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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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两人均是普通家庭出身，并非富家子弟。到今天虽然两位创业者都不过40岁左右，但已多年保持世界前五名首富地位。试想一下，
如果这两位创业者当年是在中国，要成立自己的股份制公司，那么这1 000万注册资金底线的要求就立即迫使他们止步。在美国他们
成功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是无公司注册资金底线要求，欢迎任何家庭背景的人进入创业者行列，无准入门槛。
相比之下，在日本、英国和德国这些传统社会中注册资金门槛要远低于中国，但远高于美国。虽然在德国和英国这一门槛并非高
不可越，但这至少可从一个方面看到这些传统社会与美国的差别，前者可能更趋向于保留各种可维系传统的社会阶层的制度机制，平民永
远是平民、贵族尽可能永远是贵族；而美国更愿意在制度机制设计上排除障碍，使每个人均有机会创业致富。
中国的公司注册资金底线为什么这么出奇的高呢？从公司运作层面讲，尽管初始注册资金可以很高，甚至可以把底线上升到10
亿，但在公司开始运作后这10亿资金也可在一夜间蒸发掉。换句话说，一方面《公司法》要求新成立的公司至少有1 000万注册资
金，但另一方面又允许净资产为负的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继续运作、继续从银行得到贷款。这种矛盾和壁垒使个人创业异常艰难。
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壁垒？
关于对行业准入、市场准入的行政管制，经济学中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是庇古（Pigou）于1938年提出的“
帮手”（helping hand）理论。也就是，无管制的市场时常会出现失败，比如会形成垄断、产生过多污染、在股市中上市公
司会欺诈中小股东，等等。因此，行政部门通过行业准入许可审查，可代表公众把“不合格”、“不可靠”的人排除在外，以免他们给大
众提供不合格的产品或服务。一旦某创业者、某企业得到行政部门的审批许可，它们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就可为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社
会也应当给它们以信任。因此，政府行政是给社会提供帮助，是一只“帮手”。按照“帮手”理论，行政管制越多，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就
越大。
以公司注册资金为例，之所以新成立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至少要有1 000万元注册资金，可能是考虑到，如果一人没钱也可
以成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那么不是会有人专门通过设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来借债，等把钱用完后再利用“有限责任”申请破产保护来逃
债吗？因此，通过设立高额的初始注册资金，行政部门帮助银行和其他未来的债权人把那些“不合格”的借债（法）人早早排除在外，使
他们无法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身份借债。这等于是提前帮银行，代替银行做了“一刀切”。当然，前面讲到过，这种安排的实际效果可
能是零，其负面作用反而是阻止了许多人创业。
第二种是“抓手”（grabbing hand）理论，也就是这些年常讲的“寻租”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
方面，按照斯蒂格勒（Stigler）1971年的论述，行政管制是为行业的垄断企业而存在的，已占据垄断地位的企业不愿意新手
挤入，降低它们的既得利益。有了行政管制带来的壁垒，这些行业垄断可继续保留其管制“租金”。另一方面，按照施莱佛（Shlei
fer）和维希尼（Vishny）两位教授1993年的论述，行政部门之所以很热心设立各种准入许可和其他管制，是因为这些许可
申请和审批过程以及对可能的违规行为的调查过程给掌权人提供了“寻租”的机会。这两位学者把行政部门的存在比做高速公路上的收费
站，每次车辆来往都要收费。也就是，从社会角度看，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或许一两个收费站就足够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公路
经过的每个村和每个镇可能都要设自己的收费站，都要“伸手抓一把”，从而产生对社会最糟糕的结局。
这两种理论中到底哪一种更符合现实呢？从2–13至2–16表明的情况以及前面谈到的4位教授的大样本研究结果看，恰恰
是那些行政审批手续越长、行政掌握的“质量”关越多的国家里，产品和服务“质量”越差，假冒伪劣产品越多，市场上的诚信越缺乏，
银行呆账越多。既然行政管制后也还是如此，那么何必要这些壁垒呢？多国的经历表明，这些壁垒不仅没有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反而创
造了更多“寻租”机会，妨碍了人们创业。
在中国，民营创业的行政壁垒与政策歧视众多，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可能认为今天之所以要保留它们，是因为在中国“诚信
缺乏”，等等，所以不能随便让“不合格”的人进入这样那样的行业，行政部门必须通过行政审批把好“质量”关。虽然这种看法和做法
是出于良好的愿望，但实际效果可能是反而助长了诚信的进一步缺乏，因为当这种行政“质量”关变成了更多的“寻租”场时，谁还能把
其他人和机构的承诺当真呢？
制度与财富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3，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70％~80％。正因为这一点，国内很多学者
和政府官员都说，印度尽管有新闻自由、民主制度、私有产权，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创造出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
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
可是，比较两国的发展势头，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举例来说，美国20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
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增速比中国现在
的增长速度还要高。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
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发展模式。
这段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当前的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两国过去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情
况进行比较后就轻易得出结论，说印度的自由民主、法治、私有财产权等好像反而不能让印度快速发展，而中国在不是代议制政府、法治
不健全、新闻媒体信息流通不自由等情况下，经济却增长得很快。
最近几年的迹象进一步表明，某些关于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尤其是从金融发展对社会和经济影响
的角度来看，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得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
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制造业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
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的加工生产，利润率也不高。
当然，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
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
实质性进展，如果不作一些制度性变革，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那么中国要在经济增加值、利润率
更高的服务业、第三产业上超过印度，将非常难。
我曾多次撰文讲述这样一个观点，服务业跟制造业不一样，服务业交易的内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制造业的各个环节都是看得
见摸得着的。若市场上交易的内容是看得见的商品，比如衣服、鞋类，这种市场的发展对于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的要求相对来说可以很低
；但是若要去发展更高端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证券业，没有相应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法治不可靠，老百姓所能掌
握的信息很少，即使信息足够多也非常不可靠，那么人们从事这种高端服务业交易的风险太大，人们的交易意愿自然会下降。金融业发展
的核心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进而提高其使用效率；提高其价值；包括劳动力资产的价值；制度差别的长远价值即在此。
制度与财富
印度的金融体系为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
我最近去香港汇丰银行考察，那天汇丰银行刚刚公布2005年的财务状况，2005年总运营收入大概是772亿港元，其中
1/4来自香港，也就是说其中200亿港元来自香港市场。香港人口才600万，200多亿港元除以600万，平均每个人为汇丰银
行提供的收入达3 000多港元。这说明香港的金融化程度是多么高。当然，这只是汇丰一家的情况，其他银行和金融公司还不包括在
内。香港是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市场，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很多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实际上不只是针对香港本地人，
它们同时也为很多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亚太各地区的客户服务。
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香港很小，但它的金融化程度特别高，因此，香港有非常强的能力去配置和调动资源。金融证券
业发展最大的作用是把所有不能直接流通的死的资产，包括人力资本、房地产、土地以及未来的收入流，等等，通过金融票据化的发展变
成活的资产，主要形式就是进行货币化或者证券化，这样一来，资源配置的增值效率就能达到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香港每个
人可以为汇丰银行贡献3 000多港元的利润的原因，这就是高度金融化所带来的奇迹。
当前，印度经济的金融证券化程度无法和香港比，但我们至少可以将印度和中国大陆作一个比较。印度股票市场上所有上市公司
的流通市值是其GDP的80％，而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的流通股市值不到GDP的10％，也就是说，印度资产和财产的股
票化、证券化的程度是中国的8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通过民间的和证券市场的金融证券化，使得印度配置和调动资源、利用现有
资产和财富发展经济的能力比中国强很多。
具体来说，印度的银行体系中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47 000个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非
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私营的。这种情况下，印度为创业者和企业所能够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资额，就比中国多很多。
印度银行的商业贷款中，有35％贷给国有企业，其他65％都是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银行资产占GDP的比率为70
％；相比之下，中国银行的贷款方向刚好颠倒过来，70％贷给国有企业，30％贷给私人。此外，中印银行呆坏账的比率也不一样。从
贷款去向来讲，正因为印度的银行体系和整个非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