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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7章

小说: 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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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的路是漫长的。
  回家的心路更是艰难的。
  当列车驶入中国大地的时候,孩子们看到的是战乱后满目疮痍的土地、凋敝落后的人民、各种各样“古怪”的民风民俗。一切和自己刚刚离开的那个国家竟是那么不同,竟有那么大的反差。孩子们惊讶地观察每一样事物,那感觉就像来到了地球的另一端。
  这些从国际儿童院归国的孩子们,在心理上都经历了痛苦的“闯三关”的过程。
  首先是家庭关。
  侯果力:
  “列车到了北京。在站台上,我们站成一排,家长们也站成一排。先念学生的名字,被点名的人向前走几步。然后念家长的名字。两个出列的人,就这样对上了号,就这样相认了。现在想起来,就有点像认领东西似的,非常可笑。”⑨
  有很多孩子,由于父母投身革命工作无暇照顾,一出生就成为“多余的人”,被送到儿童院抚养,因此对生身父母没有任何印象。就是大一些被送来的孩子,和父母也有十几年未曾谋面。如今,突然要对两个陌生的面孔叫爸爸妈妈,或者身边突然出现几个新的兄弟姐妹,即便血缘在召唤,心理上也一时难以接受。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还要承受来自亲人的异样的目光。所有这些,对于年纪尚幼的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
  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孩子,从小形成了独特的家庭观念:院长就是父亲,女教师就是母亲,所有孩子不分种族肤色,都是兄弟姐妹,儿童院就是一个大家庭。如今,一下子要他们“背叛”自己的大家,加入一个个分散的小家,孩子们一时难以接受和适应。
  其次是语言关。
  这些孩子出生、成长在苏联的土地上,个个说得一口标准流利的俄语,汉语却几乎完全不懂,成了一群流着炎黄血液的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回到国内的家庭圈里,他们听不懂别人的话,自己也无法用汉语表达。语言的障碍造成心理的隔阂,很多孩子终日郁郁寡欢,陷入深深的压抑和苦闷中。
  最难过的是思想关。
  回到国内,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了面包、黄油、牛肉,每天是难以下咽的馒头、米粥和寡淡的青菜。在刚刚经历战争严重摧残的中国,生活水平自然不能与条件优厚的国际儿童院相提并论。而周围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更让孩子们困惑不解。
  这些巨大落差,对于这未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不亚于一次剧烈的心理地震。孩子们无比留恋生养他们的苏联的土地,他们热爱那里的一花一草,思念那里的“亲人”。孩子们恐慌、茫然,本能地抗拒现实,渴望马上回到那个无比亲切的环境中。
  赵绮莲:
  “刚开始,我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适应,时常想念苏联。记得我们学习汉语后试着造的第一个句子就是:“我们要回苏联。”我们这些半懂事、半不懂事的毛孩子,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老师和领导用蹩脚的汉语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要回苏联。”⑩
  

第二章 烽火绿洲(7)
为了使这些孩子尽快融入到社会中,政府可谓煞费苦心。
  从苏联毕业的大学生在参加工作前,被安排进入北大语言班先补习两年中文。考虑到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有限,特地将中学生和小学生安置在生活习俗与苏联比较接近的哈尔滨,进入中长铁路子弟中学,和苏联专家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中文。在这里,伙伴们又欢聚在一起,又能够畅快地交谈,又能够吃上亲切的面包和香肠,孩子们的小脸儿上重新浮现出了笑容。
  在政府的关怀下,二三年以后,孩子们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地用汉语交流了。一个又一个从国际儿童院走出的孩子,走上了工作岗位。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1942年离开了儿童院进入苏联军官学校,参加了解放东欧的战斗。他于1945年回到延安,1950年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于1957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副博士学位。他不顾苏方的挽留,毅然回到国内。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蔡和森的儿子蔡博1949年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回国,立即被分配到鞍钢的一个炼铁厂工作。他倡导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革新,为鞍钢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
  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苏联包曼工学院毕业后,投身于“一汽”、“二汽”等工厂的建设,被誉为“新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人”;
  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1952年毕业后,在中国农科院从事原子能应用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她在晚年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我国扶贫事业;
  罗亦农儿子罗西北1945年以苏军情报员的身份回到日军侵占的东北。1948年再次回到苏联学习。他在1953年学成回国后,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她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
  沈林如1952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先后参加了鞍钢和包钢的建设工作,在冶金轧钢工艺创新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肖苏华自幼酷爱舞蹈,回国后投身于芭蕾舞事业,成为我国著名的芭蕾舞教育家,为中国芭蕾舞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做出了突出贡献;
  黄健成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跳高教练。在他手下,诞生了郑凤荣、倪志钦、郑达真、杨文琴等一批世界著名的跳高名将
  ……
  共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的道德观念,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打下了相同的烙印 ——“国际儿童院的孩子”。
  这是一个特殊的留学生群体。
  儿时,他们在一起成长,情同手足;
  青年,他们遭遇了同样的困境和磨难;
  晚年,他们互相依赖,彼此牵挂。
  这种在孩提时结成、在人生中加固的情感纽带,已经超越了友谊的界限,而真正转变成了一种亲情。以至于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寻求的是伙伴们的援助,就如同他们在一起生活时那样。
  在他们心中,这些儿时的伙伴,才是最可信赖和依靠,最理解自己的人。在这种亲情面前,血缘已经失色。
  几乎在每一个节日,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都要聚在一起,准备一桌传统的俄罗斯饭菜,品尝从“老家”带来的俄产饼干和糖果。大家用流利的俄语畅快地交谈,一首接一首地吟唱儿时学会的俄罗斯歌曲,伴着歌声翩翩起舞。只有在这个时候,大家才抛开沉重的社会面具,重新回到了纯真的童年时代,重新成为了一个个无忧无虑的孩子,重新融入亲人的怀抱。
  如今,从伊万诺沃走出的孩子们大都已经年逾花甲,年龄小一些的也已经是六十开外了。
  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无疑是“第一故乡”,这里有父辈的鲜血和足迹,更有自己的热泪和汗水。
  

第二章 烽火绿洲(8)
遥远的苏联,则是他们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人民把他们抚养长大,教给了他们做人的道理。
  他们的人生轨迹,正如一条彩虹般友谊之桥,跨过长城,跨过西伯利亚,跨过乌拉尔山脉,将两个故乡联系在一起,一端是光荣,一端是梦想……
   。。

第三章 开路先锋(1)
1948年。
  黄土高原。烽烟弥漫。
  尽管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在黄土沟壑之中,在毛泽东的心中,却已经开始勾勒新中国的蓝图。
  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可是,在战火硝烟中成长的干部,欠缺的是系统的教育和技能。
  毛泽东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苏联,一个想法在心中形成:向苏联派出能力突出、政治可靠的年轻干部,接受苏联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专家!
  派遣工作由中共东北局具体负责。经过慎重筹划,决定将派遣人员的范围限定在烈士子女或高级干部的子弟,共二十一个人。
  ###,李硕勋烈士之子。李硕勋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长期领导地方武装斗争。1931年7月不幸被捕,在狱中大义凛然,忠贞不屈,不久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在抗战胜利后从延安来到东北,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
  邹家华接到去苏联学习的通知时,已经担任了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邹家华的父亲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创办生活书店,主办《生活》周刊,在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1944年7月病逝。邹家华参加过新四军,后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学习,1946年调往东北。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谢子长是与刘志丹齐名的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者,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于1934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次年春不幸逝世,时年三十八岁。谢绍明在被选拔留苏时,作为派往东北的干部团成员,在赤峰市任区委书记、武工队政委。
  罗西北'U3',罗亦农烈士之子。罗亦农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罗亦农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罗西北十五岁时进入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1945年8月被苏联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后进入哈工大学习。
  刘虎生是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哈尔滨的。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刘伯坚烈士。刘伯坚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武装斗争。他在一次战斗中中弹被俘,于1935年3月英勇就义。
  叶正大、叶正明是叶挺的儿子。叶挺是北伐名将,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他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军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父亲牺牲后,叶正大、叶正明被接到延安。党中央从延安撤退后,他们辗转来到哈尔滨,当时正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
  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当时在延安保小上学。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我党早期的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援西军和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2年3月,张浩在延安逝世,享年四十五岁。
  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当时也在延安保小读书。
  任湘是任作民的儿子。任作民是我党早期共产党员,历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山东省委书记、湖南特委书记、西北局秘书长。1942年在延安病逝。任湘是从西安办事处到的延安,曾进入边区师范学校念书,后来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
  朱忠洪是王稼祥的义子。
  高毅是高岗的儿子。高岗时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高毅也曾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过,当时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
  江明是高岗的外甥。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到了东北,参加了土改工作团。
  还有四个年轻人,一同在延安保小长大,一同进入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又一同进入东北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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