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泛舟-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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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尔善于发现人才。在他领导的部门里，凡是敏锐果断者都会迅速得到提升。1955年，哈雷尔还说服了本·古里安，把建国前臭名昭著的地下组织斯特恩集团的最能干的成员招入了摩萨德。而在此之前，本·古里安是极不喜欢他们的。这些人包括斯特恩集团的头子伊拉克·耶泽尼茨基，他后来改名为伊拉克·沙米尔，并最终当上了以色列总理。
哈雷尔也懂得爱护部下。各国特工部门的传统观念认为，一个被捕的间谍就是一个失败的间谍，但是哈雷尔却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如果他手下的人不幸被捕，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哪怕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无疑使得摩萨德的特工们感到了身后强大组织的有力支持，因此在进行任务时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反过来，哈雷尔也要求他手下的特工必须绝对地忠诚，任何背叛行为都将受到严惩。
在哈雷尔的领导下，摩萨德飞速地运转起来，很快就干出了几件令国际情报界同行目瞪口呆的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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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萨德的首脑们（5）
1956年下半年，为了保守以色列军队参与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机密，摩萨德成功实施了“迷雾计划”。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著名的国际通航运河，它扼守着亚、欧、非三大洲交通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运河自1869年开通后，就被英、法垄断资本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所控制。1956年初，埃及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开始谋求通过谈判将运河收归国有。而既得利益受到侵害的英、法两国，决定通过武力制止纳赛尔政府的正当要求。
英、法两国为使战争开始后美国能够站到自己一边，力争将埃及的宿敌以色列拉入这次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则想从法国获得核反应堆及武器供给，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法国政府自当年4月起，开始武装以色列。法国的运输船队和大批运输机源源不断地开往以色列，并在黑夜抵达海港和机场卸下大量的坦克、大炮、战斗机和弹药。
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以三国蓄谋已久的战争已迫在眉睫。此时，美国人根据种种迹象和传闻，也已经觉察到了以色列参加这次战争的意图。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命令安格尔顿与哈雷尔联系，以探听虚实。
哈雷尔为了严守战争机密，决定对美国也加以蒙蔽，于是便不动声色地将本·古里安总理不久前在陆军高级军官学校发表的讲话稿，传送给了杜勒斯。该讲话稿的中心意图是要教训一下约旦，并不是战争。与此同时，摩萨德又故意通过其他渠道向外界透露：鉴于巴勒斯坦游击队从约旦不断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以色列计划对约旦实施一次小规模的报复行动。
埃及被蒙蔽了，美国人的疑虑也消除了。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伞兵和三路地面部队开始越过埃以边界，随后穿过西奈半岛，逼向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了，埃及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直到战争爆发当天的中午，摩萨德才向中央情报局电告实情。被蒙在鼓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才恍然大悟，杜勒斯气得大发雷霆，当着助手的面怒骂到：“他们把我们骗了！”
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哈雷尔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追捕纳粹战犯的行动中。摩萨德先是大海捞针般地搜寻到阿道夫·艾希曼的踪迹，随后，哈雷尔又亲自率领一支12人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秘密前往阿根廷首都布伊罗斯艾利斯，将其秘密绑架到以色列进行公审。此举立刻震惊了全世界。
摩萨德几起震惊世界的情报活动和特工行动，立刻引起了国际情报界的刮目相看。哈雷尔以其高效率的谍报工作，为以色列情报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些成就不仅仅让世界认识到了摩萨德的神通和能量，而且也为他本人赢得了“情报天才”的美誉。几乎所有国家的情报部门的首脑都对哈雷尔及其特工才能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和敬意，摩萨德也被国际情报界公认为“胆子最大、雄心勃勃和十分内行的情报机构之一”。
哈雷尔的成功源于他对情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而他本人也不赞成人们对摩萨德的过分神化。1980年春，哈雷尔曾对采访他的联邦记者埃里希·福拉特说：“应该停止对昔日摩萨德的神化了。我认为，我们只是比其他情报组织工作锝更艰苦些，所以搜集的情报更多一些。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想我们这样，亟需一个具有极高效率的情报组织，因为以色列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面临敌对国间谍的恐怖活动。摩萨德存在与否，实际上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1963年，哈雷尔最终因“达摩克利斯”行动（一个暗杀帮助埃及发展导弹的德国专家的计划）而与本·古里安闹翻，并于1963年3月26日辞去了摩萨德局长的职务。
伊塞·哈雷尔在摩萨德局长位置上长达11年之久，是摩萨德有史以来任职最长的一位局长。哈雷尔以其对摩萨德乃至整个以色列情报界的杰出贡献，最终获得了“以色列情报之父”的美名。
摩萨德的首脑们（6）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梅厄·阿米特
军事情报局局长梅厄·阿米特是摩萨德的第三任局长。
阿米特原名梅厄·斯芦茨基，1926年出生于巴勒斯坦太巴列一个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家庭。
阿米特早年曾在加加利地区的阿洛尼姆集体农庄工作，后加入犹太地下军哈加纳，曾奉命打入替英国托管当局效命的警察预备队刺探情报。1944年，阿米特已升为哈加纳的一名连长，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军人生涯。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他与周围阿拉伯各国间的各种战争就从未停息过。在50年代，阿米特曾在步兵和坦克部队中任职。这位年仅20出头的年轻军官生性好战，且勇敢过人，他不愿呆在后方，总是要求到前线去带兵打仗。而在前线的每次战争中，他又总是身先士卒。只要是进攻战斗，阿米特就会把手一挥，大喊一声“跟我来”，便不顾一切地第一个冲上去。
当时的以色列军队士气极高，像阿米特这样的勇敢军官也为数不少。之后，为了激励士气，“跟我来”便被确立为以色列军队的基层分队的战斗信条，阿米特也就成了“跟我来”原则的创始人之一。
阿米特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并很快成了当时的以军参谋长摩西·达扬将军的好友。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开始前，他被达扬选作随从参谋。之后，阿米特出任西奈战场南部军区司令。1958年，他在进行跳伞训练时受伤，后到美国修养。作为一名军官，阿米特并不满足于匹夫之勇，他利用在美国修养的时间，获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同美国情报机构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1960年，阿米特杯任命为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阿曼的军情处长，1962年又接替哈伊姆·赫尔佐格将军，成为阿曼第六任局长。
在担任军事情报局局长期间，阿米特曾努力设法缓解军事情报局与摩萨德之间的争斗。他上任伊始就公开提出：“在保卫犹太人的工作中，各情报组织不应该互相敌视，而应该密切合作。”然而，他与哈雷尔对情报工作的看法上观点相异，思维方法格格不入。两大情报机构间的矛盾不仅未能缓解，反而更加升级。
阿米特刚出任摩萨德局长时，仍兼任军事情报局局长一职，这就为他解决这两个情报机构的合作问题提供了机会。在此期间，阿米特把阿曼负责海外行动的“131部队”并入摩萨德，与摩萨德两个比较小的行动机构合并为“行动处”，从而使摩萨德海外行动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阿米特认为，原始材料及对它的系统性分析，必须代替对人的直觉的依靠，为此他把军事情报局早已采用的计算机先进技术引进了摩萨德。但同时强调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他说：谍报工作“一种智力斗争，技术运用及其他方面的改进，只对人的思维劳动起辅助作用”；以色列使用的是“人与机器的组合体。在这种组合体中，人是决定的因素，情报界更是如此”。
阿米特将摩萨德的海外任务扩大到更大的领域。在他任内，摩萨德的“政治行动与联络处”几乎变成了以色列的秘密外交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胜过外交部。当时，与那些尚未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外交联络的不是以外交官员，而是摩萨德驻该国的特工。这一现象被人们称之为以色列的“准外交”活动。摩萨德首任局长罗文·希洛当年提出的“外围战略”，在阿米特任期内得到了实现，非洲的摩洛哥、肯尼亚、扎伊尔、利比里亚和加纳都与摩萨德建立起了良好的情报合作关系。摩萨德的特工还以以色列农业、工业和商业专家、顾问的身份打入到非洲十几个国家。之后，摩萨德又抓住各种机会，与亚洲的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起了友好合作关系。
阿米特本想将这一“准外交”活动引向深处，但却未能如愿。
1966年，一位与埃及高层官员相识的外国犹太商人捎给阿米特一个口信：纳赛尔总统的副手哈金·阿玛尔陆军元帅愿意在开罗同他举行秘密谈判。阿米特对此极感兴趣，但他向艾希科尔总理提出时，却遭到了再度出山的伊塞·哈雷尔的否决。哈雷尔向犹豫不决的艾希科尔总理解释说，开罗会谈建议很可能是个圈套。他提醒以色列总理，如果阿米特被捕或受审，他就可能在对方的威逼下供出以色列的重要机密。于是，艾希科尔总理最终放弃了这次和谈的机会。几十年后，阿米特仍然为此感到万分的遗憾，认为如果他当初秘密飞往开罗，1967年6月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也许就能避免。当时，以色列同埃及和叙利亚的边境上局势极为紧张，阿米特既然被迫放弃了和谈尝试，便只好将摩萨德的“准外交”活动转向战争。
摩萨德的首脑们（7）
1967年5月下旬，埃、叙大军压境，阿以战争迫在眉睫。但以色列军队立即进入了紧急状态后，阿拉伯联军却按兵不动。作为小国的以色列久耗不起，欲主动发起进攻以早日结束这种尴尬局面，但又担心苏联的干涉，于是阿米特秘密前往美国寻求支持和谅解。华盛顿为战争大开绿灯，做出了无言的承诺。于是，以色列于1967年6月5日主动开战，仅用了6天时间便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战争开始后，摩萨德还致信约旦侯赛因国王，企图离间约旦与埃及。
当然，“六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有赖于摩萨德成功的“准外交”活动，还有赖于它所提供的有关埃及空军的精确情报。摩萨德向军方建议，对埃及进行空袭的最佳时间是早晨7时45分。因此此时飞行员正在进行早餐，空防松懈，值班人员正在进行交接班，地勤人员正把飞机拖向跑道。于是，以色列战斗机带着炸弹和情报部门提供的目标清单，于7时45分准时飞达埃及11个机场及雷达站的上空，在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