翻了崇祯皇帝，但是，他们并不反对皇帝制度。以李自成而论，他在西安时名曰称王，实际上，种种事实表明，他已经当了皇帝，我在《李自成登极辨》［35］中已有所论列，此处不枝蔓。李自成在北京金銮殿坐上皇帝宝座时的礼仪，与朱元璋登极时的礼仪，几乎没有多大差别（详情请参见《论“四权”与明末农民战争的关系》）。明末农民军没有也绝不可能在思想领域对皇帝制度进行批判，植根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小生产者的家长思想，本来就是通向全国最大的家长——皇帝的桥梁。因此，就意识形态而论，明末农民军并没有给清初思想界的反君权留下足够的思想遗产。当然，更重要的是，明末农民军并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及主要制度，他们为清初思想界创造的历史舞台是比较狭小的，因而清初思想家演出的反君权的活剧，就不能不较早地收场。可是如果没有明末农民军以移山倒海之势把明王朝打得落花流水，使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秩序中的种种顽症暴露无遗，使地主阶级思想家们痛感“天崩地坼”，迫使他们从传统思想的某些樊篱中跳出来，就不会出现清初反君权的进步思潮。这正是明末农民战争伟大历史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的学者在分析黄宗羲等人批判君权的思想时，论及社会背景，撇开明末农民战争的作用不谈，硬是要将黄宗羲等人与“市民”攀亲家，我以为从根本上说，这是找错了方向。当前史学界更有少数论者，在文章中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一笔勾销，甚至说起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仅仅从清初反君权思潮的出现这一点便足可表明，这种论调如果不是无知，便是妄说；因为它根本经不起历史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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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1）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4辑。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注释：
［1］石天基：《传家宝》卷4。
［2］参见拙作《说“天地君亲师”》，《新时期》1981年第2期。
［3］［4］《五杂俎》卷下。
［5］《大义觉迷录》卷1。
［6］吴伟业：《绥寇纪略》卷8。
［7］顾炎武：《菰中随笔？明列辅起家考》。
［8］《顾亭林诗文集》第173页；史可法：《史正公集》卷2。
［9］李傃：《霜猿集序》，李长祥：《天问阁集》，第18页，丛书集成本。
［10］《明夷待访录？原君》。
［11］《潜书？室语》。
［12］《潜书？抑尊》。
［13］《大义觉迷录》卷2。
［14］《双红龛集》卷36，“杂记”一。
［15］《阅史郄视》卷2。
［16］《顾亭林诗文集》，第278页。
［17］《双红龛集》卷3。
［18］杨钟羲：《雪桥诗话》卷1。
［19］袁子才：《随园诗话》卷74。
［20］［22］［23］《白耷山人诗集》卷6。
［21］《归庄集》卷2。
［24］《壮悔堂文集》卷7。
［25］《菰中随笔》。
［26］《琅文集？乐府》。
［27］《顾亭林诗文集》，第287页。
［28］《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29］《板桥集？诗钞》。
［30］《聪山集》卷2。
［31］《双红龛集》卷95。
［32］申涵盼：《忠裕堂集？张命士传》。
［33］吴怀清：《关中三李年谱》卷4，《雪木先生年谱》。
［34］参见拙作《论“四权”与明末农民战争的关系》，《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2辑。
［35］《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期，第124—126页。
明代商业文化初探
一、明代商业文化概观
明王朝建立后，经过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在元末战争的废墟上得以复苏。大体说来，南方在成化以后，北方在弘治、正德以后，农业、手工业便日趋繁荣，嘉靖、万历时期，则达到封建经济的顶点。水涨船高。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商品流通的活跃，从而使商业文化日益多姿，异彩纷呈。
明人绘《皇教积胜图》（局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从此图可看出明中叶后北京商业的繁华明朝人的商品意识，比起前人，有明显的提高。从商业活动的参与意识看来，明朝——特别是明中叶后，上从皇帝（主要是正德皇帝）、宦官、大臣，下到军队、百姓，都积极经商。关于皇帝、宦官经商，史学界多有论列，［1］兹不赘述。以军队经商而论，管军勋贵和卫所武官占夺屯地致富后，或“私起店房，邀截商货”，或贩卖私茶，也有兼营手工制造业，及开矿冶银，［2］甚至长途倒卖军粮。连堂堂天子脚下也不例外，军人公然卖掉粮筹。史载：“京师军人将受粮于仓，先期给筹，辄卖之。南人利其价廉，每买得筹，以受粮于仓。”［3］文人的卖字、卖画、卖文，换取润笔资，自不待言。明末更兴起编卖选文之风。如上海浦东的王光承，博学能文，善书，为古文词精绝，“坊家争请选文，遂有《易经孚尹》、《墨卷乐胥》、《名家雪崖》、《考卷右梁》、《白门易社》诸书行世，贾人获利无算”。［4］有些地区，儿童也参加商业活动。如江南旧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传统的祭灶日，“小儿持纸画灶神像，叫卖于市，言其去旧更新也”。［5］有人曾概述江南及北京的经商之风谓：“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克于齐民。”［6］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全国商品意识活跃的缩影。世风熏陶所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大为增强。时人曾慨乎言之：“世人遇一物辄曰：有便宜否？里中沈生曰：汝家要便宜，却不顾这人失便宜。”［7］
明朝几乎与历代王朝一样，及至中叶，随着经济繁荣，封建特权加大，达官、富室的消费欲日趋膨胀，消费幅度惊人地增长，对于商品的追求，出现高、精、尖的趋向。江南园林的勃兴，不知耗费了多少钱财！［8］松江的朱文石不惜“用冬米百担买何柘湖峰石一座，名青锦屏，四面玲珑……移置文园，特建青锦亭玩之”。［9］区区纸扇，到了明朝人手中，“皆尚金扇”。［10］当然，这也是大体而言。时人载谓：“今日本国所用乌木柄泥金面者颇精丽，亦本朝始通中华，此其贡物中之一也。”制扇名手“近年则有沈少楼、柳玉台，价遂至一金，而蒋苏台同时，尤称绝技，一柄至直三四金，冶儿争购，如大骨董”。［11］所用“便面”，也极考究。王燧的《海棠便面》诗谓：“彩毫香染墨淋漓，写得东风玉一枝。不似洛阳花谱见，香红新雨湿胭脂。”［12］当然，这些比起富豪们所玩的古董，又可谓小焉矣哉。沈德潜述“时玩”谓：“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13］市场上对花卉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在北京，即使隆冬天气，花匠在地窖温室中，用特殊技术，培植出四时鲜花，投入市场。两广的奇花异草也传至北京，如蛱蝶菊、红水仙、番兰、番柿等，并被移植宫内。时人有诗谓：“异卉传来自粤中，内官宣索种离宫。春风香艳知多少，一树番兰分外红。”［14］而花铺中供应的象生花，更是巧夺天工，给人们带来春意融融。陈铎的小曲《小桃红？花铺》，生动地刻画了此情此景：“象生妙手本行家，妆点春无价。蜂蝶相看索惊讶，会缠扎。铺绒蘸蜡工夫大，海棠非假；蔷薇不亚，幻出四时花。”［15］精细器皿及微雕作品的风行，典型地反映了明朝上层人士商品消费中对精、尖的刻意追求。晚明名士袁中郎曾专论《时尚》谓：“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瓦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两三千钱，龚春尤称难得，黄质而腻，光华若玉。铜炉称胡四，苏松人有多铸者，皆不能及。扇画称何得之，锡器称赵良璧，一瓶可值千钱，敲之作金石声，一时好事家争购之，如恐不及。”［16］微雕作品更使人拍案称奇，叹为观止。如无锡某工匠用仅有龙眼大的象牙雕成葫芦状，“中藏杂器数十事，皆象齿所造，微细不可数，用黑角小盘一枚，如当三钱大，然后倾葫芦中物不内，则黑白分明，盘上有字曰某年某月某人造……中有浮图一，长如粒米，亦有七级，每级就上斫一环，束之一水桶上，有连环作铁索状，每环圜转相交，如麻粒大。其他如剪刀、琵琶、烛台、镜奁、炉瓶之类，悉如麻粒，而规制俨然。人玩时鼻息稍粗，则触而飞起。”［17］又如天启时常熟的“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他刻的描绘苏东坡游赤壁的核舟，因魏学洢的名篇《核舟记》而名播千古。［18］还有人用桃核制成桃坠，居然在上面刻了众多的人物、风景。计有：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宫室器具凡九，城一，楼一，招提一，浮屠一，阁一，炉灶一，钟鼓各一。风景七处：山水林木滩石四，星月灯火三，而人事如传更、报晓、候门、夜归、隐几、煎茶，统为六。“各殊致殊意，且并其愁苦寒惧疑思诸态，俱一一肖之。”［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