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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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性病（三）
医学权威和专业性问题 对于在中国城市的传教团医院中工作的少量外国医生和在外国培训过的中国医生来说，花柳病是涉及公共卫生的一个主要问题。在这些医生中，许多人都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关于他们的工作的文章，该杂志的读者有医学方面的传教士、在华其他西方人以及在西方国家中资助这些医院的教会的成员。在通常情况下，该刊物每年都要刊登好几篇关于性病的文章，但在20世纪20年代和1929至1930年期间，由于禁娼运动的呼声较高而给了这个话题以较多的关注。尽管许多作者都是传教士，但作为专业医生，他们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谴责造成性病流行的社会道德环境。相反，他们所关注的是梅毒病例的数量（淋病较少）和描述治疗的进步。 晚清和民国时期在上海医院中进行的研究表明，入院病人中梅毒患者的比例较低，但在做梅毒血清检查的人中比例却较高。据《中华医学杂志》的材料，C·亨利厄特估计中国城市居民中的10％至15％患有梅毒，淋病患者的比例更高，但具体的百分比不清楚。（1935年，一医生说，淋病患者一般都不太当回事，往往不去医院，尤其在当时还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女性病人往往还意识不到自己得病。）亨利厄特的结论与战后的估计是吻合的，后者估计上海梅毒患者占人口的比例为10％到15％，患淋病人口比例为50％。这就意味着，约50万的上海居民患有梅毒，另有200万患有其他种类的花柳病。 有些行业的感染率还要高。2301927年在苏州、北京和上海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军队和警察中的性病感染率超过了35％，商人的感染率为，而一般人中感染率为。军人和商人中性病感染率高，据说与他们直接同妓女接触有关。在女性病人中，这些研究报告中涉及的大多为已婚妇女，她们都是被丈夫传染，而她们的丈夫则是从妓女那里传染上的。 妓女据说是所有人中感染率最高的人群，她们在传染链上起着最为邪恶的作用。1920年，王吉民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社会的罪恶》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所有的医生都知道，这一类（花柳病）病人人数多得惊人，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他以一种医学杂志中罕见的道德化语言补充道，“家长和监护人不仅不知道他们的女儿和监护区域正被道德风化方面的危险所包围，而且往往还不以为然地为这种危险开脱。”妓女不仅被认为发病率很高，而且她们的性病据说还比其他人群都更加顽固。有一份材料说，对52名患有淋病的妇女进行某种特别的治疗，只有两人无效，而其中一人是妓女。实际上，到1941年为止，《申报》上曾有一系列的文章提到，按当地专家的说法，上海至少有一半人口患有性病；其中的90％最初都是由妓女传染的；而90％的中国下等妓女和80％的外国妓女都患有性病。新形式的变相卖淫方式据说也不安全： 向导社中80％的向导据说都染了病，而按摩小姐不仅有病，她们穿的衣服也很脏。只有在极少数的高等妓院里，那里的中外妓女据说是采用了某些“现代卫生措施”，或一旦染病就停止接客。（该文的作者或许是想起了上海某英文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因而对高等妓院中外国妓女的清洁程度显得很乐观：“她们的卫生知识非常充分，因此传染给客人的可能性很小。”）医生们写道，大多数的妓女，无论她们的地位高低，在她们开始卖淫的一两年内都将会染上性病。低等妓女据说是最危险的，因为她们的性伙伴更多，分布也广，而她们和她们的嫖客都缺乏抵御性病的知识和经济能力。 关于治疗，西方医生也往往会提到古老的中医治疗方法。有的还强调中西医互补——例如，231关于汞的使用。但是，大多数文章都贬斥这种土办法，并把它视为异域的无稽之谈： 治疗梅毒溃疡贴上一块碾碎了的蝎子制成的膏药，或者用一些蛇蜕，和上一种黏土。癞蛤蟆干剁碎了，浸泡在开水里熬成蛤蟆汤，据说对溃疡和久治不愈的疮口也十分有效。梅毒造成的新生儿眼疾则用有毒性的膏药糊上，本来是单一的虹膜炎，由于误诊和忽视，结果造成了多例全眼炎症和完全失明。扎针是一种更为常见的治疗角膜炎的办法（“让光进来”），并用于各种各样眼的炎症。……江湖郎中经常与妓院配合，向妓女建议她的淋病包能治好。除了用这种办法或用膏药来“吸干分泌物”以外，淋病一般都不被重视，认为患淋病是不可避免的，过一段时间自己就会好。 《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讨论西医的治疗办法。民国时期，西医对于梅毒的标准治疗方案是注射洒尔佛散（人们一般都只知道它的商标名六六），其中的有效成分为砷。另一种做法是汞的肌肉注射。后来，新洒尔佛散（九一四）取代了老的制剂，成为治疗的首选药，但六六和九一四都非常昂贵，因而仍然普遍用汞。这种治疗的过程很长，病人也非常痛苦。甚至到二战以后，用青霉素和磺胺类药物已能迅速有效地治愈梅毒了，但由于它们价格昂贵，大多数中国人还是用不起这些药品；上海市政府在其20世纪40年代末的禁娼运动中当然也不能用它们来为妓女治病。西医对于淋病的治疗方法较多一些： 把脱脂奶煮了以后作臀部注射来治淋病造成的眼疾，或每天一次用红汞水或吖啶黄素搽洗阴道和子宫颈，搽上一个月。这些在现代人看来，其奇特程度比起蝎子膏药和癞蛤蟆汤来，恐也相差无几。 关于花柳病的“传统的”和西医的疗法，都是通过主流媒体上的广告传播给读者大众的。有时候，某种疗法还被涂上一点西方现代色彩，如下面这一则20世纪初的广告即是这样： 新到外洋保险小衣 此真花柳中保身要物。妓家每多湿毒，兼之常服泻药，染之受累非浅，悔之莫及。此衣系外洋机器制造，用之胜常，一切秽毒之气不能渗入，价亦颇廉，每副售洋一元五角，远处信力自给。贵客欲办，至英大马路新衙门西转弯北逢吉里一衙第三石库门内，至晚不售。
第九章 性病（四）
黄克武在他1988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从1912年到1926年，医药广告占了《申报》全部广告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