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文集:新语丝-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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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篇（2）
（三）
可是，仅仅找到这条道路是不够的，在这条道路上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最后胜利，在理论与实践上至少要解决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一，要解决一个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有人往往以为毛泽东是农民出身，是以农民领导农民，这是大错特错。毛泽东多次说过，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还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犯错误的。”至于军队的成分，当然更复杂一些。除大部分为农民外，还有其他小资产阶级、流氓、旧军人等。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所举出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倾向，其实质就是农民思想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坚强的无产阶级思想去领导，并使之向无产阶级思想转化，尽管可以轰轰烈烈于一时，但到最后则不免会使革命运动像太平天国以及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一样归于失败。毛泽东在当时就认识到这一点，可谓远见卓识。而当时他的同辈中大多数人则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认识得很不够。1929年6月在龙岩举行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本来想动手解决这些已经出现的错误的思想倾向，却不料事与愿违，反而使争论激化了。最后连毛泽东本人也未能当选为前委书记，不得不在会后离开了部队。七次大会出现的这一错误，不久为中央所纠正，周恩来曾亲自主持其事。几个月后，襟怀坦白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陈毅，重新把毛泽东请了出来。在当年的12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正式作出了闻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的实质，就是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在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上，务必要始终注意保持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正是因为毛泽东和我们的党坚持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党和军队才没有走错方向，才没有中途夭折，才没有被汪洋大海似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所淹没，而且愈战愈强，历经人间罕有的艰难困苦而不溃败，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个决议所包含的精神，即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不仅在历史上起到了伟大的作用，就是今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只要我们还想保持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我们就要时刻注意这个课题。
第二，还要解决一个根据地的建设问题。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要想在敌人的包围中长期坚持下去，就要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这决不仅仅是打仗的问题，而是要对根据地进行一系列的建设，例如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人民武装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群众团体建设等等，其中尤其是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土地问题，使人民得到真实的利益，才能把根据地造成攻不破的铜墙铁壁。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根据地怎能经得起连年频繁的战争呢？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内战时期积累起来的建设根据地的丰富经验，由于团结抗战的群众基础更广泛了，在建设农村根据地上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等等方面的建设都头头是道，每一块大根据地都像一个国家的雏形。从外国或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人，常常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在敌人残酷扫荡烧杀的地方，竟还屹立着这么岿然不动的堡垒。而这些堡垒就屹立在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上海、南京等等大城市的鼻子尖下。由于我党政策的正确和群众发动的成功，不但山地能建立根据地，平原湖泊也能建立起根据地。即使在敌人的炮楼星罗棋布、公路密如蛛网的冀中平原，隐蔽的根据地依然存在，游击战争并未停息。所以聂荣臻元帅曾说，冀中没有山，但是有人山，依然可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根据地来。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得到更加迅猛的发展，全国已有十九块大根据地。有一次朱总司令曾说，你们拿着解放区的粮票，从东北可以吃到海南岛了。当解放区发展到一亿多人口时，她所积蓄起来的实力已足可展开反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人们所熟知的战略决战，最后我军夺取了各大城市，走完了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完整过程。解放初期，有人曾提出怀疑说：共产党打仗很内行，但不一定能管好大城市，管好国家。其实他不知道，在几十年根据地建设中，我党已经培养出了各个门类的干部，在建国时期许多岗位上的负责人，不就是这批人吗？其实人们早就说过革命根据地正是新中国的摇篮。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智篇（3）
第三，要使根据地能够存在下去，还必须解决一个如何战胜强大敌人“围剿”的问题。因为只要根据地一建立，不等你站稳脚跟，就马上会有强大的敌人跟踪而至。而开始敌我力量必定是天地般的悬殊。如果不解决这个以弱胜强的问题，不粉碎敌人频繁的”围剿“，根据地就无法存在下去。这是一个特殊的军事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解决了一系列战略战术问题，根据地才保持住了，并且得到了发展。这个问题先提一提，后边还要详细探讨。
由于上面三个重要问题陆续得到解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得以坚持走下去。
四
下面，让我们探讨一下，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比别人更早地发现和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首先，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我国国情有比别人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农民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毛泽东来自农民，对农民的疾苦，自然比当教授的陈独秀以及其他知识分子感受要深。这且不说，自从毛泽东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学说，做了两年的工人运动以后，就投身到农###动当中。1925年初，他从上海回湖南养病，就在农村中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在故乡韶山组织了第一批农民协会。1926年初他到了广州，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农###动委员会的委员和广州农###动讲习所的所长。在此期间，他亲自向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在他的这部著作里，已经谈到“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还分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认为政权所以落入军阀之手，完全是因为未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他还在《国民革命和农###动》的文章中说：“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他还对青年知识分子发出热情的呼唤，号召他们“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这个广州农讲所，培养了大批的农运干部，分配到湖南、湖北和全国各地，在发展农###动、支援北伐军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此后农###动的发展极为迅猛，简直可谓一日千里。至1926年5月，全国的乡农民协会已发展到五千多个，会员达九十八万多人。为了应付这种大发展的局面，中共中央成立了农###动委员会，毛泽东奉命出任农委书记。但是，正当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开展工作之际，却出现了意外。当年12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提出了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换取蒋介石的由右向左。陈独秀还在会议上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但是毛泽东在会上仍提出了土地革命的主张，因此与陈独秀发生了争论。会后，毛泽东亲自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动。他仍然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踏上仆仆征途。每到一处就调查一处，共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多公里。他那篇著名的、具有深刻洞察力和革命家热烈情怀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就随之产生了。这是对反动派猖狂气焰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沉重打击。4月末，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为应付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的危急形势而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迅猛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提案，但是在陈独秀的把持下，毛泽东的意见根本没有引起大会注意。因为当时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陈独秀已经形成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一个悲剧。从以上毛泽东从事农###动以及对农###动的理解来看，他不久后踏上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完全不是偶然的。 。。
大智篇（4）
其次，从思维方法上来看，毛泽东不像有些人往往从现成的概念出发，而是从活生生的实际出发。他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是长时间对农村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他身上不仅富有革命理想，而且有一种不畏艰苦、不怕危险、勇往直前的实践精神。如果与王明相比，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对立的典型。例如毛泽东号召“上山”，绝不仅仅是要别人上山，而是自己首先带头上山；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不仅仅是要别人去暴动，而是自己首先拿起枪杆子去打仗。用不着说，在他走的这条路上是充满着风险的。但是他怀着满腔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以“其乐无穷”的壮志豪情去干了。与毛泽东相反，王明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也许，他也要革命，也不是没有理想和热情，仅记住马列著作上几句条文就够了。认为靠着“本本”和上面的指示就可以指挥一切。他本来也有接触生活的机会，但是他不愿去。例如1929年4月，王明从苏联回到上海，中央就分配他到苏区去工作，但他赖在上海不走。而中央这个决定并没有撤销，1930年底，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仍坚持要王明执行中央的决定，王明还是不去。直到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党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决定全部迁入苏区时，王明宁愿跟随米夫到莫斯科，也不愿到中央苏区来。人既是这样的不同，难怪在思想上也毫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