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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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出国时，孩子刚刚一岁。
备考的豪情，成功的喜悦，一朝变成远行的车票时，那份骨肉分离的痛楚，立刻攫取了她的内心。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年轻的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每天从早到晚高强度的学习和研究，固然可以排解深深的思念。可是晚上回到宿舍，一躺在床上，孩子的一颦一笑就马上出现在脑海。
关于孩子的一切消息，成为徐静最大的慰藉：
“那时通讯非常不发达。没有电话，更没有电子邮件。一封信从广州寄到莫斯科，路上要一个月的时间。我的丈夫非常理解我对孩子的思念之情，几乎每周都写一封长长的家信。在信里，他详详细细地描述孩子身上发生的每一个故事，记录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细微变化：什么时候又长了一颗牙，什么时候开始走路，什么时候开始咿呀学话，什么时候开始学唱儿歌……。每一封来信可都是宝贝。每封信我总要翻来覆去看上不知多少遍，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
丈夫是单位的领导成员之一，工作自然非常忙碌，可是还要承担起抚育孩子、赡养老人的重担。苏联同事对中国学生的长期两地分居大为不解。很多苏联朋友对徐静说：“在我们苏联，如果夫妇一年不见面，肯定会各找各的。你们居然会分居四年！徐静，相信我说的话，你的丈夫不会等你的。他肯定会有别的女人的！”徐静总是坚定地回答：“不会的。我了解我的丈夫。我相信他会等着我。”
第十章 红莓花开（4）
1959年，徐静学成回国了。
当徐静走出车厢，第一眼便看到早就在站台上等候的丈夫。三年不见，他明显地老了。
“来，叫妈妈！”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怯怯地从丈夫身后挪了出来。
三年了，孩子从懵懂无知的婴儿，长成了一个健壮伶俐的孩童。
突然见到记忆中未曾谋面的妈妈，孩子一下子又兴奋，又紧张。
“妈妈，欢迎您回家！”孩子双手高高举起一束野花。徐静的泪水刹那间喷涌而出，一把将孩子紧紧搂在怀中，在他红润的脸蛋上吻了又吻……
一进家门，儿子马上钻到橱柜里。正当徐静纳闷的时候，孩子双手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小篮子，里面是三个鸡蛋。
孩子快活地说：“妈妈回来了，我们终于可以吃鸡蛋了。这是外婆专门给妈妈留的。” 徐静的泪水唰地一下流了下来。
“丈夫的每次来信里，总是说家里丰衣足食，国内一片歌舞升平。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国内竟然遇到这么严重的经济困难，家里的日子这么艰难。”
徐静既心酸又无奈，埋怨丈夫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事实真相：“早知道家里连鸡蛋都吃不上了，我随便从苏联带回几盒罐头和黄油，也能给孩子补充些营养呀！”可丈夫回答：“告诉你又能怎样呢？反而会影响你安心学习……。”
几十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徐静老人眼里又一次噙满泪水。
在五六十年代的留苏浪潮中，有千百个像陈国藩、徐静这样的家庭，承受了夫妻、子女长期分离的煎熬。
和一般家庭相比，那些独自留守在家中的“另一半”，承担了家庭的全部重担。在民生最艰难的时候，他们承受了双倍的艰辛和付出。
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坚守承诺，海外学子才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之中。在学子们的成就与荣耀背后，凝聚着留守伴侣深沉的情感和无私的奉献！
异国情缘
来到苏联的大批中国留学生，如同从东方吹来的清风，轻轻拂过白桦林的树梢。
在苏联姑娘的眼中，中国的小伙子们简直就是完美人格的化身。
他们品质朴实、作风正派、学习刻苦、纪律性强，既不酗酒，也不打架。虽然表面上不那么放得开，可是内心火热。用苏联姑娘的话来讲，“就像暖水瓶一样”。
而苏联姑娘健美的身材、开朗的性格、大方的举止，也同样吸引着中国男孩子们的目光。
东西方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在彼此吸引和碰撞中迸发了爱情的火花。
沈菊生给我讲述了一个故事。
莫斯科某学院有一位叫刘一平（化名）的研究生，已经完成了全部学业，正在准备论文答辩。一天，他在地铁站看到一位苏联姑娘，拎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吃力地走出来。刘一平不假思索走上前去，帮姑娘搬运行李。
在攀谈中他了解到，原来这位苏联姑娘是本校的大学生，刚从索契疗养回来。刘一平把姑娘一直送到宿舍。就这样，两人开始交往起来。他们的感情发展得非常迅速，恋爱一个月后就向组织上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考虑到男方一个月后就要进行论文答辩，组织上决定对他进行劝止，避免因儿女情长而影响学业。但是一对恋人此刻正如胶似漆，无论怎样做工作也无济于事。
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男方答辩后先行回国，女方毕业后随即到中国团聚。
对于跨国恋爱，我国政府在最初是持反对态度的。
时任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团支部书记的陈非告诉我：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团支部要做很多思想工作，反复告诫当事人：中国与苏联的文化传统、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水平相差太大，通婚后会产生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然而，和年轻人心中炽烈燃烧的爱情火焰相比，苦口婆心的劝阻，甚至于严肃正式的批评，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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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红莓花开（5）
列宁格勒的一位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女同学坠入爱河。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中国留学生党支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开始做这两个年轻人的思想工作。可是这一举动遭到了女方和女方家属的抗议。苏联姑娘威胁道，如果中国政府不准他们结婚，她将卧轨自尽。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甚至惊动了苏联外交部和高教部。
每次提到这件事，李滔总忍不住哈哈大笑：
“苏联高教部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同意你们的小伙子和我们的姑娘恋爱？你们宪法中有这个规定吗？你要知道，我们的姑娘太喜欢你们的小伙子了！”
无奈之下，使馆只好将情况报告国内。这件事一直上报到国务院，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同意他们结婚。这是第一桩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姑娘结婚的事例。
在苏方的要求下，我国有关部门调整了留学生的婚恋政策。
李滔回忆道：
“后来我们把握“内紧外松”的原则，即对外继续强调不赞成、不支持跨国恋爱，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口子一开，一下子有一百多对小恋人从‘地下状态’浮出水面。考虑到对方一般都是苏联大学生，将来也可以在国内发挥一技之长。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允许结婚，但是必须将配偶带回国内。这在当时被戏称为‘派一个赚一个。’”
整个五六十年代，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姑娘缔结跨国婚姻的大约有五十对左右，在近一万人的派遣总数中仅占微不足道的比例。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还是严格遵守了国家有关规定。
沈菊生这样描述留学生当时的普遍心态：
“说老实话，很多苏联姑娘在各方面的确很不错。年轻人朝夕相处，难免会摩擦出爱情的火花。但是大多数同学心中还是存有顾忌。一方面，看到了不少跨国恋爱坎坷挫折的事例；另一方面，家里亲属也不支持寻找外国配偶。因此尽管心中有想法萌动，但是真正付诸行动的极少。大家都把这段感情经历当作一段纯真的友情珍藏起来。”
1955年，王光启＇U35＇被派遣到基辅工学院学习，他在留苏预备部认识的女友陈国敏，则被分配到了列宁格勒。
由于在北京航空学院大学读一年级时已经学过苏联的教材，因此一到基辅，王光启经过考试直接上了二年级。
不久，这个学习优秀、性格活跃的中国小伙子，引起了同班一位叫做斯维塔的乌克兰姑娘的注意。
每天上课的时候，斯维塔总要坐在王光启身边；一下课，姑娘就把王光启的笔记本要去，仔细地填补空缺，修正语法错误。王光启天生一副好嗓子，斯维塔弹得一手好钢琴，两人在学校的各种聚会活动场所联袂表演，倒也珠联璧合。
一来二去，他们的交往就多了起来。斯维塔邀请王光启到她家里作客，姑娘的单身母亲也很喜爱这个聪明质朴的中国小伙子。
一天，在教学楼走廊的一个角落里，一群姑娘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她们在等着看王光启考试拿到五分后斯维塔跑上前去亲吻的镜头。不一会儿，王光启考完了，笑嘻嘻的走出教室。毕竟是不大好意思，斯维塔没有跑上去亲吻，而是挽着王光启的手臂高傲的仰着头从姑娘们的面前走过，引起了一场哄堂大笑。直到这时王光启还傻呵呵的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
其实，刚满二十二岁的斯维塔在心中已经暗暗地萌生了爱意。可是，刚到苏联半年多的王光启却只把这当作中苏青年间的纯洁友谊。他的心时刻在挂念着远在列宁格勒的恋人。
两人从教学楼出来，漫步在楼前静谧的树林里，温暖的阳光在林间投下斑驳的阴影，黑油油的小松鼠在地面上跳来跳去。
这时，王光启突然感觉到斯维塔今天的情绪有些异样。她的手臂挽得更紧了，平日里爱说笑的她似乎心事重重。
“我突然意识到姑娘爱上我了。这可怎么办？我热恋中的女友还在那等我。斯维塔是个好姑娘，可我怎么能辜负我女友的忠贞呢？必须马上让斯维塔的感情刹车！不能让她先开口！我赶忙从衣兜里掏出女友的照片，对她说道：‘这是我的中国女友，她正在列宁格勒学习。’我用眼角偷偷瞥了一下斯维塔。她本来红润的面孔一下子变得煞白。空气凝滞不动了。”
第十章 红莓花开（6）
“幸好几个月后女友陈国敏＇U36＇来到基辅，我把她介绍给了斯维塔。两个女孩子一下子成了好姐妹。看到她们亲亲热热的样子，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一场感情终于妥善收场了。”
1958年，王光启转学到了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学习。他和陈国敏终于团聚了。
1994年王光启重返基辅，再次遇到斯维塔。她颇有感触的说：“在你之后，我和一位匈牙利人结婚了”，道出了三十多年前没有说出的心里话。
国家严格规定，有异国配偶的学生将不能从事尖端、高级以及与军工有关的工作。
为了能够满足祖国的需要，把自己的所学回报祖国，很多学生在回国前的一刻，毅然割舍了儿女情长，把那份纯真的恋情永远留在了白桦林的土地上。
而那些建立在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基础上的跨国婚姻，注定要经受现实的严酷考验。
尽管国内把来中国定居的苏联配偶当作专家对待，在居住条件、伙食待遇方面都给予种种特殊的优待，可是由于国力所限，生活水平与她们在苏联时相比还是相差甚远。从小习惯了面包、牛奶、黄油、香肠的苏联媳妇们，发现她们整日要面对米饭、馒头、稀粥、窝窝头。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严重短缺的情况也波及到苏联侨民的生活。
其次，受中苏两国关系日趋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