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事沉思录-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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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禄寺的官们不给。但该寺的一位小吏，浚县人张泽，却认为，英宗并非历史上晋怀帝、晋愍帝及宋徽、钦二帝那一类昏君，如果他将来重新登位，光禄寺肯定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他便偷偷地弄来酒食，献给英宗。后来英宗复辟成功，“光禄寺官皆得罪，即日拜泽为光禄卿”。［19］“风物长宜放眼量。”区区小吏张泽，不失为是个有历史感的人。
二、酒与宦官
一方面，如前所述，御酒房是由宦官负责管理的。而皇帝每日饮酒的具体事宜，自然也是由宦官司其事。刘若愚载谓：“御茶房秩视御药房，分两班，牌子四员，常行近侍三四十员，职司茶酒瓜果。”［20］另一方面，宦官无人不饮酒，其中有的人，更是名副其实的酒鬼。如臭名昭著的魏忠贤（1568—1627），“性贪饕，善饮啖，尤好噉犬肉”。［21］另一个著名宦官徐应元，经历与魏忠贤很相似，“不识字，幼无行，宿娼饮博”。［22］宦官与宫人等所需酒食，由宦官管理的专门机构“酒醋面局”职掌其事，设掌印太监一员，管理佥书约十余员，经管酒面诸物，“与御酒房不相统辖”。［23］宦官中的很多人，性甚贪鄙，贪污、盗窃，司空见惯。时人曾揭发：“酒醋面局，近以本衙门互相攻发，贪迹显著。”［24］
在宦官的经济活动中，涉及酒的，其勒索、受贿、贸易，都是值得注意的。
明朝派往各地负责镇守或采办的宦官，大部分都很贪酷。正德十六年（1521），何孟春（1474—1536）在《除革内官疏》中，曾抨击宦官在云南的种种科敛扰民状，仅昆明县，即“取酒米并捕猎及看草场并数珠等户丁共二百七十九丁”。［25］崇祯时河北真定巡按李模，疏劾分守太监陈镇，到处伸手，“即藁城一县，勒送银壶二把，金盘盏四副”。［26］至于受贿，则不胜枚举。有这样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两个大臣侍讲筵，皇帝请教了他俩很长时间后，说：“先生们甚劳”，命赐酒。太监拿出两只金酒杯，很大，杯中刻有“门下晚生某进”的字样。此某不是别人，正是这两个大臣，在拍大宦官马屁时特意铸造的，而这个宦官垮台后，家产被抄一空，统统归入皇家内库中了。这两个人模狗样的讲筵官，在此时此地见到自己的罪证，既惭愧，又害怕，赶忙叩头告辞。［27］而在大宦官刘瑾（1451—1510）的抄家物资中，即有“金银汤（按：应系酒之误）盅五百”。［28］虽然比起他被没收的“金二十四万锭，碎金五万七千八百两”［29］等令人惊诧的巨额贪污、受贿的财富来说，只能说是小意思。但对平民百姓来说，即使是做梦，也不敢奢望拥有如此多的金银酒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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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酒与皇帝（3）
明朝大约从成化年间起，宦官开始经商，正德时全面开铺。大体上包括经管官店、监管皇店、贩卖私盐和其他物品、私开店房等。太监于经“首开皇店于九门、关外、张家湾、宣大等处，税商榷利”，［30］“科取扰害，人皆怨咨”。［31］宦官经营的官店，最著名的有宝和、和远、顺宁、福德、福吉、宝延等（按：均在今王府井大街一带），每年所贩来的烧酒，即约有四万篓之多，大曲约50万块，中曲约30万块，面曲约60万块，京城自造细曲约80万块，四直大曲约10万块。［32］显然，他们经营的酒、曲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在明朝后期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酒也成了特殊的工具。穆宗朱载垕（1536—1572）死后，大学士高拱（1521—1578）在内阁中大哭道：“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大宦官——集司礼监掌印、督特务机关东厂内外大权于一身的冯保闻讯后，立即在后妃前进谮。高拱被罢官后，冯保仍不罢休，必欲置高拱于死地，以彻底铲除这个政治上的老对手。他与张居正勾结起来，设下一个可怕的政治陷阱：收买被东厂关押的囚犯王大臣，在他的袖子里放了一把刀，让他诬告高拱对朝廷不满，派他行刺皇帝。这是弥天大罪，如果一旦狱成，高拱将被千刀万剐，并株连九族。但是，当锦衣都督朱希孝等对王大臣正式审讯、严刑逼供时，王大臣走投无路，大声呼叫：“许我富贵，怎么又拷打我？我在什么地方认识高阁老！”朱希孝一听，觉得此案实在是关系重大，牵涉冯保的阴谋诡计，哪里还敢再审？杨博、葛守礼等大臣，都保高拱，力辟其冤，张居正迫于众议，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批评冯保几句。冯保见阴谋败露，便杀人灭口，“乃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斩”。［33］生漆酒，不知是否即将生漆置于酒中制成？这是一种特制酒，看来除了用于害人外，不会有其他用处。
晚明宦官专权，特务横行，冤狱林立。人们如果稍有不满，议论一下国事，发一点牢骚，往往便会大祸临头，甚至惨遭杀害。魏忠贤把持朝政时，“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34］“而士大夫无一夕敢舒眉欢宴，坐谈间无一语敢稍及时事”。［35］在这种鸦雀无声、全国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中，如果喝酒的人不小心，发牢骚、骂娘，便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这是生活在政治局面正常状态下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史载：“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子（按：东厂及锦衣卫派出的特务）摄四人至忠贤所”，您猜结果怎样？“即磔骂者”，骂魏忠贤的人被剥皮、碎割，其余三人吓得魂飞魄散！［36］还值得一提的是，东厂特务的酷刑，就叫“干醡酒，亦曰搬罾儿，痛楚十倍官刑”。［37］呜呼，酒也，“万恶假汝名以行之”！
当然，在宦官与酒的问题上，不能简单化地认为宦官专干坏事，毫无贡献可言。不，宦官人数众多，人品、才能，参差不一，其中的某些佼佼者，对明朝的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38］有的宦官精于酿造技术，保存制酒秘方，这对酿酒业的发展，无疑起了促进作用。谢肇淛（1567—1624）在评论宦官所酿之酒时说：“大内之造酒，阉竖之菽粟也；而其品猥凡，仅当不膻之酥酪羊羔。”［39］这种一笔抹杀的论调，显然有失公允。爱屋及乌，未必可爱，而恨屋及乌，则未免可笑了。
三、酒与政风
明初左丞相胡惟庸（？—1380），是被朱元璋坐稳全国第一把交椅后“烹”掉的“功狗”之一。《明史》将他列入《奸臣传》。近来有人著文为胡惟庸全面翻案，认为他的那些罪状，乃罗织而成，纯属朱元璋一手炮制的冤狱。这当然是可以研究的。但胡惟庸此人，身居高位，生活奢靡，政风不佳，而其贪酒好饮，又不能不影响他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最令人称奇的是，他竟挖空心思，养了十几只猴子，像人一样，穿上衣服，戴上帽子，经过训练后，这些猴子能行拜跪礼，会打躬作揖，还会跳舞，而吹的竹笛，居然声音悦耳。如有客人来，便叫猴儿们“供茶行酒”，“称之为孙慧郎”。［40］史书还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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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酒与皇帝（4）
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归，擅乘传。帝怒责之，曰：“中原兵焚之余，民始复业，籍户买马，艰苦殊甚。使皆效尔所为，民虽尽鬻子女，不能给也。”青捕盗于代县。平凉侯费聚奉命抚苏川军民，日嗜酒色。帝怒，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无功，又切责之。二人大惧……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尝过惟庸家饮，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41］
看来，胡惟庸常在家中与一些对朱元璋不满，而又沉湎于酒的大臣，在一起痛饮，于连连干杯声中，策划阴谋。甚至在自己家的井上做文章，“隔墙别凿一孔，与井相通，日输甘旨转注之，讹言醴泉出，以惑上听”。［42］据说，他以此来吸引朱元璋亲自去观看，预先埋下武士，图谋不轨。幸亏太监云奇侦知之，使朱元璋识破了胡惟庸的诡计，将他逮捕。如此看来，胡惟庸的垮台，与酒的关系是很大的。这样的记载，今天我们如想一笔勾销，又谈何容易。
最近几年，有的海外学者对严嵩（1480—1569）的评价，提出新的看法，这无疑活跃了学术气氛。其实，清初修《明史》时，对严嵩的评价，就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否定了为严嵩翻案的意见。［43］我认为，不管怎么说，严嵩父、子（严世蕃？—1565）的贪得无厌，是千真万确的，实属人所不齿。当时京中称严氏父子为“钱痨”，而且荒谬绝伦的是，据说“父子聚贿，满百万，辄置酒一高会（按：即盛大的庆祝宴会）。凡五高会矣，而渔猎犹不止”。［44］这实在是旷古奇闻，天大的笑话。也许这条史料，未可尽信。但是，严嵩父子用各种非法手段聚敛的财富，又何啻是“五高会”，亦即五百万两。现仅将严嵩垮台后被抄物资清单上的酒具部分抄录如下，相信只此一端，也足以使吾人为之瞠目：
金酒盂九个（共重二十四两八钱）大金酒盂十个（共重三十六两二钱）中金酒盂十个（共重二十九两三钱）小金酒盂一十一个（共重三十二两）金酒盂三个（共重一十两零八钱）金双鱼耳龙字酒杯二个（共重三两二钱）金素日月耳大圆酒杯二个（共重五两九钱五分）金寿星仙人劝酒杯十个（共重四十七两五钱）金寿字双耳圆酒杯六个（共重一十两零五钱五分）金毕吏部酒缸一个（重五两八钱）金嵌宝螭耳酒杯二个（共重八两三钱）金嵌宝菊花酒杯三个（共重四两一钱）金嵌宝葵花酒杯一十九个（共重三十六两三钱）金嵌宝无耳葵花酒杯九个（共重一十一两二钱）金嵌宝莲花酒杯二个（共重三两二钱）全嵌宝圆酒杯二十八个（共重五十六两五钱四分）金嵌宝八角酒杯二个（共重四两四钱）金嵌宝石酒杯二十七个（共重四十一两五钱）金酒壶四把（共重三十七两）金酒盘一个（重一十一两一钱）金酒杯二个（共重一两九钱）。［45］
这些金酒杯、酒盂、酒缸的重量，即不下一万七千余两，而其实际价值，又绝对不是仅以重量所能显示的。且不论所嵌宝物的珍贵，制作这些精美绝伦的酒器，该又耗费多少巧匠的心血！
况钟（1383—1442）是明代著名清官。一曲《十五贯》，天下知况钟；他与因《海瑞罢官》而闻名天下的海瑞（1514—1587），在现代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况钟先后任苏州知府13年之久，除弊政，惩凶顽，修水利等，使他深受百姓爱戴。他很注意酒的节饮，在宣德五年（1430）的《填注善恶簿榜示》中，即抨击“城市富民奢侈太甚，缙绅族亦复有然。锦绣铺张，梨园燕饮，率以为常”。［46］要他们在“榜示之后，各崇俭仆”，“永革敝俗”。在宣德七年五月的《填注善恶簿榜示》中，更严厉禁止酗酒。［47］这对保证江南社会秩序的安定，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与况钟辈截然相反的是，明代有些贪官、昏官，尸位素餐，惟知以酒食为乐，遭到百姓的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