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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清朝兴起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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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癸未起兵(2)
另一方面,《明实录》对进京朝贡的女真首领,一般都要写明领众之人。从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出生这一年开始(这一年,觉昌安约四十来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到万历九年(1581),这二十三年里,《明实录》载明朝贡的建州女真首领,按时间排列,有都督木力哈、都指挥忙恰答牙、都指挥戳乞纳,都督柳尚、胜革力、王忽、纳木章、安台失、来留住、八当哈、失利卜、大疼克、纳答哈、台恭、忙子、付羊公、章成、牙令哈、阿古、松塔、八汗,都指挥额苦、土满,指挥咬郎。觉昌安(叫场)虽然常到抚顺马市做买卖,可是在《明实录》中却找不到他的名字,可见他或者仅是作为一个小部头人附属于大部酋长之下跟随入京,或者是根本没有到过北京,未能荣睹龙颜,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明人记载皆未提及叫场入贡)。这正说明此时的觉昌安还只是一个僻处山区、默默无闻、不见经传的小部头人,诸申不多,地位不高,势力不大。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伯祖脱罗,大难之后,幸能豁免,降袭父职,自然心有余悸,谨小慎微,事迹不显,他的堂叔脱原保也无赫赫战功,而且从嘉靖二年(1523)以后,就再未进京朝贡,不再统辖建州左卫,整个家族衰落了,觉昌安自然也难以承荫祖先遗泽,荣袭都督要职。但是,从《清册》及其他史料看,尽管出身不显,先天不足,觉昌安却不是一个听天由命才具平凡的庸碌之辈,而是很有艰苦奋斗精神,力图重振祖业的有为之士。
  《清册》载述,万历六年(1578)四月十六至七月十六的八十多天里,叫场至少三次带领部众,进入抚顺马市,买卖货物。其中的一次,以“麻布粮食等货”,换过“猪牛等物”,计三十多号,抽税银五两二分四厘。此项记载虽然过分简略,五两多税银,似乎也只是区区小数,但问题并不简单,交易的商品也不算少。按照女真与汉民买卖的通例,基本上是女真以人参、皮张等土特产和马匹,买进耕牛、铁制农具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这在前述《清册》所载海西女真与汉民的贸易,已经反映得十分清楚。《武皇帝实录》也载称,建州女真地区,“有明珠、人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狸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等皮,以备国用”,与明“互市交易”。人参更是重要商品,大量向明售卖。这种马市,基本上女真是卖多买少,明则处于贸易逆差。明档所记万历十一年(1583)七至九月和十二年(1584)一至三月,海西女真在开原镇北关、广顺关的马市,买进铧子、耕牛、衣服、缎绢等物,按时价计,约折银八百五十两。而卖出的商品,仅人参一项,照时价每斤九两银计算,三千六百一十九斤参当值银三万二千五百多两。至于貂皮四千七百余张,狐皮、狍皮、羊皮、豹皮三千余张,又可售银上万两。这样大量的货物买卖,才抽税银六百一十二两,由此推知,叫场入市抽的税银五两多,大致是价格五百两左右的营业额,表明其交易的商品数额是不小的。由此而获取的银两,也是不会少的。他还通过“抚赏”领取了很多物品,仅初三、十二日两次,就得到明臣给予的三头牛、四头猪、盐四百二十五斤,以及兀剌、红布等物。
  觉昌安不仅在经济上勤理财务,多次进入抚顺马市,卖出土特产,买进牛、铧、盐、布等物,扩大生产,提高产量,牟取利银,发财致富,而且在政治上也善能观望风色,临机应变,眼明手快,战阵厮杀,发愤图强。他与嘉靖末隆庆年间称雄建州的著名酋长王杲,结为姻亲,以长子礼敦之女嫁与王杲之子阿台,又娶阿台之女为四子塔克世之妻,藉以为靠。他还很可能参加了王杲袭掠辽东人丁牲畜财帛的活动。可是,一旦看到明廷发兵追剿王杲时,叫场就迅速转变了。王杲是建州右卫都指挥,剽悍好乱,嘉靖三十六年(1557)掠抚顺境,杀备御彭文洙,屡掠东州、惠安、一堵墙诸堡。四十一年(1562)设伏,生擒副总兵黑春“磔之”,深入辽阳,掠孤山,戮指挥王国柱等。万历二年(1574)七月,又执抚顺游击裴承祖,剖腹惨杀。明廷大怒,十月发兵征剿,破杲寨,斩一千余级,三年(1575)八月,磔杲于京。觉昌安与王杲是双重联姻,亲上加亲,照说应站在亲家的立场,跟从王杲,抗敌明兵。可是,明帝震怒,大兵追剿,重兵压境,如若孤注一掷,与明对抗,无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是笃念至戚之谊,共抗明军,同归于尽,还是以本身安危为重,置亲不顾,临阵反戈,投奔敌营,立功补过,免于灭顶之灾,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两个利害悬殊的结局。在这决定整个家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觉昌安和塔克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一条通路,与王杲决裂,投到明宁远伯李成梁总兵官麾下,报告边情,指引道路,从征厮杀,为消灭王杲而竭尽全身之力。
  王杲之所以能横行二十年,屡败明兵,主要是靠联合诸部和坚守险寨,这也是历代女真名酋称强的基本条件。女真居住偏僻地区,高山密林,行走不便。五岭、喜昌、石门诸隘,“人骑不能成列”。王杲所住之寨,依山阻险,城坚堑深。阿台的古勒寨,异常陡峻,“三面壁立,壕寨甚设”,明军人地生疏,不知路径,枪炮沉重,难以运行。因此,王杲可以进退自如,得势,则深入明地,掳掠人畜,袭杀官兵;失利,则逃匿故地,倚险固守,休养生息,串联他部,一有机会,东山再起,明将对此很难应付。可是,觉昌安父子的投明,就使战守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觉昌安是一部之长,他们六弟兄强盛之时,“自五岭迤东,苏苏河迤西,二百里内诸部,尽皆宾服”。他的归顺明朝,必然影响其他建州女真部落与王杲的关系,削弱了王杲势力。而且,觉昌安父子久居祖地,深知“夷”情,熟谙路途,又是王杲亲家,知悉姻亲底细,一旦充当明军向导,就使王杲失去了“地利”的有利条件,陷于被动局面。
  

第三节  癸未起兵(3)
明万历二年(1574)十月,李成梁率军数万,攻取王杲之寨,纵火焚烧,杀掠人畜殆尽。王杲突围出走,三年(1575)二月复纠众入掠,又为明兵击败,逃匿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王台处,七月被王台执送北京,磔于市。王杲之子阿台图报父仇,屡次纠众掠边。十一年(1583)李成梁再领大军出击,取阿台的古勒寨及其同党阿海的莽子寨,杀阿台,“杲自是子孙靡孑遗”。
  王杲、阿台之死及其家族的衰落,与觉昌安、塔克世为明兵向导,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文献认为是塔克世引导明军攻王杲。如马晋允的《明通纪辑要》载称:“王杲不道,歼我疆吏,李成梁因他失为响导,遂枭王杲于藁街。他失者,叫场之子,杲之孙婿也。”黄道周的《博物典汇·建夷考》写道:“先是奴酋父他失有胆略,为建州督王杲部将。杲屡为边患,是时李宁远为总镇,诱降酋父,为宁远响导讨杲,出奇兵,往返八日而擒杲。”
  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则载称叫场与塔失父子皆为向导,从征王杲。该书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晋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时,追叙说:
  其祖叫场,父塔失,并及于阿台之难。至是,斩克五十以献,乞升赏。又因贡夷马三非,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今复身率三十二酋保寨,且钤束建州、毛怜等卫,验马起贡,请得升职长东夷。时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在庭,会查本夷原领敕三十道,系都指挥,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后并死兵火,良然。
  两说有所差异,联系历史形势来看,《皇明从信录》的记载,更为准确。其一,万历二年(1574),塔克世约三十余岁,虽值壮年,能征善战,可是其名不扬,凡事皆父觉昌安出面办理,前引明代辽东档案,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只写了叫场,未写塔克世,即系明证。《清实录》亦仅述觉昌安之有为,降服附近各部,未言塔克世有何功勋。从亲家变仇敌,为明向导,这样大的事,叫场不点头,不出面,塔失怎敢自由行动。其二,《皇明从信录》引的是努尔哈赤自己的话,他遣“贡夷”马三非,呈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如无其事,怎敢胡说,怎能冒功?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右庭,复查之后,亦得出相同的结论,肯定“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这样的材料,比《明通纪辑要》,当然更有说服力,就史料价值而论,《皇明从信录》的记载,显然更为可靠。由此可见,觉昌安、塔克世父子都为明军引路,参加了消灭王杲的战争。
  觉昌安父子还为李成梁作向导,攻打阿台,并因此而死于战乱之中,这就是清人所谓的景、显二祖之死。在这个问题上,《清实录》等官书的记述,颇有失真之处。例如,《武皇帝实录》卷一载:
  秃隆城有尼康外郎者,于癸未岁万历十一年唆构宁远伯李成梁,攻古勒城主阿太……成梁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阿太妻系太祖大父李敦之女,祖觉常刚闻古勒被围,恐孙女被陷,同子塔石往救之。既至,见大兵攻城甚急,遂令塔石候于城外,独身进城,欲携孙女以归,阿太不从。塔石候良久,亦进城探视,及城陷,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并杀觉常刚父子。后太祖奏大明曰,祖父无罪,何故杀之。诏下,言汝祖、父,实是误杀。
  《武皇帝实录》此叙,破绽不少。既然是明朝大帅宁远伯李成梁亲统大军出征,重兵包围城寨,而且“攻城甚急”,身为阿台的亲家,觉昌安怎能独身进城,怎能携女出围?塔克世又怎能继入城中?如此自由出入,与炮火纷飞弹矢如雨的鏖战气氛,怎能协调?实录撰修者这样编写,用心良苦,其目的不过是,欲图掩盖觉昌安父子背亲弃友投靠明军的不光彩行为。明人记载却一致认为,叫场、塔失是为明军引路进攻阿台,而死于兵火。例如: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载:“先是李宁远捣阿台,奴儿哈赤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为响导……因兵火死于阿台城下。”
  苕上愚公《东夷考略》载:“初奴儿哈赤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阿台,为响导,死兵火。”
  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其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阿台为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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