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中西碰撞:对话--中国模式-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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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对中国的不解、误解和偏见，不利于我国，也不利于这些国家自身，因为偏见会使他们的对华政策随之产生严重偏差。可以说，正确认识中国这个有13亿人口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事关他们的重大利益；也是世界和谐的必要因素。中国对外交流中力推“和”文化，“和谐”、“和善”、“祥和”，将是中国的符号表征。推广这样一个理念，公共外交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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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西方人多少都会对中国心存一些偏见。西方人对中国有一种印象，就像中国人对西方国家也有一定的印象。通常，在这两种印象之间没有任何理解和沟通的桥梁。但是，西方人最不好的一种观念是，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来为全世界制定价值观，却低估了中国人的想法。另一方面，中国在和西方沟通时也有一些错误的做法。因为西方人的表达和理解方式不同于中国人，所以常常会发生一方说的是一回事，而另一方却将之理解为另一回事的情形。我们很高兴这本书可以为减少中西之间的误解作出一些贡献。
　　——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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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由于本书是在现场五次对话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先后以中英文版的形式出版的，双方作者之间的沟通及出版的事务是极其复杂的。本书从最初的创意到最后的出版，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朋友和单位的大力协助。首先我们要感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局的副局长吴伟女士，没有她的最初构想和全程支持，就不可能有此书的面世；感谢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先生和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先生，他们为本书话题的设置贡献了不少精彩的点子；感谢《中国日报》前主编朱英璜先生对英文版的审定；感谢对话的现场翻译张洪斌先生，他的准确表达为双方作者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感谢许靖国博士和张海花女士，他们为双方作者的联络与协调做了许多工作；感谢梁婷婷博士和王更喜博士对本书对话部分的校核；感谢“桥艺术中心”慷慨地为对话提供了精心布置的场地；感谢新世界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海鸥领导下的编辑团队，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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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奈斯比特
　　多丽丝·奈斯比特
　　

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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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由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大趋势》“认识”奈斯比特先生的。迟至2000年，我才在北京幸会了奈斯比特先生和他的极富才智的夫人多丽丝。2009年5月，他们在写作《中国大趋势》时，曾把他们提出的“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的构思告诉我，并真诚地请我提意见。他们作为美国人和欧洲人（多丽丝是说德语的奥地利人），以他们的文化背景，从海量的、杂乱无章和充斥着矛盾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中提炼出了这八大支柱，让我不仅顿感惊异，而且颇为钦佩。我若在瞬间提出意见，不仅是鲁莽的，而且担心因为掺入了我的中国式观点，会影响他们非中国式的表述。于是，我表示，这八大支柱中国人是能理解的，也符合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来发展的事实，事实是他们的写作——更准确地说是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的基础。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理念、政策、实践和结果被称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然而，通过世界各种媒体所呈现的中国差异极大。西方媒体说，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有多种前景：不成熟的中国、*的中国、经济强大但傲慢的中国。观察同一个中国，其结论竟然是多样的中国。
　　我和奈斯比特夫妇讨论了观察中国的困难和观察中国的方法。我们认可中国是一辆疾驶的列车，列车不仅很长——有30多个省市，而且乘客很多——56个民族的13亿人。站在路边，甚至站在万里之外观察列车，看不清楚运动中的列车的外形，更看不清楚车内的情况，于是描述不准的情况在所难免，遑论较准确地评论。奈斯比特夫妇是在中国列车上考察中国的少数西方作家之一（另一位令中国人印象深刻的作家是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他提出了中国改革的指导性的四原则，也是一种新鲜的角度）。我们三人在对话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在中国列车上考察中国也非易事，面对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发展的不平衡、13亿人口的贫富不均、各地区地缘文化的差异，要想认识到中国的本质究竟该用怎样的方法。
　　多丽丝问了我一个近乎哲学性的问题（我一向认为以德语为母语的人往往擅长哲学思考）：表述中国的社会制度能不能像表述西方社会制度那样的简明？我承认，表述中国社会制度的确需用较多的语句，其理由是：西方社会制度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60余年，实行改革开放甚至只有30余年的历史，因此，解释中国就不得不说较长的话。但我相信再过30年或50年，当中国的事情也为全球所熟悉时，就有可能像多丽丝所希望的那样用较简明的语言去描述了。我也相信，中国列车的轨道是和平发展的轨道，中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也会对世界的和谐有所贡献。
　　在三人的深入讨论中，我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世界瞩目的进步，但是“中国模式”尚处于现在进行时，中国目前所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继续在长时期的实践中完善。人们也需要注意到世界上对“中国模式”有着许多不同、甚至相差很大的定义和解释，并不存在同一的“共识”。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研究中国发展的这一“案例”，即“实际的过程”，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国愿意参考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国并没有输出“模式”的任何打算，　输出“模式”违反了中国一向坚持的制定政策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哲学，中国应当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亦然。
　　我很珍惜我们三人对话的机会，在五个半天的最坦诚的，并且是跨语言的，更是跨文化的交流中，我获益良多。如果中外读者也能由这本简明的书得到认识中国的某些帮助，那将是我们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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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1）
约翰·奈斯比特　多丽丝·奈斯比特
　　我们一起所作的第一次重要访问就是来中国，那是2000年，这次访问的亮点之一就是应邀会见国务院新闻办的*部长。那是一次很愉快的会面，我们还见到了其他几位副部长。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主要谈了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深感西方人广泛对中国真实国情的无知。从这次会面开始，我们夫妻俩与赵部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十年之后我们再一次见面，谈论我们曾经目睹的﹑赵部长曾经参与的一些变化，以及中国在这些年里所取得的进步。但是，我们也谈论了中国的不足之处﹑她的问题和挑战。最后，我们还谈到了西方对于真实的中国仍然所知甚少，因而产生了这次对话的想法。我们很高兴能在几天的时间里和赵部长一起就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坦率的﹑无约束的讨论。
　　这就是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对话集的由来。
　　在正文开始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我们在对话中所提到的历史背景。
　　２００多年前美利坚合众国为现代*打下了基础，美国的制度历经时日已成为所谓“西方”的大多数国家的模式。这个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把*和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帮助西方急速发展，把直至１９世纪时占全世界ＧＤＰ　５０％的印度和中国远远抛在后面。
　　２０世纪初期，另一个模式似乎在崛起：*和恩格斯无阶级社会的理论作为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模式的选择在苏联得以实施。共产主义应该成为社会主义者的选择来替代资本主义；如同西方曾经仿效美国模式那样，世界其他国家则追随共产主义苏维埃的模式。俱往矣，苏联解体，许多共产主义国家都彻底转向，拥抱西方的*和资本主义。
　　面对无阶级社会的不切实际以及苏联的崩溃，美国和欧洲成为世界经济的指导者，美国则成为所剩的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于任何想要参与塑造２１世纪的国家，西方的价值观被宣称为终极的、普适的模型。
　　在新世纪最初的１０年里，在预感到西方严重危机的同时，以前主宰世界的那些国家逐渐注意到中国持续增长经济的能力。这是中国通过创建自己的模式——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得以实现的。我们将这个模式称作“纵向*”。
　　西方将“*”一词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的人不多。但是，即使是西方*也不符合古希腊的*模式的标准。对于希腊人而言，“*”（“人民”和“统治”）的字面意义是“人民的统治”。
　　纵观希腊之后的众多世纪，我们发现，“人民的统治”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创建。想象一下今天任何一种西方式的*政体，在那里统治的合法性就是赢得选举。但不幸的是，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今天的美国，成功之道看起来越发像是把竞选对手竭尽所能地贬为治国无术之徒，而不是拿出更好的施政方案。彼此不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携手工作，而是相互之间敌视、围堵，其做法日益左右西方的政治格局，并使其功效日渐衰减。
　　与此同时，在中国，“人民的统治”是一项不断进展的工作，它始于３０多年前急剧的发展方向大转变：毛泽东的理想主义被*务实的现实主义所取代。
　　*号召“解放思想”是整个过程开始的第一步，自那以后，基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力量的动态作用之上的政治结构便得以发展。西方许多人难以相信在中国能够存在什么*形式，因为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自下而上的力量以及它在体制内所具备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　想看书来

序二（2）
*开始了中国政策的大规模试验，鼓励企业家创业，创立经济特区，并用成功的私人企业取代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外国资本开始流入中国，起先是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监管下，随后监管慢慢地放松，直到最近的2009年，各个省和公司不用通过北京，而是可以直接与外国和外国企业开展长期的、自下而上的业务往来已被中央政府写入法律。今天，中国经济中有７０％是私营成分，这一点连西方都感到意外。
　　尽管皈依了市场经济，中国的领导层仍然坚持共产主义旗帜，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国家方面坚持其领导和控制——但是，在过去的３０年里，领导和控制所体现的观念已经根本改变。中国已从自上而下的专政政体转变为切实的一党领导、有着强大的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一个纵向组织起来的*社会，并在制定和执行决策方面变得越来越透明。
　　过去两年里，在天津财经大学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我们的28位研究人员采用了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运用过的媒体监测的方法——那一方法促成了《大趋势》一书在1982年的出版。他们的研究发现了整个中国在知识、艺术、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所出现的非常积极的现象，这些都在地方报纸中得到了自由的报道。在中国，地方报纸成为群英会式的献策论坛，报道各种好点子，用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