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弹指间-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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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于对徐夜的选择做出什么是非评判。那是徒劳的，也可能是荒谬和不理智的。对待历史问题，是不该用简单的〃对〃与〃错〃来评价界定的。比如：世人谴责秦王嬴政的残暴，常常以修建万里长城为罪证；但论其英明与功勋，亦是以此为重要依据的。价值与情感的矛盾，在此一现；视角转换的不同效果，可窥一斑。再比如发明纸张的宦官蔡伦，就曾接受指使，参与诬陷宋贵人的阴谋，后来皇帝追查，畏罪自杀。一个发明纸张的人，一个摧残人权的人，这是蔡伦的双重身份。我们不能因为他发明纸张，就否认他摧残人权的罪过；也不能因为他摧残人权，就抹杀他发明纸张的功绩。国人太习惯于〃二分法〃，把功过是非一刀切开，企图泾渭分明，互不相碍。其实事实并非这么简单，亦远非那么复杂。但在徐夜身上，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并且为信仰而牺牲了现世幸福。他不会不明白守望的无望、希望的渺茫。但他仍然在守望着，在希望着，在苦难中幸福着。他是一个隐士。一个拒绝融入自己生存时代的诗人。山水是理解他的。他在山水中寄寓了自己的忧思。〃世界尚昏蒙，山水何为者。〃他曾这样地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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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浪漫弹指间（13）
齐地多隐士，比如陈仲子、鲁仲连，等等，可以列出一大串的名字。为什么那些隐士在对什么都失去信心和兴致的时候，偏偏会对山水更加信任更加情有独钟？隐逸传统与自然条件之间应该有着怎样的关系？倘若真像有的人所言，隐逸文化亦可称之为山水文化，那么多水的南方好像比多山的北国更适合隐士存在，更具隐逸情调。对于北方隐士，我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忍辱负重，不管其外在表现是如何的轻盈与从容。这样的隐士赋予了山水别一种品格，山水也因隐士的存在而具有了诸多意味。我以为那些接纳过隐士的山水，有着不可言说的风骨。它们是一些不俗的存在。
三
隐士之为隐士，很大程度上是因了〃庙堂〃的存在。谈论徐夜，要想绕开王渔洋显然是困难的。在很多人的眼中，王渔洋是一个御用文人，是陪康熙皇帝玩诗的那么一个角色。作为清初诗坛盟主、一代正宗，是很容易沦落为所谓意识形态诗人的。然而他没有。这得感谢他的〃神韵说〃。对于这个〃神韵说〃，后来的很多人是颇有微辞甚至不屑一顾的。他们大多是在艺术范畴里争得面红耳赤，尤其是那个赵执信很是愤慨了一番。所谓〃神韵〃，因了飘忽的特质，委实很具阐释的空间，有着艺术增值的可能。但与其说这是一种艺术，我更愿意以为这是一种智慧。不仅是艺术的智慧，更是政治的智慧。在一个盛行文字狱的年代，身在宦海的王渔洋选择这种书写方式，让他有效地避免了艺术和政治上的双重局限。虽然，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因诗获罪的结局。他在康熙身边混了26年。对于一个诗人，这委实不是一个短的时间。
他一方面在被动地与皇帝说话，一方面又在主动地与山水说话。他在这样的两种说话中平衡着自己。
作为政治家的诗人，以及作为诗人的政治家，王渔洋做到了〃两条腿走路〃，并且相得益彰地走了很久也走出好远。现实中的王渔洋，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表象而存在的。他把〃核〃紧紧地包裹在了里面。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也曾经自问过：诗人何为？这也许是他在诗中很少涉猎现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罢。他不主张诗歌体现现实苦难，但这并不等于无视现实的苦难，他会通过政治的方式和途径，去关注和解决那些现实中的苦难。以诗人的思维从政，可能很难行得通；同样，以政治的眼光写诗，恐怕很难发现美、捕捉到美，很难确保艺术品质的纯粹性。正确处理政治与诗的关系，王渔洋做到了。
一个处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诗人，往往是很容易〃短命〃的。诗人的本质与美相关。而美，大抵总是瞬间的事情。一个诗人要想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就得超越瞬间的美，超越当下的是非得失，去面对历史。这让我想起古今中外的那些抒写政治情怀的诗人，其差异居然是如此之大。比如西方的米沃什，也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激情〃的诗人，他在故乡遭遇战争的时候写下田园短歌《世界》，在恐怖之中写下的轻柔的诗歌，难道这与热爱无关么？难道可以依此指认他的对于故乡的冷漠么？他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宁馨家园的希冀。同样地，他从大使馆参赞职位上出走，然后在异乡对故乡的怀想，使他绕开了所谓乡愁，从而在另一个层面完成了对故乡的怀想与确认。我认为他笔下的故乡是更为真实更为深切的。卡夫卡在1914年4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难道可以据此认为卡夫卡不关心人类么？他的关心已经穿越时空，只要人类尚存，卡夫卡总是有意义的。这为我们理解王渔洋，提供了一个角度。
当我们要达到某种事物，必须通过另一种方式、甚至可能是截然相反的方式的时候，确实是一种难言的悲哀。
王渔洋即属此类。他的寄情山水，实质上是一份轻松下的沉重选择。他始终徘徊在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王渔洋在〃入乎其内〃的同时，也做到了〃出乎其外〃。入世与出世在他身上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这样的处世哲学，让他避开了很多的算计和险机，同时也难免要陷入另一些误解和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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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浪漫弹指间（14）
王渔洋曾作过一首题为《盆鱼》的诗，诗中描写了草堂环境的幽静，鱼盆的精致清雅以及盆鱼色泽、形状之美。在渔洋看来，盆鱼是幸运的，可以〃远鲸鳄〃，可以避开渔人的围捕，够在清澈平静的盆水中逐虫戏草，优哉游哉。渔洋对盆鱼的赞美，反映出了他对平静、安逸、闲适的向往，理解这一点，不能忽略了他的身在官场的政治背静。而徐夜的一首《放鱼》，则表现出了与渔洋截然相反的观点：〃不识海天大，宁知瓯盂窄。谁知细小躯，已具江湖魄……〃在徐夜看来，鱼被养在盆中，致使其体魄细小，是莫大的悲哀，应当纵之江河湖海，使其适意遨游。这个不同的观点，与他们各自的处境是相关的。渔洋身处宦海，貌似自由实则危机四伏，故向往鱼盆的保护；而徐夜隐居山林，才华无施展之地，所以思慕更为宽广的施才之地。当这样的向往在现实中受阻，当受阻的向往退隐到了山水中的时候，该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
〃朱夏辄复变，深绿日以肥。感彼生物勤，节侯曾不违。清晨荷锄出，田间人尚稀。观物适自然，时见朝鸠飞。不惜筋力疲，但恐坐食非。作劳有时息，高舂行来归。端坐抚素琴，可以理朝饥。〃这是徐夜的《初夏田园》。一个隐士的田园。在这样的一个清爽宜人的田园里，活动着一个荷锄劳作的诗人，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有饥劳之苦，却也有闲淡安适之感。我从他的明快中感受到了难言的沉重。他把渴望与无望都埋在心底，他相信山水是理解他的，也许是唯一能够真正理解他的东西了。他向山水倾诉，把渴盼化作赞美，把焦灼化为平和，外表越是平和，内心越是不平和。他在燃烧自己，他需要给自己一个交待。他心有不甘。这是草根的呼吸和守望。
四
我想说的是，王渔洋为文，选择的是〃神韵〃；徐夜的处世，其实也是一种〃神韵〃。他们之所以选择飘忽和无所指，是因为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巨大的想法，他们在心里有着很明确的所指。我们更愿意以为的是，他们所选择的为文和处世的方式，都是作为一种策略而存在的。
策略仅仅是策略。当他们面对真诚的时候，常常体现出作为诗人的性情和可爱的一面。比如他们之间不合时宜的交往。徐夜是有复明想法的人，他一直在为这个想法而忙碌着。但王渔洋并不在乎这些，足见他的勇气与性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远不是因为与徐夜是什么外行兄弟。他们是精神上的同道者。徐夜的存在，对王渔洋是一种慰藉；徐夜所坚持的，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是王渔洋所向往着的。如果说，一个达官显宦与一介寒士结交尚不足奇的话，那么在清初那种民族情绪非常浓重的氛围中，一个视满清为仇寇的 〃半隐士〃，与一个备受清朝廷赏识、器重的贵官结为莫逆之交，似乎就有些不可思议了。以王渔洋的经验，他不会不知道与徐夜的交情会旁生出怎样的隐患。徐夜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符号，一个不可言说的寄托。这是无法掩饰的，虽然他一生都在掩饰。
关于〃半隐士〃的遭遇，我想多说几句。姜太公得封为齐君以后，要杀齐国的〃半隐士〃华士。他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请他三次又不出山，这便使〃半隐士〃出身的姜太公动了杀心。姜太公深知〃半隐士〃的利害，加上他初到齐国，旧有的地方势力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他决不容许这种不合作的作风养成。所以当周公吃惊地问他，你何以随便就要处决一个〃高士〃呢？他就说出了他的意见，认为假使像华土这种人也值得褒扬，那么我还要做齐国什么人的君王呢？再一个例子。战国末期，齐国派使臣到赵国去，赵国的女主赵威后在接见齐国大使的时候，还没有谈到正题，赵威后便问了几个有关齐国政治的问题，然后便说：〃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这个外交史上的故事，正和姜太公要杀华士的说法，是同样的观念，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权者对于〃半隐士〃的畏惧。其实，齐国的〃半隐士〃于陵子仲，已经大非姜太公时代的华士可比，赵威后挑拨齐国大使，也许正是惧怕这个〃半隐士〃于陵子仲的才能，对于齐国与赵国之间的外交政治上，是一个有暗中左右力量的可怕人物，所以他在急于去掉故国贤人的心理意识上，便冲口说出这种政治心理作战的话来了。以〃半隐士〃的这般遭遇为背景，再来看待王渔洋与徐夜的交情，就会越发地感觉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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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浪漫弹指间（15）
王渔洋在京为官时，曾经数次向徐夜索取诗稿，意予刊刻，但终不能得。徐夜死后，他将自己收集到的200多首诗付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